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陨落的神童 - 河狸期刊网

上元三年（676年）秋天，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后，乘船北还途中不幸于广州附近海面落水惊悸而死。“孤鹜”南天折翼，他的两位兄长王勔、王勮便到处搜求三弟遗作。好在王勃有自编诗集，再加上各地诗板抄来，花了几年时间，二十卷本的《王勃集》编成了。

文集行世，照例要有名人作序。王勃的两位兄长犯难了。他们都是写政府公文的高手，却文才平平。为了有一个与王勃的文学成就相孚的名家作序，他们找到了神童出身的时任秘书省校书郎杨炯。

永淳元年（682年），杨炯在秘书省的书库里重读王勃的全部诗文，他为死去的朋友惋惜的同时，心底里或许还会感到一丝愧疚。为什么早逝的总是颜回、贾谊这些早慧的天才？现在又加上了一个王勃。是上天后悔给了他们过人的才华，要匆匆取走吗？

作为王勃的同龄人（他们同生于高宗永徽元年），杨炯发觉，自己的一生实在过于平淡了。他的朋友二十八岁已经走完了世间该走的路，写出了命定的诗文杰作，都活成一则传奇了，他却几乎从没有离开过长安一步。

“呜呼！天道何哉！”他是为王勃而悲，也是为命运薄待自己而悲。

这一切，自不能归因于他不努力。他十一岁中神童科，因年龄太小没有授官，“待制”弘文馆，起点不可谓不高。却没想到，之后的宦途就塞滞不前了。弘文馆苦待十六年，陪着一群权门子弟读书，也不知受了多少窝囊气。就在王勃去世的当年，他才参加制举，补授了一个负责“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校书郎，算是“释褐”了。

仕进如此不得意，实是因为缺少有力人物做奥援。弘农华阴杨氏一脉，北周时虽也出过大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入唐后，他几个伯父也做过州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但他这一脉，门衰祚薄，他的父亲、祖父，都没当过官，也没什么人脉。在讲究出身门第的初唐官场，当然很吃亏。这让他总是有一种自卑，社交场上一说郡望和门第，就不好意思地说“吾少也贱”。

弘文馆是国家于武德四年（621年）所开设的一个学习机构，专门招收皇亲国戚和五品以上京官的子女入学。杨炯在馆的十六年，正处于少年向青年的进步中，国家也正当有事。显庆后期，直到龙朔、麟德间，平百济、定西域、灭高丽，正是坐稳了大国得意扬扬的当儿，国家武功显赫，朝野猛士鹰扬。这样的环境，自会催生起一个青年士子在仕途上腾挪一番的雄心壮志。但他就是找不到让他可以举身一跃的那级台阶，打不开专为他而设的那道门。

现实与梦想的严重反差，适足以让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滋生出一种负面情绪，以为怀才不遇，明珠暗掷，“青苔”“幽兰”只能长在深谷，听任腐烂。平日里看到朱紫绂冕、轩轩于朝的尽是一些无德小人，气不过，就暗地里骂他们“麒麟楦”，旁人不解，他说：“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

披着麒麟外衣的驴，说穿了还是一头驴。到底在国家最高学府里混了这么多年，骂人不吐一个脏字，招来忌恨于是在所难免。

宋人的《太平广记》，是把这则故事放入“轻薄”门的：

唐衢州盈川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忤怨。人问其故？杨曰：“今餔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

他的《出塞》《战城南》《紫骝马》《从军行》，自是少年人急功心理的外显，尤其《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多少豪情！却也不过是在九门宫阙里想象着塞上风雪，还是下不了决心像年过半百的骆宾王那样真的去从军。

秘书省是皇家的藏书库，长官为秘书监，下面还有秘书少监、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和正字。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和正九品下的正字，是秘书省中品级最低的两种品官。虽说是个清望之职，到底冷板凳难坐，长居石馆铜门，与书籍打交道，会让人消尽火气，慢慢接受现实。于是，秘书省一批同事于阁上聚会赋诗，推他作序时，他便这般借题发挥，说，既然汉代的刘向、扬雄、马融、傅毅等一批名人都曾校书于秘阁，那我们又何必为自己担任校书郎这一薄职感到不快呢？倒不如大家一起共聚一堂，开怀畅饮，剧谈戏笑，把小日子过好了再说，——“闲之以博弈，申之以咏歌，陶陶然乐在其中矣”。

可能杨炯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为王勃所作的序，会成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动笔之初，出于对亡友的追忆、怀念与痛惜，他是想把它写成一篇传记的，但写作过程中悲情溢动，带动文如潮涌，使得这篇文章看起来更像一篇祭文。而且，序文中用大量篇幅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进行了抨击，看起来更像一篇文论。

鉴于仕进无路的苦闷，再加上好友王勃在官场上两次遭受挫折的教训，杨炯认为，一个人的才华比起仕途上的成功更重要，其功绩也会存世更久。当他写作这篇序文时，世人皆以“王、杨、卢、骆”文章齐名，并称天下，所以当他谈论王勃的文学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贡献做出肯定。“大矣哉，文之时义也！”

于是，在对朋友生平的简要叙述后，他转入了对宫廷诗盛行的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他说，譬如像上官仪这样的宫廷显贵，一味把诗当作粉饰太平的工具，无穷无尽地去赞美与歌颂，诗里充满了卑劣的奉承和繁复到了病态的修辞，把文学的一点儿“骨气”都给耗尽了！

他自豪地宣告了伟大文学变革的到来，并把变革确定在公元661年往后的几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

龙朔的年号，为公元661年—663年，那时他和王勃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却已有志去掀动一场革命，“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们志同道合，共同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革新，“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

所说的文章知己，除了他和王勃之外，这个名单里他又加进了两人，薛元超和卢照邻。“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卢照邻的文学主张，“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自是与王勃一路，加入上年刚由中书侍郎升为中书令的薛元超，也自有他的现实考量。

而他们知己联手，也终于使僵寂半个多世纪的文坛颤抖了：“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接续建安时代的言志缘情、刚健爽朗的文风又回来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在他们手里开启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辞赋，还是五言、七言的近体诗，都将按照这条健康的道路去走。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他赞美说，这功绩是属于王勃的。当然也是属于他杨炯的。

杨炯在校书郎的职位上待得并不长。他在《浑天赋序》中说，“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寻返初服，卧病丘园。”应该是在写完《王勃集序》后几年，他以养病为由回家了。“返初服”，意思是脱去官服，重新穿上出仕前的服色。

但他并不是真的去职了，他只是不满意秘书省藏书库里郁郁沉沉的岁月。他在等待时机，等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

贵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中书令薛元超，太宗朝的名臣、太常卿薛收的儿子。永淳元年（682年），高宗幸东都，皇太子李显于京师监国，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佐。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是皇太子眼前的红人，就在这一时期，他推荐杨炯、崔融、邓玄挺等四人进入太子宫闱，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杨炯还被任命为正七品上的太子詹事司直，成了皇太子李显的贴身官员。

对在帝国的文官大厦最底层苦熬了十多年的杨炯来说，命运之神终于向他招手微笑，前方的路也雪霁冰消，阳光普照。永淳元年（682年）秋，入崇文馆不久，皇宫大内菊花始盛，在奉薛元超之命所作的《庭菊赋》中，他为能够与薛元超这样的达人君子“朝游夕处，徘徊顾慕”而自得，并表示既受恩遇，定当誓死追随。“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

东宫贵官的身份使杨炯扬眉吐气，他开始频繁出入上层社交场，写了一大堆描写殿苑风光的游宴奉和诗。中秋节，高宗到南郊的老人庙奉祀，以东宫名义奉呈的《老人星赋》，就是他执笔的。

他的社交诗中开始频繁出现那些显贵的官职，“石侍御”“崔司空”“骞右丞”“李庶子”“刘侍郎”等，那都是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其中不无身份尊贵的“北门学士”。这放在以前，他是很不屑为之的，现在皇恩浩荡，施及己身，他自然热心趋奉，甘之如饴。甚至有一次崔司空的一个小妾生病死了，他也特地致诗相慰，贱贱地把自己代入进去，说什么佳人不再得，“妆匣凄余粉，熏炉灭旧烟”，这宫体诗的伎俩，他玩起来竟然一点儿也不硌硬。

两年后，薛元超去世，杨炯亲写祭文悼念。尔后，又受薛府门人委托，为当年的仕途提携人写下一篇长长的行状，肉麻的感恩戴德之词他自己读了怕也要脸红。

看起来杨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了，但一场从宫掖内部发动的政治风暴还是把他给卷了进去，阻断了他的前程。

从显庆年间起，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高宗已不再处理政务，但他的法定继承人并没有接过统治权，因为高宗把权力几乎完全交给了皇后。

事情的缘起，是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李治在洛阳宫贞观殿驾崩，把皇太子李显推上了政治前台，出任唐朝的第四任皇帝。这本是东宫僚属们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权欲旺盛的皇太后似乎并不愿意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李显即位不到两个月就被她找了个由头，废为庐陵王，幽禁别处，不久迁往房州，让小儿子李旦当了傀儡皇帝，自己临朝称制。于是有了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起兵事。这徐敬业，乃是当年太宗皇帝凌烟阁上二十四功臣之一、征服高句丽的大元帅、武则天进为皇后时亲奉玺绶的英国公李勣之孙，他打着故太子李贤的旗号，诡称李贤在他军中，号召天下兵马共起讨武，中兴唐室。扬州军只坚持了三个月，就被镇压了下去，二十五个叛军将领的首级被高挂在洛阳城门之上，死去多年的李勣也被开棺戮尸，所有参与起事者都遭到了逮捕和清洗。其中就有杨炯的一个远房堂兄，他的从伯父杨德幹的儿子杨神让。

说起这杨德幹，曾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又做过洛阳万年县令，据说为官颇威严，以致他的属下们有“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幹”的讥语。《隋唐嘉话》里记载了一则他的执法故事：“杨汴州德幹，高宗时为万年令，有宦官恃贵宠，放鹞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鹞头。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你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

杨德幹一家发达后，与杨炯一家早就没有了来往。杨炯也很不喜欢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堂兄。扬州事件一出，武氏豢养的酷吏们大搞株连，朝野风声鹤唳，杨神让参与谋反的事被揭露，不只连累他爹杨德幹被杀，还祸及堂弟杨炯。本来，李显被赶下台，身为东宫旧人的杨炯也难逃审查，这一来，远谪更不可免，于是贬出詹事府，从正七品上阶的太子詹事司直降为从七品下的梓州司法参军，连跌三级。

薛元超在光宅元年（684年）冬天去世，杨炯为薛元超写的行状落款，有“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书令汾阴公府功曹姓名谨状”语，故知他贬去梓州的时间，已经到了垂拱元年（685年）夏、秋时节。

他入蜀的路，当是他的朋友王勃和更年长的卢照邻、骆宾王等先前也走过的，从洛阳南下，沿长江水路而入蜀，再沿涪江北上到达目的地，全程凡三千里。《旧唐书·地理志》载：“梓州上，隋新城郡。武德元年，改为梓州。……至京师二千九十里，至东都二千九百里。”

这是他首次出长安。因他是个逐臣，心中有丘壑，也有委屈，看群山起伏，江水流淌，尽皆历史的教训与暗示。纪游诗《广溪峡》写他乘舟远望广溪峡（瞿塘峡）的印象，其时极目所视，长江奔腾，两岸旷野间出，迎面而来的夔门高高耸立，首联“广溪三峡首，旷望兼川陆”，大处起笔，点出的正是长江第一峡的山川形势。第二联“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写羊肠小道曲折盘绕在半山腰，峡口重镇夔州城虎踞江岸，拱卫着白帝城，极言形势之险。而峡中垂瀑飞崖，江水滔天，盘涡回转，更是长年在宫禁中的他所未见。五言诗走出宫廷的禁苑，面对山河辽阔，也有了低回、激越与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