“地方”不是终点，而是道路

唐诗人：黄平老师好，感谢您支持参与《广州文艺》新一年的“新南方论坛”栏目。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已有很多，要想找到新的讨论点已经不易。出于多种考虑，新的一年我们准备以“南北对谈”形式丰富此栏目，请南方作家与北方作家对谈、南方评论家与北方评论家对谈。不知黄平老师您怎么理解“南北对话”这样的栏目形式，之后的南北作家、评论家对话，您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拓展或许会更理想？

黄 平：谢谢唐诗人老师，感谢《广州文艺》诸位老师的邀请。近年来以“地方”为视角的讨论渐渐兴起，颇有近四十年前“寻根文学”兴起时的景象。这当然也是半开玩笑的话，仔细辨识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的话，有相近的逻辑，也有明显的差异。

就我个人来说，在2019年11月13日—16日于辽宁师范大学举办的“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我在会议发言时汇报的是《“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写于当年夏天，发表于2020年初的《吉林大学学报》），“新东北”这个说法由此滥觞，得到很多师友的回应。当下“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等提法此起彼伏，云蒸霞蔚，遂成盛景。

不过，就我个人的本意来说，我言说中的“东北”，并非完全对应于地理空间。我在2022年春天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出东北记》，在讨论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三位代表作家之外，还专门有一章讨论王占黑。占黑出生于嘉兴，求学、写作、定居于上海，和东北相距千万里。但是在我看来，王占黑也属于“新东北作家群”。如果觉得这里的“东北”凌驾于嘉兴或上海的话，那么将双雪涛他们称为“新嘉兴作家群”，也无所谓。甜粽子咸粽子之争，汇流于粽子名城嘉兴，又有何不可。

就像我反复啰唆的一句话，“东北”是一个比喻。我想借这次机会，借贵刊版面声明一句：我过去不是，未来也不会是地方本位主义者，我从来不认为地方文化对于文学创作是决定性的因素，我甚至怀疑是否有统一的地方文化。比如辽宁的地方文化是什么？上海的地方文化是什么？广州的地方文化是什么？恐怕众说纷纭，因人而异。我也很反对以籍贯来判断一个人。无论我出生的东北，还是我定居的上海，都深受这种地域标签所扰。

作为比喻的“东北”，在我这里指向“普通人”。“新东北作家群”之所以受到欢迎，不在于他们写的是东北，而在于他们通过东北，书写了以“下岗”为标志的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尊严。在经济发展遭遇一定难题的时刻，在青年就业形势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时刻，子一代对父辈的命运感同身受。我正是由此定义我投身其中的“东北文艺复兴”：东北的复兴，并不仅是东北这一地理空间的复兴，而是超越东北地域的普通人的复兴。

按照对谈体例，下面由我请教诗人兄：如果我们以“地方”为视角来理解文学的话，一个前提就是“地方”是什么。这里的一个危险是将“地方”固化，比如某个地方的人一定会有某种文化，某种文化一定会推导出某种文学。这甚至会导致部分作家迎合这种强势话语，来表演这种预设好的“地方”。就栏目所讨论的“南”与“北”而言，我蛮想知道大家觉得哪些特征是“南有北无”，或者反过来问也可以，哪些是“南无北有”？

唐诗人：辨析什么特征是“南有北无”或“南无北有”，或者更接近一下，辨析“新南方”与“江南”的“南方”文学之间的孰有孰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判断都可能找到例外。我并不认为从地域出发去对话交流是寻找差异，更不是占资源抢地盘式地划分某些东西你有我无、我有你无，反而是寻找共识，或者说立足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去探讨共同的问题，以此让一些经常被简单化的问题有更丰富、更多视角的观照和思考。我注意到杨知寒不久前获得宝珀文学奖首奖时，在台上闪出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必须保卫复杂。我想，无论“新东北文学”还是“新南方写作”，都是对复杂的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书写。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经济情况和文化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异，要界定中国的现实特别难，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可能穷尽当代中国的“复杂现实”。对话，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同时也保卫这种复杂性。

您说以地方为视角来理解文学时，这个作为前提的“地方”是什么，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当代世界，要正面下一个定义已经不可能。但是，不能下定义并不意味着“地方”真的就消失了，就像我们的味觉记忆，即便我们离开家乡、不再喜欢家乡的味道，但那种记忆却是难以抹除的，很可能伴随一生。而且，“地方”并非绑架某个作家的脚镣，它完全可以是作家刺入现实、抵达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切口，像您说的，“东北”只是一个比喻，我觉得也可以表述为：“东北”是一个文学的切口。通过这个切口来写一个更广大的现实，也就是您说的：“他们通过东北，书写了以‘下岗’为标志的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尊严。”我想，如果没有东北这个切口，没有东北老工业城市无数的父辈“下岗”记忆，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写作就会是另外的面貌。

话说回来，无论是“新东北文学”，还是“新南方写作”，都有一个“流动性”作为大背景。您在《出东北记》里，开篇就记录了您自己离开东北的情况，有段话概括得很好：“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注定在20世纪9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岗，注定在新世纪选择离开。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几百万人的出东北记。”“新东北文学”有这样的“出东北”的历史大背景。“新南方写作”如果以粤港澳大湾区、以岭南为典型的话，这与东北作家群的“出东北”不同，“新南方”作家群很多是外来的、是大湾区城市的新移民，这些外来的作家，里面有很多是来自北方，像王威廉来自大西北陕西、蔡东来自山东，香港的程皎旸来自北京、吟光来自安徽，即便是出生在岭南等地的本土作家，也都有北方、海外生活经验，包括我自身，出生在江西，在东北上大学后又回到南方。由我自己来开始这第一期的新东北新南方对话，也是因为我自身兼有的东北生活经验和南方人身份。说这些是想强调，今天探讨新南方或新东北或别的地方文学概念，都有一种“后地方”的特征，不再可能只是就地方谈地方，都有其超越具体地域、指向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面向。但对比“新东北”的“走出”与“新南方”的“流入”，却是很有意思的角度，想请您谈谈这种差别可能蕴含的文化意味。

黄 平：诗人兄好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移入或移出，不是向着某个固定的地方去，而是向着经济发达的地方去。比如我的家乡辽宁，曾经也是移民省份。大家可能以为我要举“闯关东”的例子，不用那么久远。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就是重要人口移入的区域。核心因素很简单，当年的辽宁经济发达，工资高——彼时全国工资改革大讨论，提出的口号是向东北看齐。我看很多研究现在拿天气举例子，表示天气寒冷不适合定居云云，北欧也冷，有机会定居哥本哈根，去不去呢？很多事情说穿了，就是经济调节。

所以与其讨论表面上的“地方”，不如讨论深层次的“结构”。正是经济不均衡，产生了移入或移出。“新南方”的情况也出现于“新北京”，同为北上广，移民时代都会产生出漂移的文学。所以真正扮演决定性因素的，是“经济”所指向的社会结构。

回到我更熟悉的“新东北”上来，“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正是对新自由主义那套成功学、那套优绩主义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和上海中产阶级焦虑有关。成功学这套优绩主义的把戏，把人生变成丛林般的竞技场。在优绩主义的丛林里，我们每个人都恐惧失败，因为失败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失败意味着尊严被剥夺。怎么理解父辈的东北，会改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通过对于父辈的回望，“子一代”将重新确认尊严的价值，把尊严这个词，从成功学那里重新夺回来。故而，“东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我由此请教诗人兄：在文学潮流的意义上，“新东北写作”比较清晰，“新南方写作”还有些模糊。和“新东北”相比，怎么界定“新南方”的边界，是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新南方”是高度流动的，在这种流动中蕴含着“去地方”，或如兄所言“后地方”。怎么从“地方”这个视角出发来定位一种“去地方”或“后地方”的文学？我很期待相关的理论构建。

唐诗人：为“新南方写作”划定边界，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我在主持这个栏目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像“新东北文学”那样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风格？最后我放弃了，我开始想：为什么一定要从文学风格层面来界定“新南方写作”？有没有别的维度？如果从风格维度来看，王威廉与陈崇正的风格完全不同，林棹与陈春成的风格更是相差甚远，朱山坡与林森也没什么可比较的。那不从风格来界定，还有什么维度吗？我个人阅读双雪涛、班宇、郑执、杨知寒等“新东北作家”作品时，感受到了浓浓的“现代性审美”意味，感受到的是一种工业化城市没落带来的荒原感和虚无感。“现代性审美”，这与我们这几代人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是契合的，就是推崇现代叙事精神，相信文学要去表现现代社会的荒原化真相。与此相比，“新南方写作”可能就不太一样，它内部的驳杂性只是南方之南文化驳杂性的直接体现，但不管它们有什么题材故事、用了什么叙事风格，普遍都在寻求一种异质性和例外性。王威廉写“后生命”“野未来”，即便风格很哲性，但要表达的思想却是为野生的、普通的、例外的生命寻找新的希望空间；陈崇正《悬浮术》《美人城手记》即便是魔幻、科幻、武侠的大综合，但它们要表达的一种基础性心声就是为少数人说话、替少数人发声；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虽写历史写战争，但塑造的人物却是边缘化的、文学化的软弱者形象，他是在边缘说话、为弱者站台；林棹《潮汐图》用珠江上的巨蛙来讲历史说故事，是以受害者、非人类的视角来讲述现代文明的虚伪与罪恶；陈春成《竹峰寺》里要藏起来的钥匙，是为挽救那些被时代抛弃的记忆；林森《海里岸上》中，岸上和海里形成巨大的张力，其中的撕扯正是为表现一种“离心力”……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我想，如果从思想上的异质性追求来界定“新南方写作”，以此区别“在南方写作”，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界定。

黄 平：认同诗人兄的看法，我也认为“地方”不是终点，而是道路，通向更大更有普遍性的问题。无论东北抑或南方，每一处“地方”确实有相对的差异性，但这个差异不是本质化的独异性，而是和更为广大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和本质化的为独异性辩护相比，独异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博弈，可能更为重要。无论我们从东北出发，还是从南方出发，在这个意义上，总会相逢。

唐诗人：谢谢黄平老师，“南北对话”就是在创造机会“相逢”。

责任编辑：姚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