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遥在望

一

阿珍现在有钱了，比汤溪镇上多数人有钱。阿珍曾经的梦想是哪天有钱了，要去看外面的世界。阿珍自小生活在山区，没到镇上生活前，村里常有电影队来放电影。她从银幕上看到了战争，看到了英雄，也看到了繁华的城市和红男绿女。后来村里有了电视机，一大帮人挤在有电视机的人家，目不转睛地看黑白的世界。神奇的是，那黑白世界留在她脑海中的印象却是五彩斑斓的。回首往事，最开心的是十岁那年家里有了一台收音机，这是她二姐出嫁时的嫁妆，不知怎么被父亲要回来了——她和弟妹每天抢着调台，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地方曲艺、流行歌曲、小说连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她喜欢听小小木匣里传出来的声音，仿佛大地之上有一个与她近在咫尺的、精彩绝伦的世界，被一道无形帷幕遮挡着……

她勤奋读书，就是为了将来能到山外那个世界去生活。但命运没有让她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读完初一后，父亲让她辍学了。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出嫁后，她就成了家里要帮父母干活的人。父亲说：“能听懂几句普通话，认几个字，懂加加减减，足够了。”父亲是个伤残退伍兵，当年因为脸上的疤，他爹娘四处央人说媒，始终没找到愿意嫁他的姑娘。直到有一年，大山深处一户人家父母双亡，家中长子收下媒婆送去的彩礼将妹妹许配给了他。遗憾的是，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又一个女儿，熬成黄脸婆也没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村里嚼舌头的说，他腿根那东西肯定也伤残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是雪上加霜，他带着女人东躲西藏，等他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村子，已经穷得家徒四壁。所以，当别人还躺在被窝里做梦，他就挑着两只尿桶下地了。他开完早工回来，端起碗，拿嘴往碗沿嗍一圈，碗里的稀饭就被他喝得干干净净。他夹几根咸菜，再舀稀饭连喝三碗，完了叫上阿珍跟他去地里忙乎。

“你妈要在家里带你弟弟，她身子败掉了，还要喂猪洗衣做饭。你别千万个不乐意，村里你这么大的孩子哪个不学着干活？”

阿珍不是个不听话的孩子，父亲教她干活她都认真地学，只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把所有力气倾注在一亩三分地上。累了一天，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睡了，她就躲在被窝里小心翼翼地旋转旋钮，听着收音机里传来或激越或舒缓的声音，疲乏的身子才会真正放松下来。

那时候夜间广播节目很多。单田芳就凭一张嘴，将嗒嗒的马蹄声，不同冷兵器的挥舞声、碰撞声，模仿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但阿珍不喜欢正听得津津有味时，老头子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相比之下，她更喜欢能为她带来精神抚慰的真情告白类节目——《千里共明月》。晚上十一点开始，主持人会接听听众电话，或朗读听众寄去的信。阿珍喜欢一位叫姚飞的主持人，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饱满而沉稳，他善于与每一个打进电话的听众交流：聆听他们的故事，疏导情感诉求，答疑解惑，让那些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人重新鼓起奋斗的信心。在节目结束前，他都会预留时间朗诵诗歌或者散文，有的是听众自己创作的，有的是听众点播的。当他关掉背景音乐，将一个一个汉字转化为磁性十足的朗诵声，总能听出特别的感觉，仿佛这个声音是属于她一个人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当她听着这样的句子，常常听着听着就流泪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句子经过姚飞的演绎，带来的冲击那么强烈，以至于久久回味着其中的意义，陷入少女的沉思。

日复一日，每个晚上她都要等姚飞的声音出现。如果哪天姚飞没有在节目中出现，她的心就一直揪着。可以说，她通过姚飞之口学到的知识、接受的教育乃至对人生的思考，比父母教给她的还要多。因为姚飞，她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三毛、戴望舒、徐志摩、汪国真、舒婷、席慕蓉、林清玄、海子等人的作品。很多打动她的句子她会记在心里，摘抄到笔记本上。她虽然没有见过这些人，但是她相信他们一定长得好看、学富五车。她或许就是从那时起迷上了播音和朗诵，并渴望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能像一只夜莺那般以声传情，当一名演播家。可是对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比生存更现实，“长大以后将怎么样”不过是给自己画了一张大饼，除了带来美好的遐想，还会带来无尽的苦恼。

不知不觉，她在汗水的浇灌与孤独的浸泡中，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此时，在吴村像她这么大的姑娘有的谈婚论嫁，有的出门打工，都想方设法离开了村子。而她的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母亲多病，父亲没有打算让她远走高飞。终于有一天，她在挑着一担番薯藤回家的路上，将担子丢到路边，蹲下身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二

阿珍是十八岁那年到汤溪镇上当保姆的。她表姐阿华嫁给了镇信用社的一个主任，生下一对双胞胎需要人照顾，就把阿珍叫去了。汤溪镇不大，但百货商场、电影院、银行、医院、派出所、学校、工商所、税务所、邮局，以及国有工厂、私营企业、宾馆、饭店等，一样不少。表姐夫叫李有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围绕他的故事很多。一是十年前他在某乡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创办乡镇企业，一年内还清外债，并向乡政府上缴利润几十万元，成为传奇人物；二是他离婚两次，因受流言蜚语的影响，不得不调离由他创办的企业。阿珍刚去表姐家时，心里有些害怕表姐夫。他五短身材，体重有一百六十斤，小眼睛、塌鼻梁、婆婆嘴、蒜头鼻、牙齿不齐、一侧眉毛是歪的……只有亲眼所见，方知这么多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会是怎样一副猥琐模样。表姐说：“你表姐夫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也有不少优点——他有上进心、工作能力强，对我父母及一家人都好，是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阿珍想，你说得再好听，还不是因为他有干部身份。

阿珍在表姐家负责买菜、做菜、搞卫生，等等。两个孩子主要由表姐自己带。比起在家干农活，做保姆自然要轻松许多。表姐爱逛街，爱出去玩，每次都把阿珍带在身边。她俩各推一辆婴儿车，路过小区的大门，保安会立正向她们敬礼，搞得阿珍很别扭。表姐说：“你见到保安怎么缩头缩脑的？”阿珍说：“他们穿着制服，老觉得像警察。”表姐哈哈笑道：“什么警察，他们就是看大门的。到了镇上你就要忘记自己是山里人。”阿珍一出门就会觉得自己土，不敢接这话。表姐说：“你看看我怎么把你表姐夫管住的？我一开始就跟他端着架子。告诉你吧，你越是装作瞧不起一个人，他反而越尊重你。”阿珍对这些事一窍不通，她想说你既然瞧不起表姐夫，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既然在一起，为什么又要端着架子？

经过一番观察，阿珍发现表姐夫真的对表姐言听计从，甚至到了谄媚的程度，但是表姐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每夜都要被表姐夫“蹂躏”一番。表姐家是三室一厅结构，虽然隔着一间卧房，阿珍还是能听到夫妻俩做爱的声音。阿珍很反感这声音。她不敢想象冰清玉洁的表姐，被这么个丑陋的男人压在身下是怎样的痛苦。她替表姐感到委屈。表姐曾说：“你主动一点，不出三年，保证你也能在这个小区找到一个男人结婚。”阿珍的脸红了：一方面她知道能住进这小区的男人多数是优秀的，一个山里姑娘能嫁给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这地方再群英荟萃也不会有她要找的人，她的心里装着远方和姚飞，怎么可能待在这个小镇上呢？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阿珍等着表姐给她发工资，这样她就可以攒钱买收音机了。可是等了三个月，表姐却把工资都交给了她父母。阿珍有些失落。等到这年春节，让她更生气的是表姐又把工资结算给了父母。她忍不住跟表姐吵了起来。表姐说：“我也不想给他们啊，可你爸千叮咛万嘱咐的，每次都说怕你有了钱乱花。这样吧，我单独给你一百五十块钱，就当是给你的奖金，行不行？”

阿珍回到吴村，发现家里添置了黑白电视，弟弟妹妹忙着调整天线选节目，她的气顿时消了。春节没过完，她就急不可待地想出来。去井下村等车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叫春雷，是井下村的，他也要坐车到山外去。

阿珍和春雷是在汤溪镇上认识的。春雷比阿珍大六岁，早在阿珍没长成姑娘时就考进汤溪齿轮厂做钳工学徒。之后他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汤溪街头摆摊卖东西。后来干脆辞职，承包了一块地种植蔬菜和草莓。阿珍去菜市场买菜，经常见他骑着一辆三轮车给摊位送菜，有时会大喊一声阿珍的名字，扔给她一袋时新菜，嘻嘻笑着逃一样离开。

“阿珍，不在家多玩几天？”春雷看见她，问。阿珍没开口脸先红了，因为她想在表姐一家回到汤溪之前，独自去金华城里玩一趟。不过她不想跟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吗？”春雷笑嘻嘻的。

“不放心你的蔬菜大棚呗。”

“我今年不种菜了。”

“为什么？”

“当初不甘心拿死工资，以为种菜能致富，两年里欠下一屁股债。”

“那你要去哪里？”

“你跟我去义乌吧！”春雷盯着阿珍说，“我联系好了一个工作。”

“可我不会钳工。”

“不会有什么关系，那地方有的是工厂。我去了不一定做钳工。”

“我还要帮我表姐带孩子呢。”

“你总不能都在汤溪待着吧？我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如果有好机会，我再联系你吧？”

听春雷这么说，阿珍有些心动了。

三

阿珍是在金华玩了一天后，回到汽车站准备返回汤溪的当儿，突然想去义乌看看的。可能她对金华城抱有太多幻想，游逛一遍后感觉它不是想象中的城市，高楼大厦不多，街道陈旧，如此而已。她听春雷说，义乌比金华好玩多了，光一个小商品城就能玩一天，到处都能看到外国人。再想起回汤溪做保姆她领不到工钱，就更想去义乌碰碰运气。

她昨天就是在这个车站跟春雷分开的——他们一个坐上了去义乌的汽车，一个买了一张地图开始了游逛。她摸了摸口袋，表姐给她的钱还在，就去窗口买了去义乌的车票。

到了义乌，她才给春雷打BP机。号码是昨天春雷写给她的。听到阿珍的声音，春雷兴奋地说：“啊，你真的来了？快告诉我具体位置。”阿珍说：“就在汽车站门口的快餐店里。”春雷说：“你去候车室坐着等吧，我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阿珍等来春雷后，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阿珍眼看着窗外的街景越来越破败，最后在一个昏暗的城中村停下了。这是一个连汤溪都不如的地方，满眼摩托车、小货车、生产作坊，与其说这是在城市，不如说在又脏又乱的乡场上。

“这地方有些乱，别太介意啊。”

“不是说义乌要比金华更像大城市吗？”

“那是在市中心，等以后我带你去玩。”

“你在哪个厂上班？”

“看到前面四层小楼了吗？那是一家鞋厂。”

“鞋厂也要钳工？”

“这地方没什么大型机械厂。我想把做鞋技术先学会了，说不定能回汤溪开个鞋厂。”

“这里的厂怎么看着不像厂呢？”

“都是家庭小作坊嘛。你看街头巷尾都是车间，这家是做鞋底的，这家是做鞋面的，这个弄堂的小工厂都和鞋子有关。我早上六点起床，这些车间的灯都亮着。老板跟我说，义乌打工是计件工资制度，多劳多得，技术熟练又肯吃苦，工资就高。”

阿珍置身于因为楼距太近，显得异常窄小的街道，头顶的天空几乎变成了“一线天”，上面拉满了电线、挂满了招牌和衣服。拥挤的建筑物下人车混杂，堆放纸箱的小货车和冒黑烟的摩托车不停地摁响喇叭，阿珍皱起了眉头。春雷带阿珍走到他说的鞋厂跟前，让阿珍往里张望两眼，然后带她到一家简陋的旅馆订了一间房。“你今天就住在这里吧。明天我帮你问问老板，厂里还要不要人。”春雷像个哥哥似的说。

阿珍不置可否。她上楼后春雷就走了。她没有打过工，不知道该不该留下来。这里的情况，再次把她想象出来的那个世界——那个通过收音机里的声音、电视电影中的影像、报刊上的图片拼凑出来的世界，砸得稀巴烂。

第二天春雷一早来敲门，告诉她鞋厂暂时不要人，但是老板的亲戚那里缺人。在春雷的引荐下，阿珍进了一家服装厂。可她做了两天就想回家了，因为她要学的工序既烦琐又耗神。春雷赶去劝她留下，说现在学一门技术是为了将来能回到汤溪去办厂。阿珍撇撇嘴，又坚持了五天。之后，她给春雷留下一封信，偷偷地离开了。

这时，一直没见阿珍回来上班的表姐以为她失踪了。当阿珍低头走进表姐家，阿华生气地说：“你这几天死哪里去了？我们报了案，正准备去张贴寻人启事呢！”阿珍咬紧牙关，没有说出去义乌找工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