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母相同
作者: 夏群一
大雨将至,天空暗沉,低飞的蜻蜓像酒后找不到家门的醉汉,有些险些撞到她的怀里。在这条不过百米长的水杉夹道里,她走得很平静,不像是没有伞的人。她的视线从一棵杉树的根部往上爬,爬到树干,再爬到树冠,最后将目光刺入天空。她仰着头,闭着眼睛,期待第一滴雨落下来——雨没有回应她的期待。
水杉夹道的一侧是一片荒草地,不远处是镇小学的围墙,已见沧桑,墙上的屋漏痕像女孩子哭花的眼妆,另一侧有一口池塘,水依旧浑浊,伴有腐败气息,上面漂着一些漫不经心的浮萍,还有一丛手指苍穹的菖蒲,堤坝上的野草严密地做防守,仍然阻挡不了一些垃圾的强势闯入。虽然存在败笔,她还是喜欢行走在这幅画里。每次回到小镇,为了最大限度压缩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她都会来这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来来回回地走,不愿走出画框。
池塘边的那株柳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一株一人多高的小树,她得出结论——小树不是柳树亲生的。从很久以前开始,不管是熟人、陌生人,还是荧幕里的人,她总是下意识地去观察那些父母身边的孩子,看他们遗传了父母身上哪些特点,有些人是眉眼,有些人是脸型,有些人是发质,有些人是身材,有些人是走路的姿势。再后来,这种隐秘的观察不限于人,涉及动物和植物。
她是小学数学老师。之前上课,讲解到分数那个单元异分母加减的运用时,班里那对双胞胎男孩的哥哥问她:“老师,那就是把不是一家人的分数,通分变成一家人,就像我和我弟长得一样,我们和我爸又长得很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她却掉入通分的魔圈中。
她惊叹这个孩子的想象力,因为除了人,其他动物和植物,她从未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嫁接在没有具象生命的物体上,更别说这种虚拟的存在。
人们总是喜欢说,很快就长大了。看着一只鸡崽这样说,看着一棵树苗这样说,看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这样说。人们还总是喜欢问各种她不喜欢回答的问题:你怎么姓邢,你爸不是姓高吗?你结婚了没?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却没有人问她:你哪天长大的?
她一直期待有人这样问她,那她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200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长大的。如果那人还要追问为什么,她就会闭口不谈,让那根在心里扎了20年,已经锈蚀得成为心脏一部分的钢刺继续存在。她还在等待时机,但她总是会不自觉地去想象某一天亲手将它从心里剜出来,然后看着不管是心脏,还是钢刺,都鲜血淋漓的样子。
她将2002年那个夏日傍晚,定义为她童年的最后一天。
那天以后,漫长的光阴过去了,世界在变,村庄在变,人们在变,但对她来说,不外乎那个从门缝中偷看到的场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没有阳光雨露,时间也能让其生根发芽,见风生长,还有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怨恨,也似乎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后来她明白,怀疑和怨恨一旦有了年岁,就不再是寄居在人心上的附着物了,它们成了有独立生命的产物,且以木马的方式存在,会随时随地自动篡改心情系统文件。
昨天高中同桌结婚,她早早就从婚礼现场撤了出来,都没有等到发喜糖礼盒。
穿着雪白婚纱的同桌被灯光以及所有人的目光照耀得光彩夺目,婚礼司仪激情四射地说着一些陈词滥调的祝福语。空气滞重得出奇,仿佛整个城市的污浊都汇集于此,音响的声音太大,头疼得像有人在太阳穴处跳探戈,她坐在那儿,觉得每一秒钟都在煎熬。那时候她突然想到一个词——离群索居,她觉得那是为她量身定做的生活。
“我们几个人,就剩你了。”坐在她右手边的女同学说。
她抿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水:“一个人多自在。”
她没有正经谈过一次恋爱,大学的时候,她也喜欢过一个男生,但那份喜欢欠缺火候,所以她没有表白,更没有想要结果。有时候她会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定位,认为自己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关于家庭,她也并不是很想拥有,她对自己、对那没有具象的另一半都没有信心。与其在爱情和忠诚都不一定能持久的婚姻里去挣扎一辈子,不如不开始。
女同学又转移话题:“你脸上的雀斑在哪儿去掉的,医院还是美容院?”
“我去一下洗手间。”她起身。
刚走出两步就听到身后有人对那个女同学说:“你无聊就吃点儿东西,她明显就不想搭理你,自找没趣干吗?”
洗手间里,她对着镜子仔细看自己的脸,冷白皮,丹凤眼,瓜子脸,薄嘴唇,眉毛疏淡,虽然略施粉黛,却掩盖不住一副刻薄相。雀斑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共做了三次激光祛斑,才有了成效。但她知道,这也是暂时的,对于这种出生就有的顽固性雀斑,根本无法根除。小时候,亲戚们看到她满是雀斑的脸,会疑惑地说,高家这边没有谁长雀斑,虽然她妈没有雀斑,但应该是她妈那边遗传的了。
最近她在考虑要不要等到暑假的时候去割个双眼皮,再做个丰唇。她想改变自己的容貌。如果母亲看到她整容后的样子,只要说一句责怪的话,她就歇斯底里地将那个封存在心瓶里的魔鬼放出来:我为什么要整容?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二
她还是先回了一趟老家。那个生养她、结束她童年的家,也是她用很多个挑灯学习的夜晚,换来逃离的资本的家,隐藏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村中。自从写作后,接触到一些文学圈里的人,大家都说,故乡和爱情,是文学永远的母题,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她的笔,几乎不曾提及这两样。她曾经在一篇小说中写道,童年的灰暗经历会将一个人的心塑造成两种样子:一种像蛞蝓一样,遇到一点儿挫折就像浑身撒了盐,瞬间化成一摊水;一种像核桃,坑坑洼洼且坚硬无比。她认为自己是这两种形态都具备了,有时敏感脆弱,有时又冷硬如铁。
双开木门上两个黑黢黢的门环间,落了一把铜锁。她轻轻推了一下门,门呻吟一声开出一个半掌宽的空隙。她的目光透过这个空隙,先是落在厅屋中央的四方木桌上,再移到木桌后面的长条书几上,又扫了一眼书几上方的江山红日中堂画,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书几中央的一座老式摆钟上。她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爬行,那记忆中的画面像按压至水下的皮球,松手的那一瞬猛地蹿了上来。
四方木桌上,摆着好几道下酒菜,有咸鸭蒸花生米,有青椒炒鸡蛋,有蒸茄子,还有一道丝瓜汤。桌子两边,坐着一男一女,正在举杯,杯中的白酒叫“醉三秋”,是她刚从隔壁村的一个小商店买来的,跑腿费是一根冰棍。那对男女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清,他们的声音很小,又或者是她专注且紧张于偷窥的行为中,听觉暂时丧失了。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V领紧身T恤,衣服将她那雪白的脖颈、圆润的胳膊衬托得如镀了月色。女人站了起来,端着酒杯,从桌子这边慢悠悠地走向男人那边,她发现女人穿着一条雪白的裤子,裤腿宽松,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像微风拂过水面产生的波纹。男人侧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女人的一只手却按在了他的胳膊上,没有让他起身,然后手中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男人的酒杯,男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女人笑得像一朵被风吹拂的花儿,枝叶摇摆,然后他们各自仰脖将酒一饮而尽……这个女人是她的母亲,而男人却不是她的父亲。
她已经12岁了,虽是懵懵懂懂的年纪,这场景仍然像一枚炸弹,穿过她的双眼,到达她的大脑,摧毁了她灵魂的一部分,那部分里肯定是有叫“天真”和“童年”的东西。摆钟的“当当当”声正好响起,掩盖了她逃跑的声响,以及不比钟声弱的她如擂鼓般的心跳。
她有时候想,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幕,她这20年会不会过得不一样。有时候她也觉得是天意,注定要让她看见,让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姐姐那时候吃完饭就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弟弟还在和小伙伴们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不过她猜测,即使被他们看见这个场景,也不会产生影响,姐姐粗枝大叶惯了,弟弟还小,根本不懂这些。只有敏感,并且善于观察细节的她,会对这样的场景产生无尽的想象,又让这想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自己。
“当当当……”这记忆里的钟声穿过20年的光阴再次敲在她的心上。她一阵心慌,抓住门环,用力拉合木门,将门缝里的场景和钟声关在了里面。
“二丫头,你怎么来这里了,从你弟那边过来的?”是父亲的声音。
她扭头,看到父亲扛着锄头,慢悠悠地走来,背后的锄头把上挂着一篮子豆角、青椒、茄子。
“还没去镇上。”虽是说谎,却因淡淡的语气不露一丝破绽。
父亲没有多问,放下锄头和竹篮,到压水井边压了一管水洗了手,掏出钥匙过来开门。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好像从未拥有过这个家的钥匙。这把锁有几把钥匙呢?父亲一把,母亲一把,弟弟一把,或许姐姐和弟媳也各有一把,唯独她是那个例外。真悲哀啊。
她去曾经和姐姐一起住的房间看了看,屋子里堆放着很多杂物,床是空的,裸露的床板上放着两个稻箩。她又进了父母的卧室,盯着三门橱玻璃后贴着的全家福发呆。照片背景是颜色虚假得过分的碧海蓝天和椰树。父母坐在长凳上,弟弟坐在他们中间,姐姐和她站在他们的身后,姐姐和弟弟都笑得很开心,她穿着一件姐姐穿旧了的大红色棉袄,板着脸,眼睛仿佛在瞪着拍照的人。她还记得拍照那天是弟弟的10岁生日,本来准备只给弟弟拍的,姐姐说,家里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应该拍一张。这个提议得到了父母的一致同意。临出门的时候,她其实不想去,甚至很想大喊出来:我和你们又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不拍。但这句话在心里七上八下乱窜,没有冲出她的口。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她顶瞧不起自己的地方——敢怒不敢言的胆小鬼。她再次仔细比对他们姐弟仨与父母长相的相似度。姐姐长得像母亲,白皮肤,大眼睛,但眼间距有点大,下巴有些前倾,导致脸部内陷,从侧面看,像半个括弧。弟弟长得像父亲,皮肤有点儿黑,方脸,浓眉大眼,鼻子很坚挺,看上去一脸正气。只有她,既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在这张全家福里,她像一头混入羊群的猪。
她想到班里那个双胞胎哥哥说的话。在她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分母分数,只有她一个人是扎眼的异分母分数,并且,没有人愿意和她通分。
8岁的时候,邻居拿她开过玩笑:“你是你爸妈上街捉猪崽的时候,在猪窝里捡来的。”
她说:“你骗人,我又不是猪。”
当时父母都在场,却没有反驳,更没有给她安慰。她很生气,流着眼泪跑开,跑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反而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虽然不怎么疼,但她哭得更厉害了。这是她学龄前,唯一记得的一件事。
后来,她隐约得知,她出生后,因为又是一个女孩,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动过将她送给别人的念头,但最终为什么没有送,原因她不太清楚。
她在门缝里看到的那个男人是这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篾匠,他做活儿仔细,按工计费,却从不混时间,编制的竹制用品好看又耐用,所以乡亲们有需要就会将他请到家里。他一日三餐在雇主家,但不留宿,往往这一家做完了,就会受到村里另一家的邀约。男人叫刘长根,就住在邻村,那个夏天,他在她们家待了半个月之久,编制了一床竹席、两个稻箩、两个竹篮,还修补了簸箕。重要的是,刘长根完工走后,村里就有了一些流言,父亲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虽然是回来“双抢”的,但他在家的那些天,火气一直很大,家里的气氛也如乌云压境。
一天,她受父亲的吩咐,带着弟弟,揣着二十块钱,上街去买肉、买盐、买酱油。走到小溪上的拱桥上时,弟弟趴在桥边说:“好热,我想下去玩会儿水。”她也很热,即使打了一把雨伞,也根本挡不住太阳的热情,她的衣服已经汗湿了,脚上穿的塑料凉鞋感觉像要熔化。她想时间还早,待会儿跑快一点儿,不耽误晚上的肉下锅就行。下了水,他们就被小螃蟹、小鱼小虾牵住了脚步,等意识过来时,阳光已经稀薄了,她拽起还不愿起身的弟弟,倒掉好不容易抓住的、盛放在雨伞中的小鱼小虾,快步赶路。越着急越快不起来,湿了水的凉鞋跑起来滑溜溜的,脚一直往外蹿。他们索性脱掉凉鞋,赤脚奔跑在山路上。到了街上,她奔向常光顾的那家肉摊,发现肉已经卖完了,又去了另一家,案板上油乎乎的土布下面,还盖着一块肉,她舒了一口气。“称一斤肉。”她一边说,一边去掏裤子口袋里的钱。右边没有。左边没有。明明她把那两张10元折得整整齐齐,放在裤子口袋的。她不死心,把两只口袋底翻出来,又去翻弟弟的口袋,都不见钱的踪影。她吓得浑身颤抖,甚至打了一个冷战。肉已经切了用草绳系好了,肉铺老板提着肉,看着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好意思,钱不见了,肉不要了。”她红着脸说,拉着弟弟往回跑。肉铺老板在后面骂了一句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