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阳镇
作者: 赵琳1
2002年3月,那时七岁,我终于要去阳镇了。
我的祖父在院子里脱掉厚重的夹克外套,顺手抖了几下,灰尘就灰蒙蒙地抖落下来。这件黑色夹克已经穿了七八年,早已褶皱不堪,摊开袖子,还能发现几处被祖母巧妙缝补的痕迹。我们去阳镇前,祖父特意再从祖母手中接过黑马甲,他套在白衬衣上,再穿着青色的西裤,那一双刚刚抽出浸泡在热水的脚,脚趾泡得发白,穿上袜子,然后在衣柜下方的隔档取出很久未穿的黑色皮鞋。
祖父装扮完自己,问我,你爷爷精神吧?他的话语气很轻柔,似乎对这身行头打扮不是很自信。
爷爷精神着呢。
我背着书包站在门口等候多时,出发去阳镇前,一家人起床就在准备。母亲把煮熟的六颗鸡蛋和三个馒头装进我的书包。她还准备好一篮子鸡蛋、一大罐腌好的咸菜,再挑选半袋阁楼储存的土豆,一并装进袋子让我们带去阳镇。
祖父还在照镜子,直到祖母把一只黑色的提包递过来。他再用梳子蘸上水打理几下头发,鬓角都能看到滴落肩膀的水珠,他接过提包,笑着对我说,像不像干部下乡,我说像村里教书的先生,这才心满意足地出门。
前几天,我完整地看着春天的阳光越来越暖和,溪流冻僵的水仿佛在日益延长的白昼中解放出来,哗啦啦地转动着冬天停止了的水车。水车发出木头咬合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在转轴的活动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水生拿着斧头,还可以挨个儿打碎溪流上的还未彻底解冻的冰块残渣,想让水流再大一些,就能带动水车,再大些,就是祖父的水磨,水磨一转动,我家就能有磨粮食的收入。磨一次粮食,只有几斤麦子、玉米或其他作物,手头宽裕的人会给几毛钱,而我还未上学,陪伴祖父守候水磨。这座不大的磨坊,埋藏着我的童年,那里微小的粉尘都能知道我们说起表哥的事情。
我们步行十公里到达镇子,在一家祖父长年打铁的铁匠铺前,祖父摊开提包里的报纸铺在台阶上,屁股小心地坐了下去。他略显弯曲的背和墙面保持约有一掌的距离,生怕墙上的灰尘弄脏了干净的衣服。我手里捏着一把熟黄豆,不停地数着过往的车辆,过去一辆车,往嘴里扔一粒黄豆,如果是拉货的大卡车,我就扔两粒。
太阳爬过山峰,新鲜的阳光照在祖父的脸上,胡子茬在光亮中如此扎眼,脸上的皮肤像铁匠铺的生铁一样黑。他的睫毛和头发都白了,深邃的眼眶深陷,吸烟的牙齿蜡黄,我看见空气中浮动的汗毛轻盈地摇动着。
他不再像照片上一般年轻,春天的阳光再美好,也普照不了无法返归的青春。
祖父看着我的滑稽的行为,打趣道:“再多的黄豆也不够你吃的,别吃坏肚子,黄豆吃多了,一会儿上车净放屁。”
他的声音很大,我确信大家都听到了。
我的脸唰一下红了,怕旁人耻笑,生气地躲进铁匠铺。
铁匠瞄了一眼我,也不理会我,他在通红的炭火里捞出一块铁,放在铁墩上,挥动锤子打铁。我自顾自地蹲在门背在兜里掏出一粒黄豆,放进嘴里。我悄悄地闭着嘴巴,感受两排牙齿嘎嘣嘎嘣粉碎黄豆的过程。
我的脸慢慢不红了,心也平静了。我又把几粒黄豆扔进铁匠的炉子,啪啪两声,火苗里弹出碎碎的炭火星子,有几个跌落在铁匠的光秃秃的胳膊上,我胆怯地以为闯祸了,但他也不喊疼,自顾自地打铁。
不一会儿,外面大巴车的喇叭声响了。
祖父进屋递给铁匠一根烟,铁匠问祖父,穿这么新,要进城啊。
祖父自豪地回复:“去阳镇。”
铁匠停下手里的锤子:“那够远的,下次回来进来歇歇脚。”祖父答应了铁匠的客套话,把我喊出门去乘车。
我们挤上了开往县城的大巴,售票员把我们安排在最后一排。去县城的省道沿着河流的流向在群山中修建,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公路上,祖父抱着我,他用手护着我的额头,害怕司机突然刹车,担心怀里的我因为惯性撞向前排的座椅后背。
售票员走过来,她问我们要起车费,祖父坦言只交一个人的车费,理由是我还小,不到八岁,还没有上学前班,也没有出过远门,这是第一次坐车,也不用占用别的座位,就抱在他怀里。她耐心解释说,我们买票按照儿童的身高买的,一米二以上就得半票,他不占座位,按照规定也得半票。我焦虑地望着祖父,他一遍遍解释只买一个人的票。她也不多说话了,直接从前面拿出尺子,要给我测量身高。我在摇晃中,抓住座椅站在车厢里,很多人注视我们爷儿俩的目光中,被她喊着踩住尺子的下沿,簌簌簌,钢制的卷尺在月饼大小的盒子里吐了出来,一点点被拉长,直到高过头顶。
她的手平行地移动在我的头顶,我第一次知道了我六岁多的身高:“1.25米。”祖父又解释,我的鞋子叠了三层鞋垫,头发也两个月没有剪了,所以高出了许多。
我低头注视着我的脚,穿的是母亲缝的布鞋,哪有鞋垫啊,连袜子都没有穿。
乡下的小伙伴们除了冬天,都不喜欢穿袜子,整天满山跑。我们的鞋子里经常灌满各种土渣或路上的沙子,谁穿着袜子准是跑得最慢的一个,而最慢的一个,很难体会到追赶野兔、野鸡,穿越田野雪地的快乐。
那辆车上的人们投来异样的眼光,那种眼光是好奇的,很久没见坐车还讨价还价的场景;那种眼光是冷漠的,到下车也没人站出来或转过身说一句,小娃就别要车费了,反正也不占用座位的话;那种眼光又是复杂的,它像一根鱼刺般扎在我的心里。很多年过去,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祖父拉开提包的拉链,把两元皱皱巴巴的人民币交给售票员的复杂眼神:苍茫、无助、纠结、吃惊、不情愿……
好在小孩子的脾气像风吹过大地,不会持续很久,很快就风过天晴,云雾散去。
我好奇地问祖父,阳镇那么远,为什么我们还要跑那么远去阳镇?
祖父挤出一丝笑意:“去看你当老师的表哥!”
2
有一年冬天,大雪漫天地飞舞,覆盖了整个赵庄。
早晨,雪推开门框,门外溢进屋子的雪在门后形成一小块稀疏的雪原,雪的脊线在光照中向外延伸,顺着门缝瞄,院子里只有小狗踩下的爪印,一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柔软的雪。树下是鸡窝,祖母养的十多只土鸡,它们的眼睛注视着屋内,只要一开门,祖母把热水烫过的麦麸加上煮烂的红薯搅拌均匀,提着铁桶喂养它们。黑狗的窝安在西厢房的屋檐下,院外有个风吹草动,它都抬头望向外面。
表哥住在西厢房,他大三放假没有回河南老家,而是留在我家过年。父亲过段时间也就过来了,他在电话里叮嘱我要跟表哥学习识字写字,他说:“我们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我知道,他指的是表哥。四年前,表哥原在河南那边上学,正好家里孩子多,我也小,父亲便把表哥接到我家。
表哥第一次来我家,我们正在秋天的向日葵地里劳作。那时,赵庄的年轻人还没有进城务工,每家都在地里一年四季耕耘着平淡而重复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把田里的庄稼打理得井井有条,一排排向日葵向着太阳,表哥穿着一身白衬衫跟着父亲坐在田垄上,我们便认识了。
那几天,父亲并未和我们一起收割向日葵,而是经常在县城和乡镇跑着,出门时天刚刚亮,骑着自行车去十里外的镇子,再乘坐大巴车去县城。过了几天,父亲拖着疲惫的影子推开门,我们正在灯下席地而坐打瓜子,他顾不上喝一口水,把背包扔在椅子上,对大家说:“今天开始,表哥的户口就在我们家了。”我才知道,父亲为表哥办理了户籍转入,他正式成为我家的一员。
当晚,母亲杀了一只鸡,全家人都欢迎表哥的到来。表哥羞涩地端起酒杯,倒上烧酒,双手敬给祖父和父亲,第一次改口叫了祖父一声“爷爷”,但他的姓氏名字没有改。
我们邻近县城,绿色染上了道路两旁的山头,似乎冬天消逝在植物的色彩变化中,公路旁边的楼层越来越高,车窗往外看去,有些楼层已经接上天空,洁白的墙面和白云一样干净,仿佛大地在云彩下清洗了一遍,连空气的草木味都是清新的。我想象阳镇的小桥流水、曲水流觞、竹海听涛、月牙倒影……这是表哥告诉我的,他大学毕业就分配到阳镇中学,做了一名语文老师。他走遍了阳镇的每一座山,跨过每一条河,甚至那些原始丛林的苍天巨树也都认识。
我越靠近阳镇,心情越期待,肚子也饿了,早已忘记车上发生的所有不愉快。
车到站后,祖父带我走进一家饭馆。祖父看了半天菜单,点了一份丝瓜炒鸡蛋,要了两碗臊子面。
我结结巴巴地问他,阳镇还远吗?
他剥蒜的手停顿了一下,说不远了,最多一碗面的距离就到了——一碗面,到了阳镇肚子刚好饿了。
面端上桌,我挖了两大勺辣椒,搅拌几下就“嗖嗖”地吃起面。隔壁桌坐着三个年轻人,点了五盘菜,有红烧肉、粉蒸排骨、干煸豆角、红烧肥肠,还有一盘贝壳状的我不认识(后来知道叫烤生蚝)。他们吃得很快,我的面还未吃一半,他们就准备走了。
这时,祖父站起身凑过去,给三人递烟,笑呵呵地问他们要走了吗?
他们疑惑地接过烟,打火机叭叭点燃火。
祖父尴尬地说:“这么多菜我看你们也吃不完,要不剩下的我们爷儿俩吃了?”
他们愣了一下,有个青年拿起一只生蚝嗖地吸进嘴里,喉结蠕动,咽了一口口水。他冷冷地说随意,他们就走了。
那几样菜还在盘里冒着热气,我吃着只有过年和村里大席才能吃到的饭菜,别提多美了:红烧肉很润,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豆角要比母亲炒的好吃,厨子一定放了许多花椒和辣椒;肥肠也是很嫩,虽然只有几块,但还是满足了我饥饿的胃;排骨也是,一筷子喂到嘴里,牙齿一咬,肉脱离了骨……
祖父等我吃完所有菜,他把我剩下的半碗面倒进碗里,再把菜汤浇在面上,慢悠悠地吃起来。他吃得真慢,像一根面条要在唇齿间打好几个转才能咬断,缓慢地喝一小口汤咽下去。他很满足,嘴角都溢出油水,酒窝微笑着深陷在脸上。这些陌生的相遇,给我们的是温暖,是一种超过行程疲惫的慰藉。
我们起身离开时,老板娘在收拾碗筷,她说:“他爷爷,把茶灌满。”祖父不好意思地拧开我书包挂的塑料杯,提起大茶壶,给杯子装满。我羞涩地红着脸小声地喊了一句“谢谢阿姨”。她笑了,祖父也笑了。
我们转车去阳镇正值下午,太阳比出发时的温度高了很多,我脱掉了外套,跟在祖父身后走向车站。从县城出发去阳镇,要三个小时,一路上的风光明显和赵庄不一样,赵庄有满山的向日葵和玉米林,这里只有绵延的大山和看不到底的深渊,林子也要比赵庄的大很多;树长得真高、真细,树叶都比赵庄的大了许多;溪流要湍急,水一遍遍冲刷着不见底的石头,我隔着玻璃,听到水撞在石头上碎裂的声音;天气也要比赵庄热很多,车上有人脱掉外套,只穿着打底衫,我头上渗出的汗打湿了祖父胸口的衣兜。
县城去阳镇的盘山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崖行进,急弯一个挨着一个,我有点儿晕车,靠在祖父的怀里睡着了。
当我醒来,阳镇出现在眼前,镇子很大,河水两岸居住着很多四川口音的人,原来阳镇靠近四川,当地人的饮食、语言等都接近四川。表哥梳着中分大背头,穿着雪白的衬衣,皮鞋是崭新的,蓝色的短袜看上去很薄。
他领着我们先在学校教师宿舍放下东西,他嘴里反复唠叨着阳镇什么菜都有,舅妈怎还老远地带来这些,何况这些菜没有冰箱也放不了多久。我还淘气地解释,土豆放一冬都没事,我们也吃了一冬,咸菜放在窗台也能保鲜几个月,都新鲜着呢。祖父坐在表哥床边的凳子,从裤兜里取出旱烟,用手指捏一点儿装进竹子把的青铜烟斗里,沉默地吸着烟叶,烟雾弥漫在屋内,表哥赶紧打开窗户和门。
晚餐时,我们在外面餐馆吃饭,祖父直言什么都不用点,就要一碗面;表哥要请我们吃火锅,阳镇的火锅比四川的都好吃。吃饭途中,祖父借故抽烟出去提前结账了。他知道的,表哥当了教师,工资却少得很,阳镇不比家里,逢人红白喜事,朋友宴请,吃穿用哪个不花钱。
那晚,我们都睡在学校宿舍。表哥从教室取来几个凳子,在床旁搭上木板就重新有了一张新床。
我以前很黏人,总喜欢和放假在家的表哥在一起上山下河,他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们不是亲兄弟,却更胜亲兄弟。
那晚我胆怯地睡在祖父旁边,夜里大家都没怎么说话,简单洗漱就躺下睡下了。
宿舍外面是一条街道,路灯和月亮都亮着,比赛着各自的韧劲和光影。宁静的月光照进窗户,打在祖父的脸上,可见他曾清秀丰盈的面容被岁月不断收缩,皱纹和色斑格外显眼,眉毛都白了——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