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阳镇

1

2002年3月，那时七岁，我终于要去阳镇了。

我的祖父在院子里脱掉厚重的夹克外套，顺手抖了几下，灰尘就灰蒙蒙地抖落下来。这件黑色夹克已经穿了七八年，早已褶皱不堪，摊开袖子，还能发现几处被祖母巧妙缝补的痕迹。我们去阳镇前，祖父特意再从祖母手中接过黑马甲，他套在白衬衣上，再穿着青色的西裤，那一双刚刚抽出浸泡在热水的脚，脚趾泡得发白，穿上袜子，然后在衣柜下方的隔档取出很久未穿的黑色皮鞋。

祖父装扮完自己，问我，你爷爷精神吧？他的话语气很轻柔，似乎对这身行头打扮不是很自信。

爷爷精神着呢。

我背着书包站在门口等候多时，出发去阳镇前，一家人起床就在准备。母亲把煮熟的六颗鸡蛋和三个馒头装进我的书包。她还准备好一篮子鸡蛋、一大罐腌好的咸菜，再挑选半袋阁楼储存的土豆，一并装进袋子让我们带去阳镇。

祖父还在照镜子，直到祖母把一只黑色的提包递过来。他再用梳子蘸上水打理几下头发，鬓角都能看到滴落肩膀的水珠，他接过提包，笑着对我说，像不像干部下乡，我说像村里教书的先生，这才心满意足地出门。

前几天，我完整地看着春天的阳光越来越暖和，溪流冻僵的水仿佛在日益延长的白昼中解放出来，哗啦啦地转动着冬天停止了的水车。水车发出木头咬合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在转轴的活动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水生拿着斧头，还可以挨个儿打碎溪流上的还未彻底解冻的冰块残渣，想让水流再大一些，就能带动水车，再大些，就是祖父的水磨，水磨一转动，我家就能有磨粮食的收入。磨一次粮食，只有几斤麦子、玉米或其他作物，手头宽裕的人会给几毛钱，而我还未上学，陪伴祖父守候水磨。这座不大的磨坊，埋藏着我的童年，那里微小的粉尘都能知道我们说起表哥的事情。

我们步行十公里到达镇子，在一家祖父长年打铁的铁匠铺前，祖父摊开提包里的报纸铺在台阶上，屁股小心地坐了下去。他略显弯曲的背和墙面保持约有一掌的距离，生怕墙上的灰尘弄脏了干净的衣服。我手里捏着一把熟黄豆，不停地数着过往的车辆，过去一辆车，往嘴里扔一粒黄豆，如果是拉货的大卡车，我就扔两粒。

太阳爬过山峰，新鲜的阳光照在祖父的脸上，胡子茬在光亮中如此扎眼，脸上的皮肤像铁匠铺的生铁一样黑。他的睫毛和头发都白了，深邃的眼眶深陷，吸烟的牙齿蜡黄，我看见空气中浮动的汗毛轻盈地摇动着。

他不再像照片上一般年轻，春天的阳光再美好，也普照不了无法返归的青春。

祖父看着我的滑稽的行为，打趣道：“再多的黄豆也不够你吃的，别吃坏肚子，黄豆吃多了，一会儿上车净放屁。”

他的声音很大，我确信大家都听到了。

我的脸唰一下红了，怕旁人耻笑，生气地躲进铁匠铺。

铁匠瞄了一眼我，也不理会我，他在通红的炭火里捞出一块铁，放在铁墩上，挥动锤子打铁。我自顾自地蹲在门背在兜里掏出一粒黄豆，放进嘴里。我悄悄地闭着嘴巴，感受两排牙齿嘎嘣嘎嘣粉碎黄豆的过程。

我的脸慢慢不红了，心也平静了。我又把几粒黄豆扔进铁匠的炉子，啪啪两声，火苗里弹出碎碎的炭火星子，有几个跌落在铁匠的光秃秃的胳膊上，我胆怯地以为闯祸了，但他也不喊疼，自顾自地打铁。

不一会儿，外面大巴车的喇叭声响了。

祖父进屋递给铁匠一根烟，铁匠问祖父，穿这么新，要进城啊。

祖父自豪地回复：“去阳镇。”

铁匠停下手里的锤子：“那够远的，下次回来进来歇歇脚。”祖父答应了铁匠的客套话，把我喊出门去乘车。

我们挤上了开往县城的大巴，售票员把我们安排在最后一排。去县城的省道沿着河流的流向在群山中修建，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公路上，祖父抱着我，他用手护着我的额头，害怕司机突然刹车，担心怀里的我因为惯性撞向前排的座椅后背。

售票员走过来，她问我们要起车费，祖父坦言只交一个人的车费，理由是我还小，不到八岁，还没有上学前班，也没有出过远门，这是第一次坐车，也不用占用别的座位，就抱在他怀里。她耐心解释说，我们买票按照儿童的身高买的，一米二以上就得半票，他不占座位，按照规定也得半票。我焦虑地望着祖父，他一遍遍解释只买一个人的票。她也不多说话了，直接从前面拿出尺子，要给我测量身高。我在摇晃中，抓住座椅站在车厢里，很多人注视我们爷儿俩的目光中，被她喊着踩住尺子的下沿，簌簌簌，钢制的卷尺在月饼大小的盒子里吐了出来，一点点被拉长，直到高过头顶。

她的手平行地移动在我的头顶，我第一次知道了我六岁多的身高：“1.25米。”祖父又解释，我的鞋子叠了三层鞋垫，头发也两个月没有剪了，所以高出了许多。

我低头注视着我的脚，穿的是母亲缝的布鞋，哪有鞋垫啊，连袜子都没有穿。

乡下的小伙伴们除了冬天，都不喜欢穿袜子，整天满山跑。我们的鞋子里经常灌满各种土渣或路上的沙子，谁穿着袜子准是跑得最慢的一个，而最慢的一个，很难体会到追赶野兔、野鸡，穿越田野雪地的快乐。

那辆车上的人们投来异样的眼光，那种眼光是好奇的，很久没见坐车还讨价还价的场景；那种眼光是冷漠的，到下车也没人站出来或转过身说一句，小娃就别要车费了，反正也不占用座位的话；那种眼光又是复杂的，它像一根鱼刺般扎在我的心里。很多年过去，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祖父拉开提包的拉链，把两元皱皱巴巴的人民币交给售票员的复杂眼神：苍茫、无助、纠结、吃惊、不情愿……

好在小孩子的脾气像风吹过大地，不会持续很久，很快就风过天晴，云雾散去。

我好奇地问祖父，阳镇那么远，为什么我们还要跑那么远去阳镇？

祖父挤出一丝笑意：“去看你当老师的表哥！”

2

有一年冬天，大雪漫天地飞舞，覆盖了整个赵庄。

早晨，雪推开门框，门外溢进屋子的雪在门后形成一小块稀疏的雪原，雪的脊线在光照中向外延伸，顺着门缝瞄，院子里只有小狗踩下的爪印，一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柔软的雪。树下是鸡窝，祖母养的十多只土鸡，它们的眼睛注视着屋内，只要一开门，祖母把热水烫过的麦麸加上煮烂的红薯搅拌均匀，提着铁桶喂养它们。黑狗的窝安在西厢房的屋檐下，院外有个风吹草动，它都抬头望向外面。

表哥住在西厢房，他大三放假没有回河南老家，而是留在我家过年。父亲过段时间也就过来了，他在电话里叮嘱我要跟表哥学习识字写字，他说：“我们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我知道，他指的是表哥。四年前，表哥原在河南那边上学，正好家里孩子多，我也小，父亲便把表哥接到我家。

表哥第一次来我家，我们正在秋天的向日葵地里劳作。那时，赵庄的年轻人还没有进城务工，每家都在地里一年四季耕耘着平淡而重复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把田里的庄稼打理得井井有条，一排排向日葵向着太阳，表哥穿着一身白衬衫跟着父亲坐在田垄上，我们便认识了。

那几天，父亲并未和我们一起收割向日葵，而是经常在县城和乡镇跑着，出门时天刚刚亮，骑着自行车去十里外的镇子，再乘坐大巴车去县城。过了几天，父亲拖着疲惫的影子推开门，我们正在灯下席地而坐打瓜子，他顾不上喝一口水，把背包扔在椅子上，对大家说：“今天开始，表哥的户口就在我们家了。”我才知道，父亲为表哥办理了户籍转入，他正式成为我家的一员。

当晚，母亲杀了一只鸡，全家人都欢迎表哥的到来。表哥羞涩地端起酒杯，倒上烧酒，双手敬给祖父和父亲，第一次改口叫了祖父一声“爷爷”，但他的姓氏名字没有改。

我们邻近县城，绿色染上了道路两旁的山头，似乎冬天消逝在植物的色彩变化中，公路旁边的楼层越来越高，车窗往外看去，有些楼层已经接上天空，洁白的墙面和白云一样干净，仿佛大地在云彩下清洗了一遍，连空气的草木味都是清新的。我想象阳镇的小桥流水、曲水流觞、竹海听涛、月牙倒影……这是表哥告诉我的，他大学毕业就分配到阳镇中学，做了一名语文老师。他走遍了阳镇的每一座山，跨过每一条河，甚至那些原始丛林的苍天巨树也都认识。

我越靠近阳镇，心情越期待，肚子也饿了，早已忘记车上发生的所有不愉快。

车到站后，祖父带我走进一家饭馆。祖父看了半天菜单，点了一份丝瓜炒鸡蛋，要了两碗臊子面。

我结结巴巴地问他，阳镇还远吗？

他剥蒜的手停顿了一下，说不远了，最多一碗面的距离就到了——一碗面，到了阳镇肚子刚好饿了。

面端上桌，我挖了两大勺辣椒，搅拌几下就“嗖嗖”地吃起面。隔壁桌坐着三个年轻人，点了五盘菜，有红烧肉、粉蒸排骨、干煸豆角、红烧肥肠，还有一盘贝壳状的我不认识（后来知道叫烤生蚝）。他们吃得很快，我的面还未吃一半，他们就准备走了。

这时，祖父站起身凑过去，给三人递烟，笑呵呵地问他们要走了吗？

他们疑惑地接过烟，打火机叭叭点燃火。

祖父尴尬地说：“这么多菜我看你们也吃不完，要不剩下的我们爷儿俩吃了？”

他们愣了一下，有个青年拿起一只生蚝嗖地吸进嘴里，喉结蠕动，咽了一口口水。他冷冷地说随意，他们就走了。

那几样菜还在盘里冒着热气，我吃着只有过年和村里大席才能吃到的饭菜，别提多美了：红烧肉很润，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豆角要比母亲炒的好吃，厨子一定放了许多花椒和辣椒；肥肠也是很嫩，虽然只有几块，但还是满足了我饥饿的胃；排骨也是，一筷子喂到嘴里，牙齿一咬，肉脱离了骨……

祖父等我吃完所有菜，他把我剩下的半碗面倒进碗里，再把菜汤浇在面上，慢悠悠地吃起来。他吃得真慢，像一根面条要在唇齿间打好几个转才能咬断，缓慢地喝一小口汤咽下去。他很满足，嘴角都溢出油水，酒窝微笑着深陷在脸上。这些陌生的相遇，给我们的是温暖，是一种超过行程疲惫的慰藉。

我们起身离开时，老板娘在收拾碗筷，她说：“他爷爷，把茶灌满。”祖父不好意思地拧开我书包挂的塑料杯，提起大茶壶，给杯子装满。我羞涩地红着脸小声地喊了一句“谢谢阿姨”。她笑了，祖父也笑了。

我们转车去阳镇正值下午，太阳比出发时的温度高了很多，我脱掉了外套，跟在祖父身后走向车站。从县城出发去阳镇，要三个小时，一路上的风光明显和赵庄不一样，赵庄有满山的向日葵和玉米林，这里只有绵延的大山和看不到底的深渊，林子也要比赵庄的大很多；树长得真高、真细，树叶都比赵庄的大了许多；溪流要湍急，水一遍遍冲刷着不见底的石头，我隔着玻璃，听到水撞在石头上碎裂的声音；天气也要比赵庄热很多，车上有人脱掉外套，只穿着打底衫，我头上渗出的汗打湿了祖父胸口的衣兜。

县城去阳镇的盘山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崖行进，急弯一个挨着一个，我有点儿晕车，靠在祖父的怀里睡着了。

当我醒来，阳镇出现在眼前，镇子很大，河水两岸居住着很多四川口音的人，原来阳镇靠近四川，当地人的饮食、语言等都接近四川。表哥梳着中分大背头，穿着雪白的衬衣，皮鞋是崭新的，蓝色的短袜看上去很薄。

他领着我们先在学校教师宿舍放下东西，他嘴里反复唠叨着阳镇什么菜都有，舅妈怎还老远地带来这些，何况这些菜没有冰箱也放不了多久。我还淘气地解释，土豆放一冬都没事，我们也吃了一冬，咸菜放在窗台也能保鲜几个月，都新鲜着呢。祖父坐在表哥床边的凳子，从裤兜里取出旱烟，用手指捏一点儿装进竹子把的青铜烟斗里，沉默地吸着烟叶，烟雾弥漫在屋内，表哥赶紧打开窗户和门。

晚餐时，我们在外面餐馆吃饭，祖父直言什么都不用点，就要一碗面；表哥要请我们吃火锅，阳镇的火锅比四川的都好吃。吃饭途中，祖父借故抽烟出去提前结账了。他知道的，表哥当了教师，工资却少得很，阳镇不比家里，逢人红白喜事，朋友宴请，吃穿用哪个不花钱。

那晚，我们都睡在学校宿舍。表哥从教室取来几个凳子，在床旁搭上木板就重新有了一张新床。

我以前很黏人，总喜欢和放假在家的表哥在一起上山下河，他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们不是亲兄弟，却更胜亲兄弟。

那晚我胆怯地睡在祖父旁边，夜里大家都没怎么说话，简单洗漱就躺下睡下了。

宿舍外面是一条街道，路灯和月亮都亮着，比赛着各自的韧劲和光影。宁静的月光照进窗户，打在祖父的脸上，可见他曾清秀丰盈的面容被岁月不断收缩，皱纹和色斑格外显眼，眉毛都白了——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