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关键词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性书写中，恐怕还没有哪一类写作像“新南方写作”那样，集丰富与差异、临界与跨界于一体。它既带有生猛鲜活的地方经验和奇诡迷人的美学特质，也有着跨文化、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特点。

“相较于糟糕的清晰，模糊有其长处”，讨论“新南方写作”，不妨暂且放下对精确的、统摄性的本质观念的执着，将目光投向具体文本，探寻概念的实在表现。“新南方写作”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世界敞开的。以动态关系的视角来考察，会发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角力已然构成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基础，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性书写的重要特征。换言之，“新南方写作”本身就是在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不断搏击中发展起来的。从“下南洋”到改革开放的对外交流经验，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杂居多样的区域族群……这些因素提示着“新南方写作”的生成背景，它与世界性有天然的联系。

对“新南方写作”来说，世界性不仅是一种召唤，更是一种现实。讨论其世界性，不是为了凸显概念范围进行“圈地运动”，也不是凭一腔热情空喊口号以纾解焦虑，而是地方经验不断挖掘之后亟需思考的问题。陈思和曾指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性也包括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循着世界性来考察“新南方写作”，从“世界中”的接受再造到“到世界去”的跨域书写，这一创作实践不仅蕴含地方叙事的自觉，也标识着“全球南方”背景下文学对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多样理解方式。

一、在“世界中”阅读与书写

一个好的作家，一定也是一个好的读者。他从来不会轻易避开与世界、与经典相遇时的目光。莫言就曾直言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多次提及福克纳是自己未曾谋面的导师。这提醒我们，相较于个人在地经验和成长经历所带来的地方性知识，阅读的世界性也在重塑作家的认知。

正如布鲁姆所说：“文学的伟大在于让一种新的焦虑得以显现”，作家的创作不仅直面着当下，也直面着来自远方的叙事经验，必须与传统、与他的先驱和前辈产生竞争势态。毕竟，谈及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人们总是会想起狄更斯的伦敦、哈代的威塞克斯、梭罗的瓦尔登湖、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文学地方的重要资源。比起马尔克斯等人所处的时代，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地理距离不再是一种限制，时空压缩让我们觉得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时刻更新着人们所接收到的有关世界各地的信息。用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来看，“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我们对于地方的感知，对于世界总体的感受，已经截然不同于以往。

这便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现实：人们生活在地方，但早已身处在世界性的语境之中，很少有人能置身其外、与世隔绝。对创作而言，作家来自哪里、身处何地固然重要，但潜在的阅读谱系及接收到的世界信息，也构成了感觉结构的重要来源。讨论世界性，不能单纯将本土文学视作被动接受外来文学的产物，也不能完全抛开世界文学的影响。狄更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创造的文学地标并未磨灭，关键在于，如何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中寻找到融汇世界性认知与地方性经验的方式与方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南方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似乎未被“影响的焦虑”所困扰，他们毫不掩盖对外国文学及影视作品的喜爱，坦然地在创作实践中表露自己的阅读偏好。从陈春成笔下那一枚博尔赫斯站在甲板上往海里扔的硬币，到林棹自言是那种“愿意随时随地向纳博科夫致敬的读者”，再到路魆笔下闪烁的阿金图的红发，新南方作家多次在小说中寻求与世界文艺作品对话的可能性。他们不仅大胆尝试现代叙事技巧，同时也将经典意象改写，试图重新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建构着一种新的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

在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上，新南方作家始终保持着求新、求变的姿态，表面上看，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现代与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比如心理分析、时空倒置、内心独白、梦境、意识流、隐喻等。与其说他们特意选择现代派的技巧，不如说来自“新南方”的经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超现实的叙事方式。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固然属于形式的一种，“而在形式背后永远应该具有新的形式带来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生活世界，就像伍尔夫的意识流揭示了潜意识和深层心理，卡夫卡的寓言形式贡献了对世界的预言，海明威的‘冰山文体’呈示了初始境遇，罗伯-格里耶的‘零度写作’描绘了世界的‘物化’一样。形式必须与它发现的世界结合在一起才不是苍白贫血的，也才不是短命的。”在现代叙事技巧和形式实验的背后，新南方作家也尝试将形式与他们所发现的“南方以南”的世界结合在一起。

比如陈崇正《美人城手记》《香蕉林密室》等小说中，潮汕民间的传说，乡间的巫术，“万物有灵”的信仰，狂乱的风暴，茂密湿漉的香蕉林，与桀骜不羁的冒险精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故事的神秘与荒诞。路魆《夜叉渡河》《阴蜂》等小说中，昏暝潮湿的乡间有吵闹的人群，也有喃喃自语的迷失者，“某种诞生自古老混沌的恐怖”始终萦绕在小说中。在这些带有魔幻、寓言色彩的小说中，“新南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区域，而是一种氛围。读者无须知道小说的背景地，却依旧会在小说的气候中感受到南方以南的魅惑气息。有别于江南式的婉约、哀愁与浪漫，这种新南方的氛围不是一种乡愁式的心灵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经验表征。它存在于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乡野见闻，存在于席卷而来的狂风暴雨，存在于未知的附魅。在新南方作家笔下，种种难以名状的浑沌感注定无法让小说停留在叙事的平面，于是选择跳跃的非线性叙事，是新南方作家进入现实、展开想象的重要方式，这构成了先锋而大胆的现代主义叙事姿态，反映出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张力。

在叙事风格上，新南方作家总是显得不那么“安分”，他们有着打破常规、溢出边界的尝试，也有着致敬世界文学经典的勇气。珠玉在前，面对世界级大师们的创作母题，新南方作家们努力书写着自己的“世界性难题”，关注时代人的普遍处境。他们不仅仅是世界文学的阅读者，也努力成为世界文学的书写者。

陈春成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案例。评论多认为他的风格近似博尔赫斯，他也毫不掩饰对博尔赫斯的喜爱。但他小说所传达的主题，实际上与博尔赫斯存在很大差异。每一个读过《夜晚的潜水艇》的人，都会记得《竹峰寺》中那一份“藏”的玄机。从情节来看，《竹峰寺》中“我”将心爱之物藏在隐世石碑下，这一情节与博尔赫斯《沙之书》中藏起一本没有最终页码的《圣经》的情节遥相呼应。但陈春成表达的精神内核却又截然不同于博尔赫斯对宇宙无限的哲思。

在博尔赫斯笔下，“沙之书”是一本翻不到尽头如同恒河中的细沙一样不可计数的无限之书，但“我”在拥有它之后反而倍感恐惧，于是“我”便把这本书藏进国立图书馆的尘封书架上了。博尔赫斯自言小说写的是“那些看似奇妙、后来却变得骇人的东西”，个体始终是有限的、生活在此时此地的，而宇宙时空是不可知、无限的。陈春成深谙博尔赫斯《沙之书》中“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地方是森林”的藏法，但他还是想寻找广袤之下个体得以立足的那个最安实的基点。《竹峰寺》的人物看起来在藏，实际是在找。这不仅是藏与找的心事，更是一份青年人面对未知世界的心事。也只有找到这个点，找到这么一两桩“确定无疑的事情”，“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恰恰标识着当下青年人面对世界时最直接、最深切的感触。

而且这种“找”，是有落地、有回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带有中国古典美学中在无限中回归有限的意味。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环往复的”，俯仰之间，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意境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一味放远，而是回环往复的吐纳循环。在陈春成笔下，想象固然辽远、轻盈，但并不是一往不返、不着边际的，而是有那么一个实在的基点。这个点不仅是《竹峰寺》中藏与找的心事，也是《夜晚的潜水艇》中永远悬停在深蓝色梦中的潜水艇，是《裁云记》中充满诱惑的知识洞穴，无穷之下的探险即便找不到终点但也有过程的快乐，所有意象的表征都回到了那么一个最初的起点。

类似的还有林棹、陈崇正、王威廉等人的作品。无论他们的想象如何扩散、变形、跳跃，但都有着相近的、实在的基点，有一份寻找的意义。这份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富有实感的。“世界的文学，基本是内涵的问题，而不是全部的效果的问题，而是感受的深度的问题。”即便是在科幻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份寻找的意义和感受的深度。面对科技迅速发展的态势和全球化的世界大潮，王威廉《野未来》聚焦全人类、普遍性的生存话题，致力于在个体与生命之间建立联系。陈崇正《美人城手记》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人类身处困境时所做抉择的瞬间和不懈寻找突破口的努力，“人类最宝贵的已经不是基因，而是看不见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新南方青年作家表面上建构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但关注的仍是现实世界中被忽视的情感与生命的联系。

王德威曾用“世界中”作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键词，他指出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意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地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存在的方式，以“世界中”来考察中国文学，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新南方作家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接受与再造，并不是停留在单向度的影响层面，同样拥有“世界中”的开放心态。一方面，新南方作家对世界文学乃至于多种文艺形式的接受，使得他们的创作与世界文学经典形成了互文、对话的效果。用陈春成小说的话来说：“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世界文学经典的滋养和召唤并未消逝，只是变得更加寻常、更加内在。但作家的处理方式，并不完全是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式的，仍带有中国传统的部分。另一方面，在对世界文学的阅读与接受之外，他们并不急于“走向世界”，而是更加关心“世界中”情感的深度与个体的连接。他们对于经典的改造，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边界的探寻，持续更新着文学的感知力，从而形成了融汇传统与现代的新南方美学。

二、“到世界去”的跨域想象

对“新南方写作”来说，世界性不是一种口号、召唤，而是一种现实。除了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阅读、接受和再创造，新南方作家也在跨域、流动书写中寻找历史与自我。

溯源“新南方写作”，必须看到这一现象与世界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这样评价以广东为首的西江流域：“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率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梁启超看到以广东为首的西江流域作为交通要道的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进一步指出：“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在梁启超看来，广东在世界史和中外交流文化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中他还强调了广东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世界的眼光观之，则吾粤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

梁启超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从地理位置到对外文化交流，岭南一直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正如谢有顺指出：“广东不是广东人的广东，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广东——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近代以来处处领先的广东人立志成为汉民族新的代言人。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世界视野的建立显然与此相关。”这意味着“新南方写作”并不是异军突起，它背后有着一份世界视野。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最多、最广的省份，频繁的对外交往，促成了广东人开阔的全球视野和向海外寻找发展空间的传统。以华侨华人为代表，他们的活动不仅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见证，更是跨语际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本身就具有“到世界去”的意义和跨地域的色彩。

陈继明《平安批》、熊育群《金墟》、陈崇正《归潮》是近年来“新南方写作”中聚焦华侨华人故事的代表性作品。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的文学书写，有其特殊性。一是，华侨华人跨域流动的历史从近代一直延续至今，经历了几代人的生活变迁。这不是某一段屈辱或狂热的历史，而是具有延续性，从中既能看到近代岭南、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也能看到当下的变化及百年来不变的传统。二是，华侨华人的跨域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在下南洋出海的同时，他们始终与故乡、与眷侣保持着重要联系，国内外信息交流的过程也为本土带来了世界性的因素。当新南方作家触及这幅百年画卷时，他们以个体的生命史为起点，从个体到家族再到国家，一步步钩沉起华侨华人的百年创业史、移民史。正如陈福民评论《金墟》时说道：“中国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讲述当中，特别是现代史的讲述当中，因为陈嘉庚的影响力，我们主要讲的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侨乡福建。但现在，我们看到了《金墟》中的开平、台山等五邑地区，以及广东沿海更为广大的侨乡，那些无名的、没有被记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