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腹地的实感经验与自然写作

谈江西文学，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古代文学史上的“江西诗派”，但对于当代以来的江西文学，我们却相对陌生。2022年，江西散文作家江子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成为江西文学界的大事，也带动着更多的读者去关注江西文学。江子获奖的散文作品《回乡记》，有很清晰的乡土感，是对“赣江以西”地域的历史文化以及当前现实的关注。江子的写作，让他的家乡江西吉水以“赣江以西”之名进入了文学，成为一种南方之南的乡土文学存在。在一次采访中，江子说：“我特别强调这本书中人物的真实性，因为既然是记录历史，那就必须保真。”对历史、对地理、对真实的强调，这不仅仅是江子散文的特征，也是当前很多江西作家所看重的文学品质。因为对“真”的突出，江西作家近些年的创作，表现了更具“真实感”是“实感经验”，同时也因为“真和实”，这些作品在地方风景的呈现等方面都比较纯粹，在感情的流露方面也是直接坦荡的。对江西文学的关注，未必能发现什么新技巧、新风格，但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南方腹地的踏实与纯粹。

一、内陆世界的实感经验

江西文学在古代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较深，表现在文学上即文学观念显示出强烈的正统性。“作为古代文学精神的延续，他们继承了古代文学强调其社会功能这一优秀传统，加以改造，将文学当成了革命和建设的有力武器。反映在创作态度上，现当代江西作家都带有明显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感；反映在创作方法上，他们所坚持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江西作家对传统现实主义文法的坚持，容易显得文风陈旧，在新时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成为文坛上的耀眼存在。但几十年下来，江西作家也逐渐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同时，逐渐突显出一种注重实感经验的写作。今天，文学越来越贫血的时代，江西作家的实感经验写作也就有了突出的价值。所谓“实感经验”，它指向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这个词汇在强调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感性”。

江西作为南方中部省份，长时间处于“塌陷”的状态，很多经验还是乡土、小镇意义上的生活遭遇，是在感受土地的荒芜与传统价值的失落。这些经验在很多地方可能已经成了城里人的想象，但对江西的作家而言，它们很可能就是作家自身或者身边的经验，是很具体很个体的有痛感的经验。即便如阿乙，已经多年生活在北京，但新创作的《未婚妻》等小说，也都是不断回忆他在江西时的生活，被人称为“追忆瑞昌似水年华”；包括南昌作家阿袁的高校知识分子写作，新作如《有一种植物叫荚蒾》和《与顾小姐的一次午餐》等，也有着清晰的实感写作特征，她发挥自身身份特征，将视角对焦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群，描写了知识分子琐碎的情感生活；更有青年作家欧阳国的散文集《身体里的石头》，也都是表达自己的生命经验，包括他在医院工作时直接了解到的疼痛人生等。从个体生命中的痛感经验出发，去讲述最具体最实在的人生故事，由此表现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当前江西作家作品中最为难得的一面。

就近期的江西文学创作来看，也可以找出一些相对难得的、表现了独特实感经验的新作。像萧亮的《独角牛》，是对作家自身经历的书写。“《独角牛》是武宁老县城淹没之后我在新县城工作时完成的作品，我试图用它概括我所经历的时代的前半截。”《独角牛》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的江西农村中几个人与一头牛的命运，表现了特殊时代下的人物悲剧。作者的家乡武宁，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中游，在故事中被作者处理为一个虚构的地点“桑格拉子”。《独角牛》可以被认为是一篇回忆录，描写的是过去的记忆，开篇写“我”十岁从北方来到南方，中间插入插现在视角的“我”的感受，过去与现在，童年与成年，南方与北方，多种视角交织，时空的任意跳跃，使得文本表达的情感更加饱满，承载的内容也更加厚重。农民与土地相依相生，牛作为耕地的工具时常陪伴在农民左右。独角牛作为写实的物象，更承载了人物的精神，小老与独角牛具有相似性，孤单温驯，沉默地忍受苦难，这也是扎根土地的普遍的农民形象。

曾发表多篇“小镇文化系列”小说的陈世旭，近期有《镇上的面子》《那时明月》等，继续讲述作者熟悉的知青故事，也是对小镇写作的回归。小镇作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地带，是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过渡地带，作者明确声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为小镇写一部风俗史”，要表现的是小镇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世界的当代现实。《镇上的面子》带有强烈的陈世旭风格，语言朴实，表现朴素人性，重在展示九江地区的历史文化。陈世旭习惯于书写自己熟悉的或者比较容易理解的人和事，擅长从描写小镇的人事变迁中折射时代风云，同时传达一些朴素的生存力量。还如樊健军的新作《父亲的地图》，是其故乡“水门系列”的最新作品，讲述一个出走的故事，父亲遵循本心，逃离家庭和农村，去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父亲出走的特质也影响了子辈的“我”和弟妹，我们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也都陆续“出走”，走出了水门镇。这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寻求新的人生可能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谈江西实感写作，南昌作家杨本芬的作品不能不提。最新《我本芬芳》是其“女性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延续了之前的风格，以书写私人记忆抵达了公共经验的领域。故事描写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情感经历，讲述典型的中国式婚姻。“写这本书时，我真是特别为惠才难过的，同情和她一样命运的女性。我想探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把这本书懵懵懂懂地写出来了。”杨本芬的写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从个人经验出发，她塑造了惠才这位典型的传统女性，作为时代女性的缩影，勇敢表达了老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引发了众多情感共鸣，也从记录个体生活史上升至书写群体的历史。

注重实感经验的写作并不排斥文学虚构，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立足实感经验，同时又融入超越实感的文学想象。文学想象可以有很多方面，包括细节和技艺等等，它们可以让个体的、地域的实感经验获得普遍意义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这方面，可以阿乙的作品作为典型，其作品的故事有很实在的来自南方中部县城的残酷现实，但因着文学虚构、现代技艺的助力，它们超越了个体和地方，通往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甚至连通着世界文学意义上的生命经验。像其中篇小说《骗子来到南方》，描写了一场荒谬的大骗局，全城人都被席卷其中，在知晓骗子身份后仍然清醒地助力这个骗局的膨胀。这个传奇骗局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南方小县城“红乌”，作家在故事中采用了许多实际生活中的地点和事件，极力模糊虚构和现实的界限。包括细节方面，故事中“我”和弟弟压水泵等一系列很地方性的事件，都是典型的南方记忆。阿乙对“红乌”的想象是有野心的，这个虚构的城镇有地方上的、个体记忆方面的真实性基础，但它更是超脱地域和个体的、承载当代中国人小城镇生活经验的红乌，这是几代中国人生命经验的中心，在其中发生的事情和讨论的问题就是无限大的问题，可以无限纵深。阿乙新作《未婚妻》，仍将目光聚焦在县城书写，但是写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未婚妻》叙述速度变慢，叙述时间被拉长，阿乙让文本中所有的缝隙都填满细节。在这个小说的叙述中，作家屡屡引述《追忆似水年华》等世界文学经典中的句子，区分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心理时间的思考，使文本呈现出绵延性和自由感。阿乙曾自述这篇小说是对他自身人生经历另一种可能性的描写，即是对他没有离开瑞昌的人生故事的一种想象式续写。可见，阿乙的写作，很理想地融合了实感与想象、经验与知识，不断回到自身记忆，同时又在不断地敞开经验，阿乙的小说创造，创造了一种让个体记忆无限繁殖新经验、新故事的文学可能。

小说之外，江西作家的散文也有清晰的实感写作取向，注重从个人体验中抒发真实情感。比如陈蔚文的散文集《若有光》，从生活中的场景切入，讲述作家个人或是身边人的亲历，以絮语的方式缓慢行文，在细腻情感的抒发间隙表达理性的思考，最后上升为一种生活的哲思。以同名篇目《若有光》为例，从母亲满屋子翻找东西的生活场景切入，从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中生发出关于遗忘和记忆的所思所想：“一个被记忆抛弃的老人，也被尊严所抛弃。”散文最后的结尾余韵悠长，作家点出了篇目名的来源：“记忆有着个体的崭新，又古老得似洪荒初辟。依旧是生老病死，喜怒悲欢。逢秋至，微风乍起，风中充盈过往的群声嘁喳。远方以远，林尽水源，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人的个体与自然洪荒联系起来，作家给我们呈现了更广阔的视界，是一种对小我的超越。另一篇《将老书》，将目光聚集养老的现实问题，关注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同样表达了对介入现实的在场书写特征。

散文还如李晓君《贤士花园》（收录于《暂居漫记》）和朝颜的《暂居者》，都是从居住环境视角关注城市生存现实。李晓君聚焦南昌贤士花园小区，“那是南昌老城区一个相对嘈杂、混乱但也生气勃勃的社区，其外在的面目和周围的人群，构成了一幅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景观——具有某种介于县城与都市之间的气质”，作家以局外人的姿态描写身边的景物和故事，在鲜活或缄默的个体中投射自身，进行自我反思和思辨。朝颜的“暂居者”则具有清晰的指向，通过对父亲作为租户与几任租客的故事的记录，表现对城市住房问题的关注，呈现了城市中远离故土、无所凭依的“寄居者”的生活窘境，表现作家的现实关怀。“她由此而深切体察到个体性的生存之艰与集体性的漂泊之苦，由此而超越了个人伦理、家庭伦理进入社会伦理的审视与反思，表现了一个作家直接介入社会生活的胸怀与良知，也体现出散文文体的意识形态性。”

二、南方腹地的自然书写

实感经验写作，面向社会现实的一面可以表现出带有疼痛感的尖锐现实，面向自然生态的一面则可能因为忠实于现实所见而呈现出一些相对纯粹的自然风景。同时，江西因处南方内陆腹地，各方面的开发相对滞后，还保留了相对原始的自然生态。为此，江西作家在自然写作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赣鄱大地山水景色秀美，绿色资源丰富，江西作家也自觉立足地域，耕耘在乡村、大地、山水自然等原生态意象中，表达自己对故乡对自然的情愫。“作家们通过在精神原乡和族群共同体想象的寻找中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悟，获得心灵的停顿和温暖的归宿，呈现出创作者特有的江西故园情结，建构起我们内心深处依稀流连却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的精神原乡。”把故乡书写成“故园”，认同为“精神原乡”，这也让江西作家对家乡的文学表达裹上了一层纯净的面纱。

典型如樊健军的小说《通往天堂的夜航船》，描写修河水域的最后一个船夫柳上梢倔强对抗城市化进程，但最后还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悲剧故事。但人物层面的悲感，并没有影响作家对自然方面的纯净表达。作家在故事中以诗意的笔墨描写了船夫生活，表现了从自然中体验的宁静之美和深层次的心灵享受。“到得码头，日头已经西斜，河面上波光粼粼的，像铺了层碎金，很抢人眼。码头上停靠的船只都离开了，就剩下他的乌篷船。 他解下缆绳，脱了鞋，走下水。此时的水温比早上暖和，他的腿肚子暖融融的，说不出的舒服。”河面与岸上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岸上世界喧嚣浮躁，河面世界宁静，如同世外桃源。柳上梢一辈子飘荡在河面上，身旁只有豢养的动物，人与自然界的情感交流，达到了物我相亲的境界。还如傅菲的《骑鱼而去》，虽是现实题材，写边缘农村的不良青年，反映很多社会问题，但作品对乡野自然的表现却是纯净的。文章开头就是一连串的自然风景描述，视觉和听觉同时呈现自然景象：“湖水拍打沙岸，如大黄蛉在叫，嘟啷嘟啷，一阵一阵。清晨，雨下了一会儿，便停歇了，树叶仍有残漏的沥沥之声。露出泥滩的落羽杉黄了，针叶被雨击落，波浪推来湖水，浮起针叶，水面有了一层素黄色。”作品对隐喻意象的使用也表现了自然书写的诗意性，“鱼”在文中是现实物象，“我”开了家以鄱阳湖淡水鱼为主要食材的餐馆，杀鱼是“我”谋生的手段；“鱼”也成为自然的隐喻，“我”小时候常在碧雪湖钓鱼嬉戏，童年漫游于自然中；更深一层，“鱼”具有了哲学况味，与人生联系，“我们都是一群没读几年书的人，不懂法律，没有技术，生活在社会旮旯角落里，像搁浅在河岸的鱼”，“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骑鱼而去的人，努力地渡自己的世。”这些描述可以让人想到庄周笔下的北冥之鱼，从鱼变鸟，从鲲变鹏，搁浅的鱼摆脱了环境的束缚，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命空间，这是“骑鱼而去”所表达的理想化的生命状态。再如安然的《独坐羊狮慕》，是典型的自然文学，作家对羊狮慕山的书写极其虔诚，“如今我最想祝福的，是每个人都能邂逅一座山”，以朝拜自然获得生命的宁静。作品是多年篇目的合集，写作家在羊狮慕山的所见所闻所感。围绕自然景象的书写，作家对自我、民族和时代都有所反思，表达了对自然宇宙的大美的赞颂。

“自然文学实际上是在记述土地上的故事”，自然文学常与乡村书写联系起来，乡村不仅是江西作家赋予深情的所在地，在其中也体现了如何对待自然万物的伦理观念。加速的城市化趋势使城市逐渐占领了更多的土地空间，与此对比，乡村的特质渐渐显露，成为自然的代表，与城市对立起来，成为人们魂牵梦萦的故乡。江西作家的自然书写，都是一种浪漫化的故乡书写。比如作家周簌《隐秘的村庄》，这里的村庄隐匿在一片山林中，回归家园的记忆线索从灌木丛中的小路开始，推开夹道的枝条，等待雾气散开，在溪流那边的就是周庄。小说诗意化地描写了“我”对周庄的记忆，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引入对人和事的叙述，恬淡的笔墨稀释了人物悲剧命运的伤感。由自然及人，再由人及自然万物，乡村书写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我独自坐在空空的稻田里，母亲在村口扯着悠长的嗓音喊我吃晚饭，我故意装作没听见。我呆看着圆盘似的月亮，月亮的那部分暗影像极屋后那棵高大的马尾松，望一望屋后山巅上的那棵旁逸斜出的马尾松，又望一望夜空中的月亮，越看越像。我怀疑，甚至笃信，月亮上也有我的故乡，我的周庄。”对乡村朴素景观的描写可以得到冲淡的审美体验，情景交融的场景加强了感情的抒发，作家对乡村的眷恋和热爱依靠对自然的描写表现出来，这些自然的景物也成为作家回忆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