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的广州

消失的埠头

我喜欢夕阳下的珠江。喜欢它的迷茫，喜欢它的静默，喜欢它的粼粼波光，以及水上孤独而模糊的船影。有一段时间，我上班的地点就在大沙头附近，我常常站在堤岸边，看着一艘艘渡轮如何离岸、埋岸，码头上人聚人散，脚步匆匆的人们，与我擦肩而过，我们各走东西，再不相逢。我遥望茫茫大江，独自沉醉在夕阳消失时，江面一点点变暗的光影幻化之中，直到天色全黑，华灯璀璨。

一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诞生的城市，会留下不同的历史印记，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这座城市不同的生命历程。昔日广州是一座水城，有着丰富的山水表情，陵冈起伏，行止有致；河涌溪流，纵横回转，滋润大地，秉承天地造化的厚馈，蕴藏深长久远的德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盛赞广州水脉大势：“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在我童年时，尽管城市中心的大部分河涌溪流都已填埋或加盖，不复旧观，但仍有一些幸存下来，比如东濠涌。这是广州一条古老的河涌，其身世可以追溯到秦朝。它不仅见证着广州两千多年的朝迁市变，也见证着城市地理的变化。宋朝时东濠口在东水关附近，与东澳、波罗水道相通，三水汇为一大海湾，为外舶停靠处，南宋在此处设立东水关。后来因为泥沙淤积，濠口南移至玉带濠以南，水面宽70米。清代筑东西两翼城，直至江边，东濠口继续南移至镇龙上街和糙米栏口。清顺治四年（1647年），水面仍有70米宽。清同治年间，濠涌口南移至今长堤东段（俗称东鬼基）。东濠、玉带濠、清水濠、波罗水道等均汇于此。清宣统年间，濠涌口再下移至珠江，东堤直连大沙头，濠面变狭，波罗水道成了沟渠，筑横沙、大沙头一带变成密集的民居。

在我成长的历程中，东濠涌留下了很多印记。我就读的小学就在东濠涌边，我家在先烈中路，离沙河涌不远。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要在东濠涌边搭11路公共汽车回家；放假时沙河涌就是我们玩乐的天堂。河涌上一个个小埗头，常是我流连之地，它们就像小舞台，运货的小船、捕鱼的男人、洗刷的妇人、打闹的小孩，都聚集在这个小舞台上，在我童年的眼里，每个场景都那么有趣，虽然一再重复，却百看不厌。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广州是一座从码头上崛起的城市？从先秦时起，它就是岭南百川之港、南海航线之始。一个个码头联结着四乡八镇，乃至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而近代经济的全球化，也是从一个码头驶向另一个码头的“织网”过程。如果说大江大海、小河小涌是地理，那么码头、港口就是人文。有了码头、港口，就意味着世界开始流动了，文化就在流动中诞生与成长。

在粤语中，有大量关于码头的词汇，比如“本埠”“外埠”“埔头”“步头”“船埗”等，埠、埔、步、埗都是码头的意思；粤人把出国叫作“出埠”“过埠”，就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漂洋过海去另一个码头；广州也曾有不少与码头相关的地名，比如第二甫至十八甫，大步头（在今荣华里）、增埗河、谷埠（长堤对开江面）、七门埠（在今长兴直街北段），都是昔日码头留下的遗痕。

据说珠三角的市镇，四分之三都可循河道出海。水乡人出门就是水，俗话说：“出门无船路不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埗头，西关富绅人家的庭园也多建有私家埗头。有一次我出于好奇，沿着沙河涌一直往南走，想看看它到底通到哪里。那时河涌上还有不少乌篷船来来往往，走几步就有一个埗头，再走几步又有一个埗头，简直就像路灯一样排列着。我依稀记得那些身穿七分袖七分宽裤的棹艇人，身手敏捷地从绑在涌边石堤上的竹竿上落的情景，记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河涌泥腥味；记得一群群挑着箩筐的乡人，在横水渡口吵吵闹闹上船的声音。

横水渡（俗称“街渡”）、沙艇、洋板艇等，曾经是广州人过珠江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四乡人要入城也依赖它，比如杨箕村的村民，当年入城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搭杨箕涌上的横水渡至寺右村，步行至东山口，沿紫来街（今中山二路）、正东门大街（今中山三路）入大东门。横水渡每趟搭七八人，有固定航线和规定的过江时间，一般是从早上4时至深夜12时；沙艇搭二三人，随叫随搭；洋板艇搭八九人，船内陈设较华丽，既可做渡船，也可做游船，一般是上流阶层在荔枝湾“游船河”，或去大坦沙游玩时搭乘。想搭船的人在岸边大声招呼街渡，混杂着艇家“过海走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回荡江面。我儿时常听见广州人在嫌别人嗓门儿太大时就说：“你嗌街渡咩？咁大声做乜？”（你叫横水渡吗？喊那么大声干吗？）也许“嗌街渡”多了，嗓门儿真的变大。

辛亥革命前，广州老城区有20多条横水渡航线。德政南路曾有横水渡巷（现已不存），是明代初年的横水渡码头，距今江边450米，可见珠江淤塞成陆速度惊人。1921年前后，老城区还出现过一种过江的木质电船，每船载客不超过60人。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259条横水渡，往返摆渡于珠江两岸。

随着近半世纪路桥建设高速发展，行驶于各个埠头之间的横水渡，作用日益减轻，分布各区的渡口，陆续停业。人们每天在横水渡排队渡河的景象，逐渐消失在都市尘烟之中。但在一些水乡地区，仍可以见到横水渡的踪影。前几年，我到番禺东涌镇细沥村，往返于大岗镇高新沙岛的渡船，还是按时按点出发；在生鱼洲码头与乌涌码头间，也有渡船服务。但乘客已寥寥无几，从船上眺望，高速公路汽车飞驰，远近楼宇林立，再也见不到“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的景色，一时之间，沧桑感、失落感、无奈感、迷惘感全涌了出来，充满胸臆，久久难以排遣。

对古代的广州人来说，船比车马更重要，出门可以没有车马，但不能没有船。东汉《越绝书》称，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所谓“南船北马”，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北方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广州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北方人说：送佛送到西天。广州人说：摆渡摆到岸边；北方人说：床头打，床尾和。广州人说：船头打，船尾和；北方人说：墙倒众人推。广州人说：趁势踩沉船。在广州人的生活中，处处都是“船”。

人们常说，广州自古就是商业城市，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几乎所有广州的故事，都是从水说起的。秦汉时广州与内地已有频密的水路贸易来往。从广州出发，由西江入漓江，经灵渠入湘江，然后进入长江；或走一段陆路，经萌渚岭到达沱江、湘江，也可以进入长江；还有走北江，从连江口进入连江，或从韶关进入武水、浈水，或翻过骑田岭进入舂陵水，或翻过大庾岭进入赣江，再入鄱阳湖，都可以进入长江流域。

西汉时四川产的枸酱，从水路贩运到广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了一个故事：西汉官吏唐蒙出使南越时，竟发现这里有蜀枸酱，他问是怎么来的，人们答他：“是从牂柯运来的。牂柯江宽阔，足可行船，直出番禺城下。”牂柯江就是北盘江，这条航线显然存在已久。东汉班固的《汉书》记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意思是中原商人到番禺经商，不少都发财致富，他们所采购的珠玑、玳瑁、琉璃等名贵商品，就是从水路源源输往北方的。

在探讨广州的城市历史时，我不禁会想：如此繁忙的南北水运，那时的广州一定有不少码头。那么，第一座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在什么地方？今天它还在吗？

追寻第一座码头

第一座码头，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也许无从追溯了。在我有限的阅读之中，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派陆贾到南海招安赵佗，他的船从西江顺流而下，进入增埗河，在今西场附近的古码头登陆，似乎是关于广州码头的最早史料记载。

最初赵佗不肯见陆贾，他就在码头边筑小泥城住着。赵佗终于被其毅力打动，接受了汉朝封赐，称臣奉汉，并在古码头盖了一座越华楼送给陆贾。广州人叫这个地方为戙船澳，意思是泊船的海湾。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一曰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戙船澳，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如今泥城和越华楼已不存在，后人在泥城故地立“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地”碑，作为纪念。从汉代到唐代，北方来的官员，大都是走增埗河，在戙船澳古码头上岸的。

晋时有名的码头是“坡山古渡”，在今惠福西路五仙观处。清乾隆《南海县志》记：“坡山，在城内大市阛阓中，向在江干，相传晋时渡口，故称坡山古渡头。”另一个赫赫有名的古渡头，是在荔湾的下九路附近。号称广州四大丛林之首的华林寺坐落在复杂的西关河涌水网中心，其身世可追溯到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年），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航海到广州，在今下九路的“西来初地”登岸，结草为庐，设坛传教，开中国佛教禅宗之始。后人把达摩传教的草庐称为“西来庵”，衣钵相传，香灯世守。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附近有一块“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石碑，标示他登陆广州的地点。

两宋时随着江岸南移，今海珠中路与大德路交会处变成西澳码头区。1991年，在濠畔街西端兴建大楼时，挖出宋代码头遗址和一批西村窑瓷片。遗址南侧有大量河蚌、介壳等淤泥堆积，北侧有砖、石堆砌和木桩竖立，人工痕迹明显，可以判断这是河岸之地，装运西村窑瓷器的码头之一。

增埗河东岸皇帝岗上有一个北宋窑炉，其遗址在1952年被发现，命名为西村古窑，1956年修建荔湾区工人体育场时，古窑遗址被填埋。这里出产的陶瓷，很少输入内地，绝大部分循海上丝路，远销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南洋国家。香港中文大学曾赠送过两件古瓷器给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一只是在菲律宾出土的青釉刻花大盆，一只是在印尼出土的酱釉小瓶，都是北宋时西村古窑的出品。

西村古窑虽然大名鼎鼎，但荔湾地区并不产优质瓷土，需要从外地运来瓷土。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在广州城西的珠江、增埗河上，有不少风帆如织的繁忙码头，每天进出的船只衔尾而至，从船上卸下瓷土，装上烧好的瓷器运走，忙个不停。在码头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流通，不可一日停止，贩夫行商，日中为市，交能易作，满载而归。

在朝廷各种政策刺激下，南宋初期，海上丝路一度欣欣向荣。广州的外贸规模，远超其他各路。朝廷还曾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只留下广州一条通商海路，海内外的商人都往广州跑，于是便出现宋代诗人程师孟笔下“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生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的盛况。

唐宋时期广州的外贸码头在西澳，也就是今天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会处。受惠于此，濠畔街为广州最繁华地区，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濠畔”是指这条街在玉带濠畔。即使明朝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州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还愈做愈红火。明代广西佥事霍与瑕在《上潘大巡广州事宜疏》里，记录在广州的见闻：“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曰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清代鲍珍有《广州竹枝词》描写：“濠畔街头百货俱，碧犀紫贝赤珊瑚。美人见惯缠头锦，买笑须量合浦珠。”

明洪武二年（1369年）前后，广州人口只有2.75万，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30万。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广州三城合一，拓北城八百丈。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张，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内地各省的货品，都要经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称为“走广”，广州则称为“货城”。清康熙《香山县志》记：“凡夷船趁贸货物，具赴货城公卖输税。”文中的“货城”即指广州，人们用“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形容其富庶。

明清两朝的广州，四海商贾列岸云聚，黼幌如云，箫笙如风，粉汗成雨，纨罗之盛，艳冶至极。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玉带濠：“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尚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宴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极尽红尘繁嚣之象。

悠悠岁月，把珠江的岸线不断向南推移，但濠水仍可通江。鸦片战争前，实力雄厚的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五大商帮，在这里安营扎寨，埗头会馆云集，与庄口、货仓望衡对宇，连绵数里。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堆积如山。清道光《南海县志》记：“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