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黄时酒

1

蚕豆掉了有神情的花，一眨眼就饱满了。

缸里的水咸菜坏了情绪，吐了一层乳白的浮沫。那幽暗处生出的臭味令村庄十分满意，就像坏脾气的婆娘才有性情。人们中意这把臭咸菜。它熟透了，有一股沉稳的暗香。早春才入腌的麻菜辣味还重，就像青涩倔强的女人，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只有被时光驯服又自有性情的物事才让人心醉。咸菜抓出坛子来，就像一把旧时光握在手上。淘洗去杂质又少了盐味，透出一种温和的亮色来。热油锅上一“跳”，蚕豆随着下去——只加一点儿清水至煮沸，一道菜就成了。如果是豆仁，只需要多一碗水，锅里的格局就大不一样，那就是一碗“鲜掉眉毛”的汤。碗里有咸味，男人的膀子上才有力气。土地把饱满的蚕豆交出来，是告诉人们到了开始出力的时候了。男人们要喝足了汤水准备下地。

麦子一天一个模样，已经听见穗头炸裂的声音。

刀锋早被磨得雪亮，等待一个准确的时刻。村庄里没有北方人说的麦客。其时机器也不曾进入土地，只有父母的肉身与天时抗衡。人手少的人家要等着换工。土地也要按照一些程序来行事，可刀已经难耐寂寞。父亲从穗头揉下几粒麦子，在手心掂量了一下，又扔进嘴里咂摸着，脸上露出了丝丝浮云一样的阴冷。

麦子还没有熟透，还要再等。

他下午从地里回来，伸手将中午凉了的半碗汤呼啦一口喝下，只剩下豆米和咸菜卧底，就像河水一下子被抽干。他看了看这个情形，心里似乎又有些愧疚——他突然想到了晚上捉襟见肘的饭食。我在一边不敢作声，偶尔咳嗽一下也尽量隐忍。因为一直未见好转的咳嗽，我提前放假回到家中。那时候大多数先生又都是农民，他们也要回家割麦插秧，学校便要照例放忙假。这是一个极不快活的假期，偏偏一年要有两次。我的咳嗽找不到什么原因，合作医疗的先生就说回去养着，怕是营养不好。父亲不知道从哪里问来的偏方：生食小公鸡胆止咳。那活取的鸡胆真是血腥无比。但这可以附带得到一碗鲜美无比的汤。父亲听见我的咳声，又皱皱眉头去屋后抓鸡。那个夏天我大概吃过不下二十只生鸡胆。

夕阳将西天染成血色。父亲的脸上也已经酱红。他中午已经喝过半斤酒，但因为晚上多了一碗鸡汤，他又喝了半斤酒。村子里本是一片麦子的清芬隐隐传来，但因为这酒气，黄昏终于被搅扰得令人心绪不宁。他并没有多吃一块肉，素来只吃鸡头、脖、爪和屁股。不知鸡屁股有什么特别迷人的味道。他总说这是一块活肉。但今天的酒是注定有些不安的。喝完第二杯的时候，二叔走到了门口。他是生产队长，家里说话也颇有些权威。父亲没有抬头，只在嘴里哼了一声：“老二来了，坐下来喝酒。”

二叔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了。父亲是他的亲哥哥。二叔坐下来端起汤碗喝了一口，赞道：“这小公鸡汤真是仙汤。”他是识货的。或者他是一早见到了父亲在河边杀鸡拔毛的场景。父亲站起身来，只进屋几分钟的时间又回来，变魔术一样端出一盘子咸菜炒蛋。那香味几乎把劣酒的气味都盖掉了。他们喝的酒是本地产的一种粮食白酒，是口粮酒，所谓“粮食白、顿顿咽”。谁要是挑理嫌廉价，人们就会说：“臭咸菜当光嘴的，丑婆娘当孤鬼的。”他们极容易说服自己。二叔来了之后，父亲的酒好像才开始喝。他们又满满喝了几碗，一直喝到声音大起来，最终拍了桌子。我和母亲对此有些司空见惯的意味。他们的酒事总是以争吵结束的。今天父亲似乎又话中有话。他反复让二叔先安排自家地里割麦。但二叔一直说：“一碗水要端平。”父亲蛮横起来就拍桌子，并且骂他：“我的肉是被狗吃了。”二叔不理他，自顾埋头把饭就着冷汤扒了，完了把碗拍桌上说：“你酒灌多了！”

母亲劝父亲，他骂完难听话又说：“你们没见那条大菜花蛇穿过路去！”

他说完这些也没有人敢理会。待到那带着酒味的鼾声响起，我们才敢悄悄地睡去。他半夜起来撒泡尿，又会对着天上的月亮说几句醉话。不知道他究竟说的是什么。他总有自己的道理，又常自言自语。他觉得大家都不理解自己的意思。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窗外响起了雨声。

梅雨来了。这是村庄在麦收的时候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很多人觉得这南方的雨好。可它只要是落错了一点儿时刻，事情就会变得十分艰难。这时候父亲好像倒不暴躁了。屋外的气象应验他的说法，他满意地继续鼾睡。睡醒了又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能搬砖头砸天吗？”

雨夜以继日地下起来，父亲就不停地喝酒。他本来就是每天都要喝酒的。干活儿的时候他将酒带到地里。他好像有几口辣酒下肚就浑身有力气。这虽然总有些蛮横，但也是辛苦的力气。天上的雨下到屋里没有干柴了，他依旧比任何人都乐观。他望望屋顶说：“下雨好，屋上有漏，锅里就有肉。”他除了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之外，很有些喝酒的办法。他有一身捕鱼的好办法。或者说为了能喝上酒，他有各种办法。他又总埋怨自己的外祖父，是他教会了自己喝酒。据说他还是孩子的时候，老人就用筷子蘸酒让他尝，他很小就学会了喝酒。但这也不算什么，他们那几辈人都能喝酒。

雨间隙停了一二日，父亲立刻提了刀下地去。这真像是一场与时间的厮杀。雨情不会给人们任何迟疑的机会。一个男人每天要在地里吃好几顿：早饭、腰台、午食、晚茶、晚酒、夜餐。对父亲而言每一顿都要喝几口酒，这就是他的一针“兴奋剂”。他又会不解恨地说：“等到秧窠的事了，一定要找黎先生好好再喝一场。”

其实哪里还有什么黎先生，黎先生早就吃够了苦，自寻短见。父亲在麦田结束了之后，请人栽了秧。栽秧有专门的工人，多是某个村的妇女来。她们还会唱“隔趟栽”的歌。听得不过瘾，就有人喊唱几首骚歌，好像比喝酒还快活。

秧栽下去没几天土地就恢复了情绪。秧苗本来像凌乱的头发，没几天就顺从服贴起来，满眼的生机和自在。也就这三两天的舒心，雨就又下起来。女人们站在家中埋怨：“天漏了。”父亲依旧忙着喝酒。这时候蚕豆已经老了，他用铁锅炒熟到有些焦黑，用盐水和新上的蒜瓣去煮。一碗黑压压的汤水里全是满意。或许卖粮的钱还多两文，他会打块肉回来。他专门挑那种肥肉，便宜又没有人愿意多吃。他自己愿意吃，他用“拖”这个字表达自己的快活。但谈到酒就又变了一种说法：“肉是我的命，有了酒命就不要了。”

这是我所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喝酒的情形。我的父亲在南角墩并不是酒量最好的。他喝酒的故事也并不十分传奇。他就是一个暴躁而平凡的父亲，喝酒只是他的生活方法之一。想起那些湿漉漉的雨季，对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并无什么同情可言，但也未必完全绝望或者悲伤。也许正是因为那种廉价的粮食白酒，那些雨季变得妙趣横生。除了用酒说服自己之外，男人们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我能明白他们已经十分尽力了——就像端起碗来仰着脖子喝下苦水，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

2

我后来愿意喝点儿酒，并不是父亲教会的。我不太愿意看见他酒醉时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一辈人是用醉意来掩饰悲凉。他们应该是越喝越清醒的。他们不如我们后来读了几本书，同时学会了巧舌如簧。所以他们并不同意我们对于酒的态度和能力。我们在酒力上确实处于衰弱的态势，尽管这可能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在一个古镇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大先生鲁迅写过魏晋名士与酒的文章。那时候我就琢磨这个传说从魏晋就得名的小镇与酒的关系。我们所在的平原像一个水盂，这个小镇在最深处的地方。三县交界之地，口音、人色、风物都颇有特质。除了读书人出得多，这里的酒事也是出名的。

清早的茶馆前一阵阵水汽就像河水上的雾岚。端坐的茶客有自己的“谱子”。他们从清晨开始喝早酒，但并不似饭馆里聒噪，好像杯中只倒了二两清茶。通常是蒸饺下酒，又或加一小碟干丝，人多了就是大煮干丝。太阳升起之后，他们抹抹嘴去街上走一圈，就像王巡视自己的城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邦，一律都是黑白灰色调。那些屋舍有些已经摇摇欲坠，但仍一直没有倒塌。他们买一两样菜蔬回去，中午照样要喝上二两，直到脸上有些酒气的红晕泛起来。下午多是在老浴室里小睡，而后去打麻将或者吟诗作画。到下晚清冷起来，便去后河买一块“二刀肉”下酒。二刀肉是猪头肉脖子的部位，冷的，用醋蘸着吃有异香。冬天的时候，镇上有羊汤卖。但这口汤时间有定数，就像是植物的生长。小雪的时候上市，过了腊月就只待来年。他们就靠着天时维系自己的生活。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他们的后人以及外来者也学得这种自在。这是他乡所未见的自在风情。

其时读书的学校，也不像今天这般忙碌。那时候照样出了一辈辈的大学生，颇有建树的也不少。有趣的是来此读书的青年们独独学得这种风范的也不少。这是种别致的生活态度——周末时候三两个学生上街去，在一家小饭馆里坐下来，要几个菜喝汽水，也“装模作样”地过快活日子。

也有偷偷学了喝酒的。店家看是学生并不给烈酒。我就是那时开始偷偷喝啤酒的。稚嫩的身躯被清淡的酒水迷惑。看那古老的房子，也像是有了自己的秘密城邦。一个男人的身体有了酒水的侵入，势必就会增加许多额外的秘密。那些湿漉漉的日子，在并不平整的石板街上，在青灰的街头巷尾，在我的心胸里荡起一阵阵古意的风波，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找到了某种慰藉。对于村庄出生的人而言，现实常常是不愿被提及的。可能倒是那些古老的色调里，有着似是而非的确信。我因此迷恋这种破旧的氛围，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口音。有一次姑母突然对我说：“你在外上了几年学，有了北门人的口音。”“北门”说的就是北乡。那个从魏晋就有的老镇，也许没有一块砖头可以做证，但泥土、口音或者饮酒的品性一定有一些顽固的基因撑着。

北乡人还有一种义气的血性。他们好些人原是在水泊上捕鱼为生的。写水浒故事的施耐庵，老家就在附近的水面上。捕鱼的人多暴躁，因为水不像土地那样守信。他们又反而生得一种顽固的义气，虽然脸上黝黑有些冷漠，但内心自有天真和率性。我有一个中途转学来的同学，他以前在沪上学手艺，觉得实在辛苦就又回来读书。他学业上并没有十分的野心。大概因为过去家里捕鱼的原因，他特别向往水上的生活。他想做一名出海的海员。他因为个头不高且黑，同学给他起了个古怪的外号叫“克奴”。这大概是一个足球明星的外号。他沧桑的眼角露出一种朴素的憨厚，并不与同学计较。有一次他来和我借钱。我其实是同学中著名的困难户。但看他窘迫的样子，我就把身上最后的二十块钱掏出来。心里又有些担心自己下面的日子无以为计，便特别强调：我只有这二十块钱。他拿过钱去，一下子跃登了上铺，从枕头边的盒子里掏出一本邮政的存折，指着内中的数字让我看。我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存折上有五位数字。他告诉我：他问过几个同学，条件都不错的，只有我掏了钱出来。从此他约我出去住。租房吃饭都是他出资，条件是我教他英语。他的刻苦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走读之后我有了更多自由学习的时间。

我们不会做饭。他从家里带来一种米面的“团”在水里养着。那种面食十分黏腻，但挡饱。那几个月我吃了好多这种叫“团”的食物。做法很简单，在电饭煲上蒸一下即可。我知道他是喝酒的。他放学的路上在一家盐水鹅摊买熟菜。通常是剁半边老鹅。扬州人食鹅成风气。北乡的做法成色暗淡一点儿，但味道也是十足的。剁半只老鹅不是小数目，老板又给一袋子花生米，这都是下酒的东西。他在小店里买“稻花香”的白酒劝我一起喝。那时正是梅雨季节，空气里总是湿漉漉的。他不知道听谁说喝酒是可以除湿气的。吃饱喝足了之后，如果见夜色清明起来我们就去跑步，把那些青涩的酒气散在往返于“三道桥”的夜色中。那些日子我们熬过许多苦读的夜，也喝过许多辣人的酒。后来毕业分别也没有像样的联系方式，一阔别竟然几十年。

平原上的日子总是这么湿漉漉的。正二月的烂雨，五月的梅雨，六七月的夏汛，八九月的秋呆子，冬天里的冻雪。想起来总是水淋淋的。所以总有喝一口的借口，岂止是那梅子黄时的雨季呢。村庄里是没有梅子的。人们更不会知道梅子黄时的消息。只有一阵阵湿透时光的“霉雨”，下在永不会空杯的酒水里。

我离开古镇后，又几年回去教书。在镇中过上更安静的生活。我努力地模仿着人们的生活：早茶、买菜、泡澡以及背着手一次次走过石板路。没有人知道我在意这里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有一种迷人的生活氛围。我越来越相信它的古老说话是有底气的。甚至它的每一片绿叶都有万古的幽情。六月学生毕业后，我仍留在学校里。这里有比村庄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结识了两位酒友。学东平是不苟言笑的，这一点像他父亲。他的父亲是位有名的老先生，是我的老师。一肚子学问，举止有古风。我们若都央先生去喝酒，他便戴着礼帽去酒店，见我们摘帽行礼后自行离去。他写过好多本书，八十岁还用电脑敲字。学东在学校工作，但不教书。他话不多，但自己人熟络的如我，可以喝几杯酒。老刘是我的同行，教语文。他有个外号“刘三钱”，谓一斤白酒只留三钱。他好酒但不闹也不劝，更没有见他醉过。我们三个人常一起去喝酒。我仗着年纪小，可以“老少通吃”，一时间喝得特别愉快。我们钻进前河老姚家的饭店里喝酒。这是一爿住家店，屋里陈设破旧，似还能听到屋顶落雨的声音。老姚的水煮肉片是一绝，除此之外没有太多菜。他不愿做太多菜，劝我们说“够了够了”，就自顾坐着喝酒去了。那屋顶似乎又是漏水的，时有水珠落在稀薄的汤里，也有可能是屋上的水汽。在这样的雨天喝酒，比一个人看书要惬意。北乡人把这话说讹了音，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叫“下意”。后来老姚突然把他那八字胡剃了。我感觉情势不妙——又过些日子他央人来把屋子里外都翻修了，从此饭店却不开了。原来他儿子结婚了。这在下河平原叫作“用媳妇”。他到了享福的年龄，加入了那喝早酒的队伍，从此那水煮肉片就在江湖失传了。那种有些古怪辣味的汤水真好。酱油上了汤色，老迈的豆芽堆在锅底，其上一堆肉片泛出油花，像他女人油腻的笑容。那些年我们在此喝了许多斤的劣酒。有一种沱牌酒才五块钱，每人喝一瓶就是“扔一个手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