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母相同

一

大雨将至，天空暗沉，低飞的蜻蜓像酒后找不到家门的醉汉，有些险些撞到她的怀里。在这条不过百米长的水杉夹道里，她走得很平静，不像是没有伞的人。她的视线从一棵杉树的根部往上爬，爬到树干，再爬到树冠，最后将目光刺入天空。她仰着头，闭着眼睛，期待第一滴雨落下来——雨没有回应她的期待。

水杉夹道的一侧是一片荒草地，不远处是镇小学的围墙，已见沧桑，墙上的屋漏痕像女孩子哭花的眼妆，另一侧有一口池塘，水依旧浑浊，伴有腐败气息，上面漂着一些漫不经心的浮萍，还有一丛手指苍穹的菖蒲，堤坝上的野草严密地做防守，仍然阻挡不了一些垃圾的强势闯入。虽然存在败笔，她还是喜欢行走在这幅画里。每次回到小镇，为了最大限度压缩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她都会来这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来来回回地走，不愿走出画框。

池塘边的那株柳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一株一人多高的小树，她得出结论——小树不是柳树亲生的。从很久以前开始，不管是熟人、陌生人，还是荧幕里的人，她总是下意识地去观察那些父母身边的孩子，看他们遗传了父母身上哪些特点，有些人是眉眼，有些人是脸型，有些人是发质，有些人是身材，有些人是走路的姿势。再后来，这种隐秘的观察不限于人，涉及动物和植物。

她是小学数学老师。之前上课，讲解到分数那个单元异分母加减的运用时，班里那对双胞胎男孩的哥哥问她：“老师，那就是把不是一家人的分数，通分变成一家人，就像我和我弟长得一样，我们和我爸又长得很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她却掉入通分的魔圈中。

她惊叹这个孩子的想象力，因为除了人，其他动物和植物，她从未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嫁接在没有具象生命的物体上，更别说这种虚拟的存在。

人们总是喜欢说，很快就长大了。看着一只鸡崽这样说，看着一棵树苗这样说，看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这样说。人们还总是喜欢问各种她不喜欢回答的问题：你怎么姓邢，你爸不是姓高吗？你结婚了没？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却没有人问她：你哪天长大的？

她一直期待有人这样问她，那她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200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长大的。如果那人还要追问为什么，她就会闭口不谈，让那根在心里扎了20年，已经锈蚀得成为心脏一部分的钢刺继续存在。她还在等待时机，但她总是会不自觉地去想象某一天亲手将它从心里剜出来，然后看着不管是心脏，还是钢刺，都鲜血淋漓的样子。

她将2002年那个夏日傍晚，定义为她童年的最后一天。

那天以后，漫长的光阴过去了，世界在变，村庄在变，人们在变，但对她来说，不外乎那个从门缝中偷看到的场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没有阳光雨露，时间也能让其生根发芽，见风生长，还有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怨恨，也似乎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后来她明白，怀疑和怨恨一旦有了年岁，就不再是寄居在人心上的附着物了，它们成了有独立生命的产物，且以木马的方式存在，会随时随地自动篡改心情系统文件。

昨天高中同桌结婚，她早早就从婚礼现场撤了出来，都没有等到发喜糖礼盒。

穿着雪白婚纱的同桌被灯光以及所有人的目光照耀得光彩夺目，婚礼司仪激情四射地说着一些陈词滥调的祝福语。空气滞重得出奇，仿佛整个城市的污浊都汇集于此，音响的声音太大，头疼得像有人在太阳穴处跳探戈，她坐在那儿，觉得每一秒钟都在煎熬。那时候她突然想到一个词——离群索居，她觉得那是为她量身定做的生活。

“我们几个人，就剩你了。”坐在她右手边的女同学说。

她抿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水：“一个人多自在。”

她没有正经谈过一次恋爱，大学的时候，她也喜欢过一个男生，但那份喜欢欠缺火候，所以她没有表白，更没有想要结果。有时候她会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定位，认为自己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关于家庭，她也并不是很想拥有，她对自己、对那没有具象的另一半都没有信心。与其在爱情和忠诚都不一定能持久的婚姻里去挣扎一辈子，不如不开始。

女同学又转移话题：“你脸上的雀斑在哪儿去掉的，医院还是美容院？”

“我去一下洗手间。”她起身。

刚走出两步就听到身后有人对那个女同学说：“你无聊就吃点儿东西，她明显就不想搭理你，自找没趣干吗？”

洗手间里，她对着镜子仔细看自己的脸，冷白皮，丹凤眼，瓜子脸，薄嘴唇，眉毛疏淡，虽然略施粉黛，却掩盖不住一副刻薄相。雀斑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共做了三次激光祛斑，才有了成效。但她知道，这也是暂时的，对于这种出生就有的顽固性雀斑，根本无法根除。小时候，亲戚们看到她满是雀斑的脸，会疑惑地说，高家这边没有谁长雀斑，虽然她妈没有雀斑，但应该是她妈那边遗传的了。

最近她在考虑要不要等到暑假的时候去割个双眼皮，再做个丰唇。她想改变自己的容貌。如果母亲看到她整容后的样子，只要说一句责怪的话，她就歇斯底里地将那个封存在心瓶里的魔鬼放出来：我为什么要整容？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二

她还是先回了一趟老家。那个生养她、结束她童年的家，也是她用很多个挑灯学习的夜晚，换来逃离的资本的家，隐藏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村中。自从写作后，接触到一些文学圈里的人，大家都说，故乡和爱情，是文学永远的母题，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她的笔，几乎不曾提及这两样。她曾经在一篇小说中写道，童年的灰暗经历会将一个人的心塑造成两种样子：一种像蛞蝓一样，遇到一点儿挫折就像浑身撒了盐，瞬间化成一摊水；一种像核桃，坑坑洼洼且坚硬无比。她认为自己是这两种形态都具备了，有时敏感脆弱，有时又冷硬如铁。

双开木门上两个黑黢黢的门环间，落了一把铜锁。她轻轻推了一下门，门呻吟一声开出一个半掌宽的空隙。她的目光透过这个空隙，先是落在厅屋中央的四方木桌上，再移到木桌后面的长条书几上，又扫了一眼书几上方的江山红日中堂画，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书几中央的一座老式摆钟上。她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爬行，那记忆中的画面像按压至水下的皮球，松手的那一瞬猛地蹿了上来。

四方木桌上，摆着好几道下酒菜，有咸鸭蒸花生米，有青椒炒鸡蛋，有蒸茄子，还有一道丝瓜汤。桌子两边，坐着一男一女，正在举杯，杯中的白酒叫“醉三秋”，是她刚从隔壁村的一个小商店买来的，跑腿费是一根冰棍。那对男女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清，他们的声音很小，又或者是她专注且紧张于偷窥的行为中，听觉暂时丧失了。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V领紧身T恤，衣服将她那雪白的脖颈、圆润的胳膊衬托得如镀了月色。女人站了起来，端着酒杯，从桌子这边慢悠悠地走向男人那边，她发现女人穿着一条雪白的裤子，裤腿宽松，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像微风拂过水面产生的波纹。男人侧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女人的一只手却按在了他的胳膊上，没有让他起身，然后手中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男人的酒杯，男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女人笑得像一朵被风吹拂的花儿，枝叶摇摆，然后他们各自仰脖将酒一饮而尽……这个女人是她的母亲，而男人却不是她的父亲。

她已经12岁了，虽是懵懵懂懂的年纪，这场景仍然像一枚炸弹，穿过她的双眼，到达她的大脑，摧毁了她灵魂的一部分，那部分里肯定是有叫“天真”和“童年”的东西。摆钟的“当当当”声正好响起，掩盖了她逃跑的声响，以及不比钟声弱的她如擂鼓般的心跳。

她有时候想，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幕，她这20年会不会过得不一样。有时候她也觉得是天意，注定要让她看见，让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姐姐那时候吃完饭就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弟弟还在和小伙伴们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不过她猜测，即使被他们看见这个场景，也不会产生影响，姐姐粗枝大叶惯了，弟弟还小，根本不懂这些。只有敏感，并且善于观察细节的她，会对这样的场景产生无尽的想象，又让这想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自己。

“当当当……”这记忆里的钟声穿过20年的光阴再次敲在她的心上。她一阵心慌，抓住门环，用力拉合木门，将门缝里的场景和钟声关在了里面。

“二丫头，你怎么来这里了，从你弟那边过来的？”是父亲的声音。

她扭头，看到父亲扛着锄头，慢悠悠地走来，背后的锄头把上挂着一篮子豆角、青椒、茄子。

“还没去镇上。”虽是说谎，却因淡淡的语气不露一丝破绽。

父亲没有多问，放下锄头和竹篮，到压水井边压了一管水洗了手，掏出钥匙过来开门。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好像从未拥有过这个家的钥匙。这把锁有几把钥匙呢？父亲一把，母亲一把，弟弟一把，或许姐姐和弟媳也各有一把，唯独她是那个例外。真悲哀啊。

她去曾经和姐姐一起住的房间看了看，屋子里堆放着很多杂物，床是空的，裸露的床板上放着两个稻箩。她又进了父母的卧室，盯着三门橱玻璃后贴着的全家福发呆。照片背景是颜色虚假得过分的碧海蓝天和椰树。父母坐在长凳上，弟弟坐在他们中间，姐姐和她站在他们的身后，姐姐和弟弟都笑得很开心，她穿着一件姐姐穿旧了的大红色棉袄，板着脸，眼睛仿佛在瞪着拍照的人。她还记得拍照那天是弟弟的10岁生日，本来准备只给弟弟拍的，姐姐说，家里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应该拍一张。这个提议得到了父母的一致同意。临出门的时候，她其实不想去，甚至很想大喊出来：我和你们又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不拍。但这句话在心里七上八下乱窜，没有冲出她的口。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她顶瞧不起自己的地方——敢怒不敢言的胆小鬼。她再次仔细比对他们姐弟仨与父母长相的相似度。姐姐长得像母亲，白皮肤，大眼睛，但眼间距有点大，下巴有些前倾，导致脸部内陷，从侧面看，像半个括弧。弟弟长得像父亲，皮肤有点儿黑，方脸，浓眉大眼，鼻子很坚挺，看上去一脸正气。只有她，既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在这张全家福里，她像一头混入羊群的猪。

她想到班里那个双胞胎哥哥说的话。在她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分母分数，只有她一个人是扎眼的异分母分数，并且，没有人愿意和她通分。

8岁的时候，邻居拿她开过玩笑：“你是你爸妈上街捉猪崽的时候，在猪窝里捡来的。”

她说：“你骗人，我又不是猪。”

当时父母都在场，却没有反驳，更没有给她安慰。她很生气，流着眼泪跑开，跑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反而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虽然不怎么疼，但她哭得更厉害了。这是她学龄前，唯一记得的一件事。

后来，她隐约得知，她出生后，因为又是一个女孩，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动过将她送给别人的念头，但最终为什么没有送，原因她不太清楚。

她在门缝里看到的那个男人是这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篾匠，他做活儿仔细，按工计费，却从不混时间，编制的竹制用品好看又耐用，所以乡亲们有需要就会将他请到家里。他一日三餐在雇主家，但不留宿，往往这一家做完了，就会受到村里另一家的邀约。男人叫刘长根，就住在邻村，那个夏天，他在她们家待了半个月之久，编制了一床竹席、两个稻箩、两个竹篮，还修补了簸箕。重要的是，刘长根完工走后，村里就有了一些流言，父亲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虽然是回来“双抢”的，但他在家的那些天，火气一直很大，家里的气氛也如乌云压境。

一天，她受父亲的吩咐，带着弟弟，揣着二十块钱，上街去买肉、买盐、买酱油。走到小溪上的拱桥上时，弟弟趴在桥边说：“好热，我想下去玩会儿水。”她也很热，即使打了一把雨伞，也根本挡不住太阳的热情，她的衣服已经汗湿了，脚上穿的塑料凉鞋感觉像要熔化。她想时间还早，待会儿跑快一点儿，不耽误晚上的肉下锅就行。下了水，他们就被小螃蟹、小鱼小虾牵住了脚步，等意识过来时，阳光已经稀薄了，她拽起还不愿起身的弟弟，倒掉好不容易抓住的、盛放在雨伞中的小鱼小虾，快步赶路。越着急越快不起来，湿了水的凉鞋跑起来滑溜溜的，脚一直往外蹿。他们索性脱掉凉鞋，赤脚奔跑在山路上。到了街上，她奔向常光顾的那家肉摊，发现肉已经卖完了，又去了另一家，案板上油乎乎的土布下面，还盖着一块肉，她舒了一口气。“称一斤肉。”她一边说，一边去掏裤子口袋里的钱。右边没有。左边没有。明明她把那两张10元折得整整齐齐，放在裤子口袋的。她不死心，把两只口袋底翻出来，又去翻弟弟的口袋，都不见钱的踪影。她吓得浑身颤抖，甚至打了一个冷战。肉已经切了用草绳系好了，肉铺老板提着肉，看着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好意思，钱不见了，肉不要了。”她红着脸说，拉着弟弟往回跑。肉铺老板在后面骂了一句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