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饼记

长年行走在外，天南地北的吃食尝了不少，有时候遇到食材或者做法与家乡类似的，难免会比较一番。

可越是比较，越是沮丧。

老家永康，虽然现在颇有点钱，一个四五六线小城，房价也炒上了三万，但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子却苦得很。不是洋芋番薯，便是霉干菜萝卜丝。毕竟人多田少，又僻居山里，农耕时代果腹不易。

关于美食，永康先天不足。若要硬推一样代表，或许只有麦饼。

永康麦饼分肉麦饼与小麦饼两种。小麦饼无馅，其实就是一张摊面皮，与山东煎饼有点像，但绵软而筋道；吃法不讲究，豆芽、金针菇、萝卜、豆腐、千张、粉丝、煮蛋、白切肉，甚至还有冷饭团，想吃什么，更确切说，桌上有什么，通通卷起来啃咬便是。肉麦饼则顾名思义，以夹心肉切丁为馅，拌少许霉干菜抑或雪菜，上平底铁锅，炭火烘烤而成，一咬满口油，甚是解馋。

乡人日常吃的大多是小麦饼。肉麦饼每只至少有二两肉，不便宜——我记得自己读小学时，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卖五毛一个，当时我母亲在一个国营伞厂上班，每月工资是二十四元。所以若非必要，比如还情酬谢，抑或探病慰劳，很少有人舍得买。非年非节，又无客无病，平白无故吃肉麦饼，甚至会被视作破产败家：有一上辈乡邻，媳妇赶集，瞒下几毛卖猪崽的钱，偷偷吃了一个，被婆婆知道，硬是念叨了几十年。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将吃肉麦饼视为一大盛事，若见有人买食，时常集体聚观。而此时食者往往越发得意，鼓腮掉舌吞咽有声，引得诸童涎水流了满地。

然而，中年之后，再回想起这幕场景，我却从那些食饼人看似享受的表情中，感受到了某种宣泄，他们不无夸张的咀嚼，甚至让我联想到了兽类的撕扯。

很多人给过我这种印象，二叔便是其一。

在我的家族，二叔是一个禁忌话题，所有人都会尽量避开。偶尔谁不小心提起，大家便会沉默许久，如果被我奶奶听到了，则会下意识地咒骂几句“那个畜生”。虽然这个时候，她经常会不自觉地去擦拭眼角。

我奶奶养育了四子一女。我父亲是老大，下面是一个姑姑和三个叔叔。其实我一直觉得，奶奶的这些子女，最有本事的，还是二叔。

即便是父亲，也比不过二叔。

我这么说，或许有私人感情在。上小学前，因为父母的工作三班倒，我经常被寄养在奶奶家。我是长子长孙，当时几位叔叔都还是单身，平生有了第一个侄子，既新鲜又好玩，对我都很疼爱，买零食买玩具，想尽办法哄我开心。但我觉得对我最好的，还是二叔。

因为二叔随便拿块木头，砍砍削削，不一会儿就能做出一把手枪或者大刀。我记得，他还照着某部电影，做过一只让我在小伙伴中大有面子的摇晃木马。

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二叔已经是个熟练的木匠。他有一只比我还高出一头的箱子，里面藏着很多奇形怪状的工具——现在，我当然知道，不外乎刨锯、斧锛、锤尺、墨斗之类，但这对于五六岁的顽童，无异于一个阿里巴巴的宝库——不过，二叔总把这只箱子放在身边，看得牢牢的，我只要试图靠近，他就一改平日的宠溺，极其严厉地将我轰走。

这自然是为了安全起见，毕竟很多工具都有锋利的刃口。但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一幕，却隐隐感觉，二叔不准我触碰那只箱子，或许还有另外的深意在。

至少，我相信，他应该是不希望自己的侄子，以后也做一名工匠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其实有点反抗宿命的意味。

几年以后，三叔也做了木匠。事实上，我的父亲如果不是遇到长广煤矿招工，有机会吃公粮，很可能早就做了木匠。

如若不考虑时代变化，按照永康的传统，即便不是木匠，我长大后，大概率也免不了做个别的什么匠，敲敲打打度过一生。

做手艺，自古以来便是永康人最大的生路。

永康地势崎岖，山地丘陵占了七成，且红壤广布，不利于农作，产粮难以自足。民生艰难，逼着邑人在种地之外从事各种匠作，以填补家用。

永康匠作，种类齐全，而以小五金为盛，打铁，打铜，打金，打银，打锡，钉秤，制锯，修锁……加之石、木、泥等传统大项，几乎村村都能凑出一套七十二行手艺人，人人都能掌握一两门手艺，因此也被称为“百工之乡”。而无论哪一个行当，都得正儿八经地摆酒拜师。

学徒学艺，也就是本地人说的“跟师爷”，从入门到出师，至少要三年。这三年相当辛苦，说是徒弟，事实上相当于师爷家的一个免费劳力。耕田插秧割稻晒谷，洗衣做饭挑水劈柴，甚至倒马桶抱小孩，出门挑重担，上工前打扫作场，收工后整理工具——这些都得做。吃饭先给师爷盛饭，盛饭要盛锅沿饭，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碗沿菜，未经师爷示意，绝不能夹荤菜，而且必须比师爷早吃完。

这只是正常的规矩，遇到脾气不好的师爷，张口就骂劈头就打，做他们的学徒，简直就是小媳妇伺候恶婆婆，每时每刻都得忍气吞声察言观色，天大的委屈也不能表现出半分——我听过不止一位老匠人，如此感慨自己的学徒生涯：连尿都得小心翼翼地沿着尿桶壁撒，因为那样才不会发出声音。

只有做了师爷，才有资格机枪一样突突突地浇在尿桶中央。

读完初中，二叔便去拜了师。虽然从来不谈自己的学徒经历，但我相信，这三年，二叔过得应该比一般人还要煎熬。大概是遗传了爷爷的孤僻，我父亲兄弟几个，大都偏于内向，沉默、保守，甚至有些拘谨，比较能够适应学徒的伏低做小。但二叔却是个例外。

我确信他的性格是相当张扬的。除了一些直接印象，比如喜欢热闹，喜欢吹牛，几位叔叔中，他的朋友最多，而人越多，他就越兴奋。还有他的棋风——

二叔酷爱下象棋。而他下棋，开局永远是当头炮，擅长以攻代守，兵行险着、逼宫肉搏更是强项，自诩“胆大吃虎肉”。

因为是二叔教的，我下棋继承了他的风格。在经历过无数失败之后，我终于承认，这种看似悍勇的下法，其实风险极大，就像程咬金的三斧头，如果第一轮冲锋击不溃对手，招数用老锐气泄尽，各种败象便都上来了。

但二叔毕竟很聪明，一般人要挡住他的三斧头，却也不容易。在我印象中，他赢多输少，于是，我便经常能够看到，他大兵压境，驱赶着对方的光杆老帅，在田字格中团团转，号称“磨麦”。

这个时候，他红光满面，大呼小叫，连头顶都隐隐冒出白雾般的汗气。

很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人生如棋这句话的沉重。

学会下棋之后不久，我发现，虽然二叔对我很好，但父母却好像越来越不愿意我和他待太久。

现在想来，或许与我越来越喜欢顶嘴有关。

事实上，当时我七八岁，正是最人厌狗嫌的年纪，喜欢叛逆和表现本是正常，但我父母很可能将我那个时期的牙尖嘴利，归咎于来自二叔的耳濡目染。

有时候，连我姑姑也笑骂道，你那张嘴啊，学起野话一套一套，长大了也是像二叔那样跑江湖的。

姑姑的话，居然令我有点莫名兴奋。对于江湖，我并不陌生。那时香港的武侠片，已经在内地很流行，而我二叔，是一个狂热的功夫迷，《少林寺》上映时，一连看了八场，整整两天，吃住都在电影院，脸都看黑了，仍意犹未尽，一度还筹划过上嵩山。平时更是三天两头到街上的录像厅看录像，还经常带上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类的台词，我听也听得熟了。

我一直以为跑江湖就是去学武功，还因此缠着二叔给我做了把木剑，但后来才知道，姑姑说的江湖，其实是手艺人的“行担”。

加硬、起衡、加黄、加白、仰天、大糊涂、小糊涂。

这些词语，看似莫名其妙，其实每个都代表一种行当，如打铁、钉秤、打金、打银、铸锅、做泥水、做漆。

这些被我姑姑戏称为“野话”的隐语，是永康语言体系中的一股潜流，是行担的手艺人，在异地他乡彼此辨认的暗号。

在永康，“行担”，既是名词，也是动词。用作名词时，是指由两只篰篓组成的担子，一只装材料工具，另一只装衣被行李，用扁担挑着走；用作动词，便是一种到处游走的经营方式。

打镴壶、打铜壶、铸锅、补锅、箍桶、修锁、做篾、磨剪刀、磨菜刀……

永康手艺人，大部分都是出门做日常小五金修补生意的，而且走得很远，上至东北下至海南，即便新疆西藏，也无处不到，甚至还有人涉险偷往缅泰等邻国，号称“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是好地方”。

就像那副担子，挑起来才能知道究竟有多重，出门人的苦楚，也只有出门人自己才能真正体会。

永康的手艺人，通常都是孤身上路，最多带上个把徒弟，一副行担，两双脚板，跋山涉水讨生活。吃的是百家饭，住的是凉亭、破庙、祠堂、桥洞。每到一地，无不曲意迎合、百般奉承，见狗都得三分笑。

行担一趟，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半载。

也有很多回不来的。三灾六病、刀兵匪患，异乡为客，不说如同唐僧取经那样步步有难，也是风云难测，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倒在哪片乱葬岗。

明清以来，永康流传着一种极为神秘的“省感戏”，内容都是阴曹地府、因果报应的故事，禁忌很多，而且需要配合佛教法会或者道教醮仪一起进行。

这其实是一部匠人版的《招魂》。因为此戏演出，主要目的并非乡民娱乐，而是超度那些殒命他乡的手艺人。

所有的省感戏，都以“殇”为名，比如《毛头殇》《草集殇》《溺水殇》等。

殇，意为未成年而死，一个极其伤感的词——行担上的江湖，丝毫也不浪漫。

不过，也有一些手艺人是因为没有赚到钱，自己不肯回来。

毕竟那副行担上肩之时，每个汉子都做过衣锦还乡的梦。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肉麦饼。高手烤饼有个绝招，面皮捏褶收口时，往往都会往上提一提，以灌入一团空气，让整个饼看起来更加饱满。

因为这个有些虚幻的饱满，我忽然对永康传统的两种麦饼有了新的理解：要么一张光皮，要么包上小半斤肉，这两种看似丰俭各走极端的麦饼，其实是彼此呼应的整体，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一苦，一甜；一廉，一贵；一低调，一高蹈；一积蓄，一爆发。

或者直接说：一出发，一回归。很大程度上，永康的小麦饼，是为了出门而被发明的。它的同类还有铜罐饭、炒米粉、霉干菜、豆腐干……严格来讲，这些食物并不能称为美食，但都有着不易变质、耐储存的特点。

背井离乡，冲州撞府。这些都是永康人谋生路上的干粮。

而肉麦饼，则是得胜还朝时，自己对自己的犒赏。

当然，同时也是一种对家乡父老的汇报，抑或说，炫耀。

我有口福，和二叔在一起的时候，时不时能够吃到肉麦饼。特别是边上人多的时候，他经常不用我开口，就会随手从兜里扯出一张钞票，拍给我，说大人说话，你自己玩去，饿了就买个饼吃。

当然，更多时候，他自己也吃，往往还要加上一瓶本地出的“五金”啤酒。像很多手艺人一样，二叔喝酒，不用杯子，也不用开瓶器，直接用牙齿咬开，也不坐，就那么站着仰脖灌。

看人吃饼时，我关于兽类的联想，便来自二叔：虽然在大口大口地撕咬，但我总觉得，这时候的二叔并不快乐，特别是酒喝得越多，表情反而越紧绷，到后来变得简直有些狰狞。

每当这时，我就感觉二叔很陌生。

当然，这个陌生也与二叔的胡子有关。

不知什么时候，二叔的上嘴唇留起了一抹小胡子。

事实上，蓄胡子并不适合二叔。我们家族的男人，脸型都偏宽，颧骨也偏高，现在再横着抹上一道，越发暴露了这个缺陷，显得五官更逼仄。加之二叔只有一米六出头，身材矮硕，说话梗着脖子，看起来很有些痞气。

记忆中，除了二叔，我父亲和三叔、小叔，都没有留过胡子。

父亲应该是劝他刮过胡子的，但没有成功。

毕竟没做过手艺，父亲不会明白，胡子对于行担者的意义。我有一位与二叔年龄相仿的老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很多种行当。据他说，当年，几乎所有的出门人都留过胡子，除了标榜手艺老到，还有很多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