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

退休半年了，朱玲还是无法改掉早晨6点半准时起床的习惯，仿佛脑子里有一个闹钟，到点就响。她起来先解手、洗漱，然后化个淡妆、更衣、喝一碗蜂蜜水，7点25分出门。以前是上班，到单位先吃早餐，8点50分准时踏进办公室。现在呢，虽说无官一身轻，但没事干也是闲得难受，早晨只能出去遛弯儿。她老公王庆差不多和她同时退休，男人原本就不是个要求上进的人，一辈子庸庸碌碌，可以说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终其一生，只混了个副处，她女人一个，好歹还做到了副局。而他一旦退休，更成了凡俗夫子，糟糕得很，讨厌得很，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还不想起床，早饭能糊弄就糊弄。有心拉他一块儿出去散个步，然后到小区门口吃个早餐，他不是膝盖疼就是脚后跟疼，要不就是夜里没睡好，理由多的是，反正就不想起床。

以前她在职时，王庆虽说满心里不太情愿，却也能做到咬着牙爬出被窝，潦草地洗洗手，帮她冲一碗蜂蜜水——几十年如一日，也真难为他了；她退了，早晨的那碗蜂蜜水也随之不见了！每天早晨出门之前，扫一眼餐桌，看不到那碗蜂蜜水，她顿时就感到窝心——退了休，甭说外人，自家人都不待见你！

呵呵，有点儿欺人太甚啊。

自己冲一碗蜂蜜水喝下去，感觉它是苦的。还没出门，心情就灰暗了；出了门，情绪会约略变好一点儿。她住东二环广渠门外，出门三分钟就是护城河。护城河里侧新铺了一米多宽的塑胶道路。以后沿着河边散步，将会是她未来若干年早晨起床后的一项主要事情——她有时感觉，这塑胶道路像是专为她铺设的。

下到河边，先往北走，走到东便门桥下，路断了，再往回返，一路走过广渠门桥、光明桥、左安门桥、玉蜓桥，然后再折回广渠门，一共7公里的样子，用时一个半钟头，回家时间正好是她退休之前踏进办公室的时间。

这天早晨，天气还行。她穿过乱哄哄人车拥挤、互相抢道的广渠门桥下，下到河边。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一年多来，外地人、外国人来得少，她却发现北京更拥挤了，周一到周五早晚高峰时间，东二环堵得异常厉害；护城河边散步的人，也比先前多，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冒出来的。明明出入口处有警示牌提示，不得将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车辆驶入，总有那么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主要是老头子，非要把各色车子骑进来，遇到行人就鸣喇叭催你让路。这不，她正走着，迎面一个黑胖老头儿骑一辆挺大的电动三轮车，轰隆隆过来，老远就趾高气扬地鸣喇叭，好像护城河是他家的！她故意不让路，逼着那老家伙把车速降下来，这才闪到一旁。那骑车的老头儿狠狠瞪她一眼，呼地开过去了。

树荫下的护栏边，经常聚集着一些垂钓者——他们身边就竖着“禁止钓鱼、游泳”的警示牌。她不明白，河水这么脏，钓上来的鱼能吃吗？不能吃，你钓它们干吗？垂钓者一般骑摩托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来，车子占着道，有的还猛抽劣质烟，呛人的烟味顺着河道大老远飘过来，令人非常反感。朱玲边走边躲闪抽劣质烟的人，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不用说，踩到了一坨狗屎。

护城河边，骑车的也罢，钓鱼的也罢，和这些狗屎比起来，就都不算啥了。不论清洁工怎么清理，总有清不走的狗屎——不少是刚刚拉出来的。你到护城河边散步，挡不住养狗的人到护城河边遛狗。朱玲一直对养宠物的人比较有意见，且不说不拴狗绳经常吓你一跳，小区里、电梯里，经常遇见新鲜的狗屎狗尿，她很少见狗主人清理。明摆着，这些人对狗比对人好，甚至比对他们的父母好——他们天天给狗洗澡不嫌臭，父母老了，动弹不了，他们肯定嫌臭懒得给老人洗个澡；他们天天陪狗散步，没见他们陪父母散过几回步；父母过世，他都不怎么哭，或者装装样子哭几声，一旦狗死了，他们哭得呜呜的！他们只愿把爱心献给狗。楼里有个邻居，有一回当着朱玲的面“抱怨”，她给小狗狗拔三颗牙花了九千！可是那天小区组织给西部的失学儿童捐款捐物，她一毛钱没捐扭头就溜了。

气咻咻费了很大的劲，又是拖又是搓的，好不容易才把鞋底子上的狗屎清理掉，口腔里泛起一股腥臭味，后悔出来没戴口罩。有人说，踩了狗屎，会走狗屎运——好运自然来！这个月她都踩三回了，也没见走什么运，可见说这个话的人，纯粹是放他娘的狗臭屁！前几天她从网上看到，以色列对付狗屎有新招：给所有的狗做DNA采样，然后再给街上的狗屎做DNA检测，查出谁家的狗，谁付检测费，每笔大约折合人民币五千，然后再重罚一笔。如此一来，街上的狗屎大为减少。她觉得这个办法相当不错，以后得找机会给市政部门提提合理化建议……

就这么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迎面遇上一个清洁工，那人深弯着腰，挥动大扫帚，呼呼啦啦地往这边移动，风卷残云一般，明明看见她过来了，居然还不收手，扫起的灰尘树叶碎纸屑，纷纷扑拢到她裤腿上、鞋子上，呛人鼻子。她生气了，不干了，停住脚，指着那人道：“哎哎！你咋回事呀？”那人看上去六十多，也许还不到五十——眼珠子都不朝她转一下，侧过身子继续扫。

这人太不像话，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她更加生气——一个扫大街的，竟然也敢蔑视她！她叉起腰，上前两步，横在他面前，端起当领导时的架势，眉毛竖起，气冲冲道：“哎！没你这么干的！你们领导怎么教你的？啊？你说话呀！”那人眼皮子都不抬，根本不搭理她，也许习惯了，遇到这种事，不吭声最好。他身子一矬，从靠近栏杆的一侧挤了过去，呼呼啦啦继续往前扫。她简直有点儿蒙，想追上去继续斥责，这时几个散步的陆续走过来，她以为他们会帮衬着说几句，一块儿声讨那个极不懂礼貌的清洁工，她也好顺势有个台阶下。可是，那些人像没看见似的，连个屁都不放，纷纷扬长而去。这世道，连个主持公道的都找不到了！她又羞又气，走了不甘心，便愣在那里。幸好，一个年龄和她差不多大的中老年妇女走过来，指一下清洁工的背影，对她道：“那人是个聋人！您哪，跟个聋人置啥气呀。”说罢，走过去了。

怎么是个聋人？一个聋人，偏偏来招惹她，不仅聋，而且瞎了眼！还好，她的气顺势消掉了一半。

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因为踩了狗屎，还因为碰到一个不懂礼貌的清洁工，朱玲散步的心情生生给坏掉了！她感觉堵心，气不顺，脚底下无力，不想走路了，便找了个无人垂钓的地方停下来，手扶栏杆，歇口气。护城河里的水还算干净，秋天的微风刮过来，吹起一片小波纹，水中倒映着她的影子，一晃一荡的，看上去，她一会儿像个老太婆，慈眉善目的；一会儿又年轻许多，像个少妇，眉眼还算清秀。就这么变来幻去的，恍惚中，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从前的事又回来了！

那是将近40年前了。

她19岁那年参加高考，没有考上理想中家门口的大学本科，只得就近到廊坊师范专科学校读大专。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大专生已颇为了得，想考上并不容易。寒窗苦读三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七中当老师，她家就在不远处的德胜门外，熟人都很羡慕她——在家门口上班，一辈子少跑多少冤枉路呀！她母亲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我做好饭端上桌，你再从学校回，保证凉不了。”

可是，干什么都行，她就是不愿当老师——她母亲站了一辈子讲台，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她看够了当老师的寒酸与苦楚，别人嘴上尊敬你，实则没人把你当棵菜。她死活不去学校报到，没办法，家里托了关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调整到党报下属的出版社当编辑。这家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涵盖新闻、历史、文化、哲学、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她在第二编辑室。

那年头儿在出版社工作，远比现在感觉时髦。她虽然是个新手，初来乍到，业务生疏，工作上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头两年还是过得挺开心，室里的老同志都很照顾她，提携她，帮助她，使她很快融入新环境。那时候的她，无比单纯，无比透明，甚至可以说是傻傻的，不设防的，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厚道得很。二编室统共有十几个人，大多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有两个“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她之前，只有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就数她年轻。

她是二编室的“室花”——这当然不是她自封的，而是副主任老黄公开封她的，室主任老巩说，他举双手赞同。甭说在二编室，即使放在整个出版社，她都有点儿鹤立鸡群，社里女同志虽然占比不低，但大多数都是昨日黄花，年轻一点儿的，本来不多，男人看上眼的，就更稀少。

实在说，朱玲谈不上漂亮，但她蛮有味道——这也是老黄背地里亲口说与她听的，弄得她脸都红了。她个头儿不高，但是很苗条；她皮肤不白，但是很光洁；虽说是单眼皮，眼睛还有点儿小三角形状，但是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薄嘴唇、尖下巴、鼻梁不塌、留短发，唇下面有一颗绿豆粒大的黑痣——大约她的味道与这颗痣有关吧。对相术颇有研究的老编辑胡军老师说，她这是富贵相，一生无虞。就凭着一身青春气，当然还有单身的便利条件，头两年她是相当风光的，二编室几乎所有男同志都对她关怀备至，她是一只在阳光下奔跑的小鹿，用现在的话说，幸福指数爆棚。

可是，两年后，一个叫曹明的女孩来到二编室，打乱了先前的“平衡”，也打乱了她的内心世界。曹明只是个中专生，按说中专生进这么高级的出版社当编辑，是不太合适的，最起码像她一样，得是个大专生。据说曹明有背景，父亲是大官——后来朱玲查清楚了，她父亲只是一个处长。可是，室里的男人们很快就把朱玲冷落，众星捧月一般，把曹明当女神看。

其实呢，室里的女同志看得清楚，曹明受“宠”，不是因为她爸，而是因为她自己。曹明个头儿比朱玲高，头发比朱玲长，腰比朱玲细，胸脯比朱玲高，声音比朱玲悦耳，性格比朱玲爽快——她仿佛是朱玲的命中克星，一来就把风头抢走了。

尤为可气的是老黄，以前老爱围着朱玲的屁股转，曹明一来，就不是他了。到黄山开会，应该带朱玲去，结果把曹明带去了。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老巩、老黄两位室领导肯定参加，然后再有两位老编辑、一位年轻编辑——最早都认为非朱玲莫属——眼看要成行了，老黄却代表老巩四处放话，说曹明外语好，准备带她去，让她兼任翻译。还画蛇添足地说，明年可能有到美国的机会，争取安排朱玲。

那年月出趟国，尤其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转一圈，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够你炫耀半年的。朱玲早就在家人朋友面前放过口风，别人都羡慕得很。可是这趟美差，生生让新来的曹明抢走，气得她哭了好几回鼻子，一个星期没去上班，宣称感冒发烧。就连老编辑姜凤初大姐都看不下去，悄悄递话给朱玲：“小朱啊，你也不能太好说话啊，该争就得争；你不像我们，奔退休的人了，你还早呢，老被人压一头，啥时候是个头啊？”姜凤初大姐一直跟老巩他们搞不来，她认为室主任的位置原本是她的，被老巩使了手段“偷”去了，平时从不正眼看老巩。

是啊，他们欺人太甚了。朱玲忍无可忍，想反击，可她一个弱女子，拿什么做武器？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骂几句，可是有些话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领导耳朵里。她的境况愈加不妙。她找机会向社领导要求调换个地方，离开二编室这个是非之地，眼不见心不烦。但是不久，老巩就正式找她谈话，严肃地说：“小朱，你来社里第二年，就让你挑大梁；第三年推选你为全报社的优秀编辑，整个出版社只有三个名额；今年底还准备发展你为预备党员。你说，室里对你哪点不好呢？不就是少出一趟国嘛，那有啥呀！以后想出国，机会还不多的是？”老巩明确告诉她，想调走，没门儿！

想走又走不了，她无奈。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不搭理曹明，或者不正眼看她。二人原本一个办公室，偏偏那曹明不知是装糊涂还是真的感觉不到，跟从前一样，嘴巴甜得像抹了蜜，张口朱姐长闭口朱姐短，隔三岔五为她带早餐，不时地送点儿小礼品。朱玲想当然地认为，这女人想必是做了亏心事，心虚，想来弥补，这才越发地伪装乖巧。自从曹明来了后，朱玲感觉百事不顺，心绪不宁，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小心，生怕被人告密，整天感觉堵心堵肺。终于有一天，她爆发了，把曹明递给她的一份早餐顺手掼到废纸篓里，说自己胃口不好，有点儿恶心，恶心死了！

那曹明当下就紫了脸，眼睫毛上挂起泪珠。当天下午，老黄提出为她们中的一人调换一下办公室。可是，朱玲这之前多次找过老黄，要求换办公室，他根本不搭理。这一回显然是曹明提出来的，他马上就落实，真是欺人太甚！

朱玲深深感到，在二编室，有她无我，有我无她。既然自己走不了，那么，最好是曹明走人。可是，凭朱玲的能力，想撵走人家是不可能的，曹明身后有老黄，也许还有更大的后台。提起老黄，朱玲气不打一处来，以前没曹明时，他对她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他那点儿小心思朱玲心里面明镜似的，这男人比较好色——男人大都好色，好色不是毛病，但你得掌握火候，不能乱来。有一回送稿子，他竟然捏着她的手不放，而且还揉来揉去的。如果她是曹明，没准儿就顺势扑进他怀里。可她毕竟不是曹明，她是个正经人，正派人，她绝对不做下三烂的事，不想被人戳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