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的广州
作者: 叶曙明消失的埠头
我喜欢夕阳下的珠江。喜欢它的迷茫,喜欢它的静默,喜欢它的粼粼波光,以及水上孤独而模糊的船影。有一段时间,我上班的地点就在大沙头附近,我常常站在堤岸边,看着一艘艘渡轮如何离岸、埋岸,码头上人聚人散,脚步匆匆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我们各走东西,再不相逢。我遥望茫茫大江,独自沉醉在夕阳消失时,江面一点点变暗的光影幻化之中,直到天色全黑,华灯璀璨。
一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诞生的城市,会留下不同的历史印记,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这座城市不同的生命历程。昔日广州是一座水城,有着丰富的山水表情,陵冈起伏,行止有致;河涌溪流,纵横回转,滋润大地,秉承天地造化的厚馈,蕴藏深长久远的德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盛赞广州水脉大势:“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在我童年时,尽管城市中心的大部分河涌溪流都已填埋或加盖,不复旧观,但仍有一些幸存下来,比如东濠涌。这是广州一条古老的河涌,其身世可以追溯到秦朝。它不仅见证着广州两千多年的朝迁市变,也见证着城市地理的变化。宋朝时东濠口在东水关附近,与东澳、波罗水道相通,三水汇为一大海湾,为外舶停靠处,南宋在此处设立东水关。后来因为泥沙淤积,濠口南移至玉带濠以南,水面宽70米。清代筑东西两翼城,直至江边,东濠口继续南移至镇龙上街和糙米栏口。清顺治四年(1647年),水面仍有70米宽。清同治年间,濠涌口南移至今长堤东段(俗称东鬼基)。东濠、玉带濠、清水濠、波罗水道等均汇于此。清宣统年间,濠涌口再下移至珠江,东堤直连大沙头,濠面变狭,波罗水道成了沟渠,筑横沙、大沙头一带变成密集的民居。
在我成长的历程中,东濠涌留下了很多印记。我就读的小学就在东濠涌边,我家在先烈中路,离沙河涌不远。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要在东濠涌边搭11路公共汽车回家;放假时沙河涌就是我们玩乐的天堂。河涌上一个个小埗头,常是我流连之地,它们就像小舞台,运货的小船、捕鱼的男人、洗刷的妇人、打闹的小孩,都聚集在这个小舞台上,在我童年的眼里,每个场景都那么有趣,虽然一再重复,却百看不厌。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广州是一座从码头上崛起的城市?从先秦时起,它就是岭南百川之港、南海航线之始。一个个码头联结着四乡八镇,乃至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而近代经济的全球化,也是从一个码头驶向另一个码头的“织网”过程。如果说大江大海、小河小涌是地理,那么码头、港口就是人文。有了码头、港口,就意味着世界开始流动了,文化就在流动中诞生与成长。
在粤语中,有大量关于码头的词汇,比如“本埠”“外埠”“埔头”“步头”“船埗”等,埠、埔、步、埗都是码头的意思;粤人把出国叫作“出埠”“过埠”,就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漂洋过海去另一个码头;广州也曾有不少与码头相关的地名,比如第二甫至十八甫,大步头(在今荣华里)、增埗河、谷埠(长堤对开江面)、七门埠(在今长兴直街北段),都是昔日码头留下的遗痕。
据说珠三角的市镇,四分之三都可循河道出海。水乡人出门就是水,俗话说:“出门无船路不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埗头,西关富绅人家的庭园也多建有私家埗头。有一次我出于好奇,沿着沙河涌一直往南走,想看看它到底通到哪里。那时河涌上还有不少乌篷船来来往往,走几步就有一个埗头,再走几步又有一个埗头,简直就像路灯一样排列着。我依稀记得那些身穿七分袖七分宽裤的棹艇人,身手敏捷地从绑在涌边石堤上的竹竿上落的情景,记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河涌泥腥味;记得一群群挑着箩筐的乡人,在横水渡口吵吵闹闹上船的声音。
横水渡(俗称“街渡”)、沙艇、洋板艇等,曾经是广州人过珠江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四乡人要入城也依赖它,比如杨箕村的村民,当年入城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搭杨箕涌上的横水渡至寺右村,步行至东山口,沿紫来街(今中山二路)、正东门大街(今中山三路)入大东门。横水渡每趟搭七八人,有固定航线和规定的过江时间,一般是从早上4时至深夜12时;沙艇搭二三人,随叫随搭;洋板艇搭八九人,船内陈设较华丽,既可做渡船,也可做游船,一般是上流阶层在荔枝湾“游船河”,或去大坦沙游玩时搭乘。想搭船的人在岸边大声招呼街渡,混杂着艇家“过海走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回荡江面。我儿时常听见广州人在嫌别人嗓门儿太大时就说:“你嗌街渡咩?咁大声做乜?”(你叫横水渡吗?喊那么大声干吗?)也许“嗌街渡”多了,嗓门儿真的变大。
辛亥革命前,广州老城区有20多条横水渡航线。德政南路曾有横水渡巷(现已不存),是明代初年的横水渡码头,距今江边450米,可见珠江淤塞成陆速度惊人。1921年前后,老城区还出现过一种过江的木质电船,每船载客不超过60人。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259条横水渡,往返摆渡于珠江两岸。
随着近半世纪路桥建设高速发展,行驶于各个埠头之间的横水渡,作用日益减轻,分布各区的渡口,陆续停业。人们每天在横水渡排队渡河的景象,逐渐消失在都市尘烟之中。但在一些水乡地区,仍可以见到横水渡的踪影。前几年,我到番禺东涌镇细沥村,往返于大岗镇高新沙岛的渡船,还是按时按点出发;在生鱼洲码头与乌涌码头间,也有渡船服务。但乘客已寥寥无几,从船上眺望,高速公路汽车飞驰,远近楼宇林立,再也见不到“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的景色,一时之间,沧桑感、失落感、无奈感、迷惘感全涌了出来,充满胸臆,久久难以排遣。
对古代的广州人来说,船比车马更重要,出门可以没有车马,但不能没有船。东汉《越绝书》称,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所谓“南船北马”,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北方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广州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北方人说:送佛送到西天。广州人说:摆渡摆到岸边;北方人说:床头打,床尾和。广州人说:船头打,船尾和;北方人说:墙倒众人推。广州人说:趁势踩沉船。在广州人的生活中,处处都是“船”。
人们常说,广州自古就是商业城市,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几乎所有广州的故事,都是从水说起的。秦汉时广州与内地已有频密的水路贸易来往。从广州出发,由西江入漓江,经灵渠入湘江,然后进入长江;或走一段陆路,经萌渚岭到达沱江、湘江,也可以进入长江;还有走北江,从连江口进入连江,或从韶关进入武水、浈水,或翻过骑田岭进入舂陵水,或翻过大庾岭进入赣江,再入鄱阳湖,都可以进入长江流域。
西汉时四川产的枸酱,从水路贩运到广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了一个故事:西汉官吏唐蒙出使南越时,竟发现这里有蜀枸酱,他问是怎么来的,人们答他:“是从牂柯运来的。牂柯江宽阔,足可行船,直出番禺城下。”牂柯江就是北盘江,这条航线显然存在已久。东汉班固的《汉书》记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意思是中原商人到番禺经商,不少都发财致富,他们所采购的珠玑、玳瑁、琉璃等名贵商品,就是从水路源源输往北方的。
在探讨广州的城市历史时,我不禁会想:如此繁忙的南北水运,那时的广州一定有不少码头。那么,第一座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在什么地方?今天它还在吗?
追寻第一座码头
第一座码头,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也许无从追溯了。在我有限的阅读之中,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派陆贾到南海招安赵佗,他的船从西江顺流而下,进入增埗河,在今西场附近的古码头登陆,似乎是关于广州码头的最早史料记载。
最初赵佗不肯见陆贾,他就在码头边筑小泥城住着。赵佗终于被其毅力打动,接受了汉朝封赐,称臣奉汉,并在古码头盖了一座越华楼送给陆贾。广州人叫这个地方为戙船澳,意思是泊船的海湾。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一曰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戙船澳,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如今泥城和越华楼已不存在,后人在泥城故地立“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地”碑,作为纪念。从汉代到唐代,北方来的官员,大都是走增埗河,在戙船澳古码头上岸的。
晋时有名的码头是“坡山古渡”,在今惠福西路五仙观处。清乾隆《南海县志》记:“坡山,在城内大市阛阓中,向在江干,相传晋时渡口,故称坡山古渡头。”另一个赫赫有名的古渡头,是在荔湾的下九路附近。号称广州四大丛林之首的华林寺坐落在复杂的西关河涌水网中心,其身世可追溯到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年),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航海到广州,在今下九路的“西来初地”登岸,结草为庐,设坛传教,开中国佛教禅宗之始。后人把达摩传教的草庐称为“西来庵”,衣钵相传,香灯世守。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附近有一块“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石碑,标示他登陆广州的地点。
两宋时随着江岸南移,今海珠中路与大德路交会处变成西澳码头区。1991年,在濠畔街西端兴建大楼时,挖出宋代码头遗址和一批西村窑瓷片。遗址南侧有大量河蚌、介壳等淤泥堆积,北侧有砖、石堆砌和木桩竖立,人工痕迹明显,可以判断这是河岸之地,装运西村窑瓷器的码头之一。
增埗河东岸皇帝岗上有一个北宋窑炉,其遗址在1952年被发现,命名为西村古窑,1956年修建荔湾区工人体育场时,古窑遗址被填埋。这里出产的陶瓷,很少输入内地,绝大部分循海上丝路,远销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南洋国家。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一只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一只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都是北宋时西村古窑的出品。
西村古窑虽然大名鼎鼎,但荔湾地区并不产优质瓷土,需要从外地运来瓷土。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在广州城西的珠江、增埗河上,有不少风帆如织的繁忙码头,每天进出的船只衔尾而至,从船上卸下瓷土,装上烧好的瓷器运走,忙个不停。在码头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流通,不可一日停止,贩夫行商,日中为市,交能易作,满载而归。
在朝廷各种政策刺激下,南宋初期,海上丝路一度欣欣向荣。广州的外贸规模,远超其他各路。朝廷还曾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只留下广州一条通商海路,海内外的商人都往广州跑,于是便出现宋代诗人程师孟笔下“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生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的盛况。
唐宋时期广州的外贸码头在西澳,也就是今天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会处。受惠于此,濠畔街为广州最繁华地区,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濠畔”是指这条街在玉带濠畔。即使明朝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州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还愈做愈红火。明代广西佥事霍与瑕在《上潘大巡广州事宜疏》里,记录在广州的见闻:“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曰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清代鲍珍有《广州竹枝词》描写:“濠畔街头百货俱,碧犀紫贝赤珊瑚。美人见惯缠头锦,买笑须量合浦珠。”
明洪武二年(1369年)前后,广州人口只有2.75万,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30万。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广州三城合一,拓北城八百丈。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张,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内地各省的货品,都要经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称为“走广”,广州则称为“货城”。清康熙《香山县志》记:“凡夷船趁贸货物,具赴货城公卖输税。”文中的“货城”即指广州,人们用“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形容其富庶。
明清两朝的广州,四海商贾列岸云聚,黼幌如云,箫笙如风,粉汗成雨,纨罗之盛,艳冶至极。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玉带濠:“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尚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极尽红尘繁嚣之象。
悠悠岁月,把珠江的岸线不断向南推移,但濠水仍可通江。鸦片战争前,实力雄厚的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五大商帮,在这里安营扎寨,埗头会馆云集,与庄口、货仓望衡对宇,连绵数里。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堆积如山。清道光《南海县志》记:“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