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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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过道里挤满了寻求光明的人。如果不是有白大褂进进出出，大呼小喊，我差点儿要误以为这是某种教派的布道场景，更或者是做传销的盛况再现。人来人往的拥堵，夹杂着焦虑、迷茫与悲伤。我牵着妈妈的手，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我刚在电梯里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偷偷抹眼泪，他的小爱人的安慰像她个子那么矮小，仿佛与他隔着一米的距离。她仰望着他，目光中的惶恐上下移动，楚楚可怜。他说，我的一只眼睛就要报废了，看不见了。她说，做了手术就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他说，别相信什么见鬼的概率，落到谁的头上都是百分之百。万一我瞎了呢，瞎了呢。

她追撵着他，迅速靠上去依偎着他，想用拉近身体的距离来消除正在升腾的恐惧和无助。我也向妈妈靠近了一些，悄悄对她说，别害怕，帮你做手术的医生，是云南最好的眼科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呢。我知道，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正如妈妈所说，上一次做开颅手术都没害怕，还会怕这个小手术吗？可我分明感觉到她指尖上传来的颤抖和冰凉。

是的，我更能确定害怕的人是我。手术室外七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那种煎熬和惶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每一次听到手术室有响动，都以为是我的妈妈出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慌忙迎上去，可惜我们都不是医生呼叫的家属。秒针，仿佛比分针还慢的秒针，它重踏过我们的身心，虐待般疼痛。爸爸的53岁，走得那么突然，轰隆一声大厦倾倒，压住妈妈和我们。还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又要经历一个个劫难，祸不单行的日子，刀刀见血，痛进骨髓。

失火烧毁的家园，失去的只是财产，而财富就像四平村门前的那条河流，只有煮饭的、烧水的、喂牛的、洗菜的，才真正属于自己，其他的都要流到别的地方。爸爸的豁达与幽默，像他的五官一样，分布在他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说，要听老人家的话，只要有人在，什么都有可能实现。爸爸未曾实现的愿望，自动交接到我的肩上。我曾听见他跟老朋友们这样说：我的大女儿，样样操心，其实她就是我的大儿子了。

事实上，大弟才是爸爸的大儿子，彼时他刚大学毕业，参加考试未果，尚无力多管诸事。从他上高中，我就一直带着他读书，后来又带着妹妹读书。等他们都上了大学，侄儿侄女们，表弟表妹们又来了，我在小城的居所成了驿站，承担着某种从乡村到城市之间的特殊使命。那时年轻，并不觉得负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只为一声声需求与召唤，我就要挺身而出，两肋插刀。

如今，我常常觉得身后有对沉重的翅膀，让我耗尽移山心力也不能抵达。妈妈心疼我，偶尔会历数我的愚蠢，让我少管些闲事。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两次跨越式的长大，第一次是13岁，妈妈的双手腕骨折，两亩多的蔬菜不能烂在地里。每一个集市我都在风里雨里和太阳下，努力克服一个少女的羞耻心，为占地点与人争吵，学着讨价、还价、用秤、算账，揣摩买菜人的心理。一个暑期结束，我从13岁长到了18岁。第二次是父亲去世，我初为人母就见死亡扑来不由分说地带走了爸爸，任我哭天抢地，任妈妈肝肠寸断，房舍无色，四壁无声，也未能叫回我亲爱的爸爸。这一年，我变成了奶奶和外婆的样子，想用自己的方式试着疼爱她们的人间。只可惜，她们在短短几年中，相继离世。无法言说的悲伤，让文字找到我，为我剖开一条河道，用于宣泄眼泪。

被死亡一次次侵犯过后的身体，像枯木一样。有风吹即朽的败象，在我和我的亲人们身上铺陈，尤其是我的妈妈。她在短暂的五年中，失去丈夫、母亲和自己的家园，这些浸润着她一生心血的爱与愁，让她陷入痛苦的深渊，万劫难复。她的身体瘦得像一根细竹竿子，深陷的眼窝中已经没有眼泪，就连我也感觉自己已经衰老了。不能承受悲痛的时候，我甚至有了以求速死的念想。这个春天，我在柜子里发现了曾经暗藏的秘密，剧毒药与野生蜂蜜，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证明我从前的绝望。

我不敢与妈妈讨论那些艰难的时光，我害怕我们会被暗藏的黑洞吞噬。我知道，妈妈最大的安慰是她的四个孩子都读书成器了，实现了跳出农门的愿望。再苦再累的日子，她都说值了。万没想到的是，爸爸会走，走得那么突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儿机会也没有。

那一年，单位组织职工体检身体。当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有一个肿瘤的时候，我没有一滴眼泪。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她又要失去女儿。第二个想到的才是我的孩子，他会有个后娘，他会受很多委屈，但他总是要长大的。而我的妈妈，她将永远失去我。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后诊断为良性，至今也还在我的身体里与我相依共存，和平相处。也算是死亡给我提了一个醒，让我有一个准备的姿态。其实，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只是害怕有一天会痛苦地死去，耗尽亲人的情义与钱财，那将是我在人间造下的大恶呀。

历历的劫难，给我的身心造成莫大的伤害：失眠、脱发、心慌、手抖。医生的诊断书上写着：受刺激过度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心脏安抚到正确的位置，面对阳光和花朵，我终于可以微笑了。可是，新的厄运又来了，带妈妈在体检中查出脑膜瘤。我拿着片子奔波于各大医院，想寻求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妈妈却想用“生死由命”来消极抵抗，在儿女们的万般劝说下才同意手术。

当妈妈终于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们像是取得老天的特赦令，有种山呼万岁的洪恩浩荡，从脚底到眼睛，匍匐，涌起，升腾。医嘱的细节，连标点都没放过，只想好好守护着我的妈妈，从ICU到普通病房，擦身、排便、喂药、换洗。我生怕弟弟妹妹们照顾不好，非要不舍昼夜守着。后来他们都有意见了，说我钱要把着出，人要把着看，而妈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可以承担责任了。也许他们不会明白，一个太害怕失去的人，在内心有多么恐惧和不安，我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呼吸，她在叫我，她需要我，我才能心安。

病床上，她紧闭着眼睛，术后的高烧让人心焦。我多希望她能对我扬起大巴掌，说要拍死我，或者用娇嗔的语气对我喊“滚”。“滚”是她的口头禅，爱的时候说，怒的时候也说，其中的意思完全隐藏在她的语气中。她和四平村的所有老人一样，无法对人说出我爱你，听到别人这么说都会以为是有病。爱就是滚，滚就是爱。此刻，我多想在她的言语中滚来滚去，成为一个可以撒娇耍赖的孩子。如果她的手中还拿着条子，呵斥我们要不要吃跳脚米线？那就意味着老天已经还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妈妈。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这样的妈妈了。

跳脚米线是四平村的大人们体罚孩子的工具，手拿一根从山上折来的细条子，抽在小腿上，每打一下都痛得直跳老高。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出于对吃一碗米线的强烈向往，打孩子这件事就被戏谑地称呼为吃跳脚米线，且在滇东北一带流传甚广。能吃到米线的机会很少，但调皮孩子可以每天都吃跳脚米线。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不少，尤其是小弟。妈妈的细条子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一片起起落落地号哭。除了小弟会拔腿往外跑，其余三个都抵着挨打。妈妈曾经痛心疾首地对奶奶说，这三个都是憨货，打了都不会跑。

其实，她也没放过往外跑的小弟，如果不能一把揪回她的小儿子，她就提着条子追着他满村子跑，一边追一边骂：“等老娘拿着你，要让你身上蜕几层皮！”她追不到就气急败坏地回来，在我们身上出气几下，就挑着桶去浇菜了，到了晚上也就忘了要打小儿子的事情。反正有那么多的农活，需要拿出比打骂我们更大的力气。而我们三个，打死都不跑，奶奶示意多次，不跑就是不跑。奶奶只好长叹一声：细条子是长眼睛的，就你们三个没长眼睛！

我占领着病房门口的条椅，以不同的姿势送走一个又一个的白天和黑夜。连日的焦虑和操劳，让我的咳嗽无法忍住了。医生说，一定不能让妈妈受到感染。我静听病房里的动静，戴上口罩等待妈妈的召唤。只等到有一天，她在病房对我发脾气，能大声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快好了。一个从小在妈妈的打骂声中长大的孩子，有一天妈妈沉默了，那必定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我害怕沉默。这本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最多时有九口人吃饭，爷爷说，不管喝酸汤还是稀饭，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生生的比什么都重要。每一顿饭，只要有一个人还没上桌，爷爷都不许动筷子。过年舀米饭的时候，要从周围开始，舀出一个小山包的样子，才是团团圆圆的年。如今，他们的牌位都请上了楼上的供桌，恭敬地站立在天地国亲师位的两侧。每一个春节，由妈妈带着我们举行跪拜和祈祷的仪式，以翠柏、青松、斋饭、茶酒、香火、纸钱寄托哀思。

当妈妈顺利出院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与死神的对峙终于赢了一次。后来我不断听到因为做脑膜瘤手术出了问题的，有人不会走路了，有人不会说话了，有人死了。若是早知道这些病例，我是万万不敢让妈妈上手术台的。我观察她很久，发现她依旧反应迅速，行动敏捷。唯一不好的就是头部缝针的地方凹凸不平，她说，那个帮她拆线的实习生，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总是拆一下，就甩一下头发，还要看一下那个帅气的医生。这桃花盛开的样子，不小心被妈妈看见了，也让她吃了大苦头。好多年过去了，她头上的凸凹不平依旧很明显，摸上去还会有轻微的痛感。

这些年，妈妈辗转于儿女们的家，带大了一窝孙辈后，就嚷嚷着要回四平村。她坐在每家客厅里，都像个客人的样子，让我不安。仿佛她不是来享儿孙绕膝的福，倒像是来代替儿女们受罪。她以能减少孩子们的负担为第一要义，并固执地认为只要她还能动，就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们拗不过她，就只能由着她的性子，无奈地把“孝顺”二字缩减为后面一个字。

回到四平村的妈妈，猪、鸡、鸭、鹅养了一堆堆，土地上的庄稼样样规整，水果蔬菜应季而生。甚至她又重新操起她的旧业，上街卖菜。她说以前是为了挣钱供我们上学，现在就像玩一样，让我们别干涉她。她买了三轮摩托车，仗着从前自行车技术一流的底子，生龙活虎地往返于街市之间。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她正在卖红薯，为三元钱一斤的红薯价格而开心，还后悔自己种少了。听说我这边在买红薯，她就抱怨这时空带来的距离，不能让我吃上好红薯。那些大棚土地里打的什么药水，膨大的，缩小的，催红的，去虫的，除草的，老板们为了多赚点儿钱什么事都干。还要延伸到人类的生育和繁衍，说人吃了这些，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好歹老娘土地上种些东西出来，你们来了，拉一车回去，吃的吃了，丢的丢了也不可惜，总是好的。

我们的冰箱里常年塞满妈妈的馈赠，从蔬菜到肉类。我一想到我们每一回去，那些鸡鸭鹅也许都会瑟瑟发抖吧，就有种轻微的罪恶感涌上来，随即又放下了。妈妈说，养这些不都是为了吃的吗？收起你那点儿小假惺惺，有本事真别吃。妈妈认真地喂养它们，又熟练地宰杀它们，分装成小袋，冰冻好然后让我们带走。我不忍心让她太操劳，要去街上请人宰杀，妈妈说，与其有这个工夫，还要花那份钱，我早就自己弄好了。她像一个精明的会计师，说替人打工才70块钱一天，她早起宰完4只鸡，那就赚回80了呀。她心疼我们在城市里生活，吃片菜叶也要自己花钱，不像土地上种什么长什么。而我的心疼却不知该搁放何方。我试着对她说，我们小的时候听你的话，现在老了，你要听我们的话就对了。她大声赌气地对我说，听你们的话，除非老娘的脚直了。

我的妈妈，我年近七旬的妈妈，活得像一支队伍，一支雄兵百万的队伍。我们心疼她，她心疼我们。可是常常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遥控器却在她手上。年轻时，她骑着凤凰牌的自行车，肩上背的，车架上驮的，一次要运300多斤。现在换成三轮摩托车，威风凛凛地上坡下坎，有多少就能运多少。傍晚，车上还要载人回来。稍闲一点儿，她还要去帮附近搞种植的老板做活。这些，她都嘱咐村里的人不能告诉我们。如果说养猪，就说只养一头，种菜只够吃，至于帮人做工是绝对没有的事。

我差不多一年后，才搞清楚妈妈做的这些事情。村里的人，都与她结成了同盟军，口风紧实。那一次节日因为我出差在外，有朋友去家里看她，邻居说漏了嘴。她真把自己当成年轻人了，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不允许她摩托车载人，她说大家都是为了方便，嘴上答应不载了，背着我们依旧干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直到真把摩托车开翻了，伤到一个搭车的人，还好没有大碍。她得到了教训，终于不再一意孤行。帮人做工的事，搞不定她，我只好托人带话给那些老板，谁要是敢叫我的妈妈去干活，她感冒了我都要送到他家里去。这一招可真管用，从此我的妈妈不再为了一天几十块钱而在烈日下劳作了，可她依然不想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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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春节，我教会妈妈刷抖音，我希望这会成为她的精神鸦片，以减少她的体力劳作。果然有了一些效果，坐着躺着，妈妈也成了像我们一样离不开手机的人。我在心中有些暗喜，她终于可以消停一点儿了。才一年多的时间，她就说她的眼睛看不见药书上的字，也看不清远处的山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