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往事一

作者: 菡萏

大姑从柜中,拎出那双白底黑帮,两排乌眼,穿插着鞋带的男士棉鞋时,爷并没惊慌,只是像个受气的小学生,低头默不作声。

鞋,原本静静地躺在柜子一隅。柜是横卧的大柜,两米多长,很乡土的朱红色,漆着花饰。这种柜在东北很常见,几乎家家都有,融汇了俄罗斯、日本与本土风格。上开盖,像两口箱子并在一起。隔几年上一道漆,画师又描又绘,那时的手艺人都是艺术人,不用打草稿,花鸟鱼虫活灵活现。用旧了,便有了古意。

小姑举着问:“这是谁做的?”

二姑道:“人家哄你钱的!”

老姑提出奶的骨灰盒:“你对得起我妈吗?”

也就是那天,我知道奶的骨灰一直存放在那口画柜里。她走了十多年,一刻都不曾离开这个家,只是换种形式与亲人们在一起。

三个姑很激动,也很嚣张,站在地中间连珠炮似的对爷开火。爷很木讷,也很愧疚,批斗会持续很久。那双崭新没上过脚的手工棉鞋,被二姑拿到院子里,用斧头狠命地剁成几截,碎屑飞出去好远。

做鞋的老太太姓于,与爷家隔条胡同,抄近路两分钟即到。两人恋情持续多久,没人知道。能一针一线,打袼褙、纳鞋底、上帮,整个过程足够琐碎,也足够漫长,况且是个老人。

对那个老太太,我没啥印象,也谈不上喜欢,和姑们观点一致。好好的家,多出一个陌生人,爷的爱被分走,别扭而无法接受。那段时间,爷行踪诡秘,每晚既没去张聋子家下棋,也没去老杨家喝茶。二姑、老姑侦察许久,方发现蹊跷。

我们仨借着月光偷偷摸去。单独的小院,木门一推就开了。院内静悄悄,从窗户洒出微弱昏黄的光。三个人贴着墙根,慢慢移向窗口。月色清冷,深灰的云层飘浮在夜空,没现代化建筑的当时,那样的小院恍若四通八达的古村居。

二姑身穿赭褐色线绨棉袄,嘴巴嘎巴着,用手指了指。我侧头探脑,爷四平八稳,盘腿坐在简陋的土炕上。室内幽暗,看不清物件。老太太也盘腿对坐着,两个人很有仪式感。

我们仨鬼鬼祟祟返回,站在灯下,研究半天,最后由我单独再去。我抄着手,拐过巷子,理直气壮,急匆匆到那儿。在窗外“当当”两下,喊声:“爷,来客了。”便转身往回走。爷起身,背着手,撅嗒撅嗒跟在我身后。那年,我十岁,并不怕爷。他对我总是笑眯眯的,疼我,从不舍得责备我,凡我做的事,都正确。对两个姑,却不一样,二十多岁的人,还挨他的皮带。

无法评价他的暴躁与和蔼、善良与自私。但姑们爱他,一说起咱爹,满口自豪。多年后,在北京前门一家简陋的小旅店,我说起爷用皮带“啪啪”打她们。二姑笑着说,那日子咋过的;说起那个老于太太,奶四十二岁就走了,爷的孤单落寞,以及我们的做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爷有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三个姑默然不语。生活教会我们许多,但当时,那种事是遭人非议的,所以爷低调。只要晚上爷不在,两个姑便说,到老于太太那儿把你爷叫回来。爷便乖乖地跟我回家,她们不敢去叫,怕爷发脾气,直到发现箱子里的定情物——那双黑色灯芯绒棉鞋,两个姑才去铁道南把出嫁的大姑喊回来,有了这场暴风骤雨的批斗。

过后,老于太太来找爷,端来一盆土鸡蛋。被二姑连盆带蛋一起扬到院子里。那个磨得锃亮、略带坑洼的银白铝盆在雪地里,哐啷一声,滚出去好远,蛋壳蛋液碎了一地。

爷家的房是一九六九年盖的,原来的房是当的,后来成了死当。建六小学时,被征了去,另给了地号,赔了一百二十元钱。再早的房早没了。爷手松,有多少钱,花多少。爸单位闹政治运动,他回去建了房。俄国人走后,留下不少烂石头围子。爸到铁道南一块块撬下来,再蜗牛样一块块背回家。三间瓦房,砌有一米多高的石头墙,三开扇双层大玻璃,亮堂堂。左右出场很大,廊下抹地坪。斜对面盖了三间仓房,一到春节,贴上物资满仓的红纸。院子很大,前面是园子,种着海棠、樱桃、指甲花、蔬菜等。用木栅栏围起。木头大门,在胡同最里面。

建房花了一千多元钱,爸妈用光所有积蓄,借了不少。姥姥家的七十元钱没还。姥爷和双胞胎舅舅帮着盖了八个月,每日清早赶着马车来。姥爷是个倔强的乡村小老头,黑棉袄黑棉裤,戴顶棕色毡帽,打着绑腿,捆着腰带,唇上黑黑的胡子像排刷子。一摆手,说不要了就不要了。爸说,过后还了;妈说,哪有,我爹就没要。爸说,那也用别的形式给了。妈腆着肚子,怀着弟,给工人们做饭。余下的债,爸带到单位。屋落成后,妈抱着我也去了黄沙滚滚的风陵渡。

铁路单位永远是战斗劳作的场景,有了俩弟后,妈连背带抱带牵,把我们弄到工地。在石堆旁铺个小被,让我们坐上面。北风呼啸,吹着她柔软的发丝,她在旁打石碴——把一块块大石头敲碎,变成大小均匀的路基石。大石头,放炮,炸山获取。若在中原,由火车运来,所以叫卸货车皮。那些石头很大,得用撬棍别。打好的石碴,堆成平平整整的方堆,待爸他们来量,多少方付多少钱。我三四岁,站在旁边,就知道线松点,妈就多挣点。不做,就没得。

在最早的铁路建设中,每块路基石都是人工打出来的。

待我八岁,回到老家。老家的情景自是繁荣,甚至是繁花似锦的。

爷喜欢我,把我留下。

那样的日子足可以夸耀。爷种了几窗台花,茉莉、玫瑰、君子兰。爷放一盆紫红月季在栅栏旁,下瓢泼大雨也不往回收,声称要验证它的坚强性。我和爷站在窗玻璃后静静观察,又慌不择路冒雨去救,结果花被活活打死。爷蹲那儿,久久不语,摆弄着残枝,我弯腰立在他身后。

爷买回两只长着螺旋犄角肥坨坨的老绵羊,一天到晚咩咩咩。又买回一大摞比磨盘还大的豆饼,掰碎或上笼蒸,用铡刀一片一片切着喂。抑或拿着柔软的细鞭,赶到很远的铁道边吃草。荒野无声,他独自坐在废弃的铁轨上。夕阳西下,红红一片,几枝凄凉的狗尾巴花,孤独摇曳着。

晚饭时,他慢吞吞赶着羊回来,出现在狭窄的胡同口。

夏天,爷说羊热了,得脱衣服,便请来剪羊毛的,贴着羊皮推。一个卷一个卷的羊毛像厚实的云朵纷纷坠落,灰黑的外表下,竟如此洁白。羊立马瘦了,再一个小卷一个小卷往外长。羊毛堆在仓房,等贩子来换钱。

爷喜欢动物,凡动物都喜欢,不计成本,没名目地喜欢。

爸儿时,爷还喂过猪,不止一头,十几头。爸和小伙伴骑着最大的大老黑,满院跑。爸的三叔专门给爷放猪,啰啰啰,在城市很壮观。喂兔子,吃光家里所有粮食。

有我们后,爷养了一只大公鸡,四五岁小孩那么高。红冠子,威风凛凛,飞墙上树,是只看家鸡。大姑儿子的脸被叨了一条血口子,现今五十岁的人,还留有疤。爸妈带着我和大弟回去,大弟笨,软骨症,两岁多才会走路,蹒跚着走不快,公鸡不识小主人,追着按在地下叨。爷喜欢大孙子,一气之下,把公鸡宰了。大姑说爷偏心,外孙子就不是孙子啦。

儿时,陪爷看电影,一老一小,并排走在马路上,厚厚的冰。爷穿件快到脚踝的皮袍子,戴顶皮帽,雪白的山羊胡子,个子高高的。皮帽子像锅炉的顶,帽耳朵翻过来,露出雪白的羊羔毛。爷的胡子纹丝不乱,要用木梳梳。洗脸时戴一个套,掉一根,都心疼。

路灯袅袅,那样的冬夜异常寂寞。我边走边仰脸看他呼哧呼哧喘粗气,胸前的衣服像小山包起伏着,白雾从他口中弥漫开来。

“瞧,这是我大孙女,聪明着呢。”走哪儿,他都如是说。儿时贪玩,跳橡皮筋、打沙包、攒嘎拉哈,晚上和小姑冒雪跑文化宫。凌晨四点想起作业,揉着眼喊爷。爷开灯,披衣坐起,把两个姑唤醒,沏茶倒水。窗外雪皑皑,我趴在被窝里边写边睡,铅笔在本子上乱戳。老姑在地下急得团团转,哈欠连连,一迭声问着,完了没?

爷喝茶,得有人专门续水。

第二天,放学回家,爷与棋友慢条斯理挪着棋子,说,我大孙女的字,那写得叫龙飞凤舞,闭着眼都能把作业做完。

爷盘腿坐炕上,看《参考消息》,谈论着遥远的米(美)国。室内温暖如春,两个姑打开暖气包的水龙头,“哗哗”放水出来洗头,雾绰绰。二姑拎着水淋淋的头发,抬脸说着什么。我往炉上方的水箱加水、发炉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对漂亮的“白玉”,在笼中温柔怀孕,产下四个宝宝。爷让老姑打来一盆清水,把四个鸟蛋放水中。若转,便是活的;不转,便死了。两个孩子健康长大,是混血儿,黄绿羽毛,带着它爸妈漂亮的胎记。

爷和姑支上面板,做油茶面。面粉炒黄,用细筛子筛匀,拌上糖、香油、炸熟的芝麻。柔软细滑,香喷喷。再用牛皮纸袋封好,喝时,沏上一杯。

也做鸟食。上好的小米,打上鸡蛋,拌匀,上笼蒸。晒干后似石头,再碾碎,还原成小米颗粒。黄悠悠,一粒粒似金子。

笼里高低错落放着三个核桃大小的白瓷杯,一个盛水,一个放煮熟的蛋黄,一个放小米。上午九点,爷穿着袍子,提着笼子出去遛鸟。笼外用蓝布做一个套,上圈口是松紧的,下口敞开。

那样的生活,很像日子。

冬天,爷坐在狼皮褥子上,接待宾朋。家里有个玉蟾蜍,爷放在被窝子里,摩挲得油亮。每刮一下,“呱”的一声。

写字台上摆着一对镂花双耳瓶、铜台灯,粉红梳妆镜是爸妈结婚时的,还有一个调波段的红波牌收音机大匣子。

二姑二十七岁了,给自己准备了嫁妆,缎子背面,枣红色灯芯绒褥面,龙凤呈祥,大朵大朵的牡丹。每次来客,都要打开,华丽丽铺一床;或两个人抻着,赞赏一番,再小心翼翼叠好,放进炕柜。炕柜也叫琴柜,琴即寝,由寝柜演绎。柜上码放着被子褥子。琴柜很大,夏天我躺在上面看书。东北的卧房便是客厅,外屋等同江南人家的堂屋。属序曲,进屋方是正礼,而炕是最尊贵的位置。有身份的人方上炕,小辈坐椅子上,这在《红楼梦》里多有体现。可窥见东北人易接近的性格,南方人则含蓄多了,卧房很难对外敞开。物资紧俏,二姑在百货商店上班,近水楼台先得月。

爷半夜管她要生活费,她不给,每月十五元钱。

“平咋不给?不也白吃白喝。”

“平还没工作。”

“她有爸妈。”

我迷迷糊糊,被二姑拎起,惺忪着眼,不知咋回事。写信,管你爸妈要钱要粮票。二姑愤然道。爷打了她。

白天,我脱下他们给我买的衣服,翻出妈寄来的红格子衣裤。痴痴地踩着小板凳,踮脚去看写字台上方镜框里爸妈的照片。爸妈抱着我和大弟,在北京新大非照的,上面写着无限热爱毛主席。妈梳着两根小辫,垂至肩头,白衬衣很干净。爸,灰褐色衬衣,两个人都瘦。

我巴巴地看着,想着自己也有爸妈,只是很陌生。这一想,忽悲哀起来。

镜框里还有奶和大伯大娘的照片。奶长得不好看。大伯大娘肩并肩,大娘眉目清秀,漂亮的丹凤眼,一条缎子丝巾在右下颌打着花结。妈说像古兰丹姆。

“咱哪个嫂子好看?”

“当然咱大嫂。”

“你妈败家,不会过。上街买块布,寻思都不寻思,一剪子下去,不是胳膊瘦了,就是前后襟短了。”一个姑看着我说。

“二嫂是农村的,咋配咱哥。咱哥多聪明,学习好。不娶她,就好了。”

“可不是,有年人给咱哥介绍个老师。”

“那咋没成呢?”

“谁知道了。”

“那也不行。咱哥要是找个城市的,那就没平了。”一个姑疑惑道。

一个不答。稍后迟疑道:“还不是会有孩子。”

“那也不是平呀!”

无事的夜晚,我们仨坐在一起,讨论着爸的婚姻和我那个在遥远地方吃苦耐劳的妈。我甚至私下研究爸不娶妈,到底有没有我的问题。

我现在喜欢乡下,连空气都是金贵的。那时不,乡下,一个可耻的名词。

在老家待的几年,我对妈是淡漠的,甚至瞧不起。看着她带两个弟回来,竟无限悲怆。瘦瘦小小的女人,穿件肥大的大衣,一点也撑不起来。朴素的短发,见人时,下意识往后拢一下。下着鹅毛大雪,赶回娘家看她妈。我不大叫她妈,她想和我说话,我也不太理。

俩弟在炕上玩气球,穿着一模一样,笨笨的棉袄棉裤,罩着灰色小立领中山装新衣裤。领口缀着红领章,仰脸蹦着推气球,红气球在空中一飞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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