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熟

一

197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手提肩扛，来到了常熟。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藏在毛玻璃后面，朦朦胧胧的，不让我们看清楚。是的，细雨的天气，就像一块巨大的毛玻璃，隔在我们和常熟之间。它的神秘，以及湿答答的拒绝，让我忐忑又兴奋。

我去苏州地区师范学校报到，母亲嘱咐哥哥送我。我们像两个乡巴佬，下了长途汽车，被学校接走。我们一路东张西望，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我感觉常熟跟吴江根本不是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应该是跟苏州一个级别的。从长途汽车站到学校，中巴车不知道走了多久。密密的细细的雨的后面，是一座陌生而傲慢的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看着湿透了的世界，希望自己不是在梦中。

进了校园，我忘记了我们的狼狈和自卑。幸福的感觉，一下子充盈了我的胸怀。这是多么美丽的校园啊！它简直就是一座园林，有假山池沼，有亭台轩榭，既古色古香又宽广大气。它是“我的”学校，我将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学习、生活，真是让我心花怒放啊！

整个校园，都向我张开了热情的怀抱。欢迎的标语是那样醒目，一张张气质高雅而真诚友善的面孔，气球般悬浮在早春的细雨中。潮湿的空气里，蒸腾着青涩的喜悦，以及莫名的慌张。

当天晚上，在我们的教室里，我听到同学李剑平说，他要把这城市走遍，直到了如指掌。他因为兴奋，声调很高，一下子就被我听到了。他的话，像鼓槌，把我的心敲得激情震荡。是啊，是啊，要了如指掌，我不也是这么想的嘛！

班主任宓励平老师竟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宓”字，做了自我介绍。以前我不认识这个字，但我瞬间就认识了。她为什么这么年轻，而且还这么漂亮？她不过二十几岁吧，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八虚岁，比她肯定小一些，但是，班里有比我大十来岁的同学呀，跟他们相比，她不是一个很小的小妹妹吗？

我们那一届，正逢国家恢复高考。十年没有高考了，十年的高中毕业生堆积在了一起，同时参加这一年的高考。之前的十年，我们几乎没读什么书，更不知道高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宓老师透露说，她看到了我的档案，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27分。如果我数学考得稍微好一点儿，就不会被“服从”到苏州地区师范学校，我就会被南大录取，至少也会是苏州大学中文系。但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庆幸自己来了这里，这里不仅有仙境般的校园，更有美丽的宓老师。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和全衔、李剑平、詹德声等当年的同学聚会，说起宓老师，大家都觉得她绝对是一个大美人。她有秀气的身材、白皙细腻的皮肤、漂亮的五官，以及大方优雅的气质。

几年前在常熟举行过一次同学会，我因为当时在西班牙，只能在陈力克寄给我的同学会光盘中看到各位，也看到了宓老师。四十年的时光，仿佛并没有将她摧残碾压，她还是那么秀雅美丽。面对采访的镜头，她竟然还提到了我，说荆歌当年作文就写得好，她又是如何在他的一篇作文上画了很多红圈。作为老师，她感到骄傲。时光早已把我们带到了远离校园远离当年的地方，但听到宓老师夸我，我还是受宠若惊，就像还坐在教室里一样。

有这样一位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想底下的学生，有很多肯定与我心情一样。我们班只有五个女生，其他都是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精壮男子。大家的目光牢牢地盯着美丽的老师，不想入非非才是不正常的。

对于宓老师的讲课内容，我常常充耳不闻。我看着她的身影和脸庞，内心充满隐秘的欲望。为此我自责不安，觉得自己邪恶猥琐，肮脏的想法见不得人。但是没办法，仿佛心里住着一个魔鬼，它始终不让我专心听课，它不停地絮絮叨叨，让我心猿意马，神思恍惚。

我当然不敢将这种感受与同学交流。负罪的感觉让我自轻自卑。每当宓老师走近我，或者跟我单独说话的时候，我就万分紧张。我害怕她看穿了我的内心，怕她生我的气，怕她像厌恶一只蟑螂一样厌恶我、鄙视我。当然，更怕她说穿了，然后让我好好反省，做出深刻检查。

所以我是尽量回避与她面对面的。单独接触的机会，按理说对我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我却会因此紧张得发抖。

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那是一个空气中飘荡着淡雅香气的地方。我的紧张不安、自惭形秽可想而知。宓老师给了我一颗糖，然后亲切地对我说，她的一位同事认识我的妈妈，她同事向她转达了我妈妈的托付，希望老师多多关心督促，要我在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能做到的，让妈妈放心，是吗？”她微笑着对我说。

我甚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她。

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无限美丽之地》，在文章中，我用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常熟，也赞美了宓老师。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传播，被一些人读到。

也就是五六年前吧，我的微博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私信，他自称是我的粉丝，读过我许多作品。但他留言不是为了说他的读后感，更不是向我致敬，而是问我，《无限美丽之地》中写到的宓老师，是不是叫宓励平？他接着写道，他在美国底特律捡到了一本宓励平的护照，这个姓氏让他想起了我的那篇文章，因此猜测护照可能是我文中提到的宓老师的。他说，宓老师丢了护照一定很着急，他希望通过我转告宓老师，如果护照果然是她的，那就赶快联系他。他留下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我打电话给宓老师，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悦耳，“哎呀，真是太神奇了，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的呀！”她说。我想象她说这个话的时候，脸上是多么惊喜的表情。

能为宓老师做一件好事，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得到她的一句“谢谢”，能被她表扬，我是多么受宠若惊啊！

她确实是在作文课上表扬过我的。其实我一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那时候，我跟全衔、詹德声经常逃课。我们带了一包散糖，去书台公园喝茶。那儿极其风雅安静，游人寥寥，相传曾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一眼清泉，有叶圣陶先生题写的“焦尾泉”三字篆书。我们总是要一杯红茶，加入带去的红糖，喝着茶，享受着公园的宁静，享受着逃课的乐趣。方塔公园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登塔可以俯瞰常熟城全景。有一天上午，雾还没有散去，我们登上宝塔的最高层，眼前所展现的，宛若仙境。常熟城里高高低低的建筑，都在这虚无缥缈之间。这一幕令人难忘。后来我把它写进了作文，将那天的所见大肆渲染了一番。宓老师在一些她认为好的句子下面加了铁丝网一样的红色圈圈。她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夸赞这个作文对景物的描写淋漓尽致，有神来之笔。

我大胆猜测，在当年，我们班里肯定有人会斗胆追求宓老师，直接向她表白，或者给她写灼热的情书。我是不敢，也不配。我在她眼里，一定是个小屁孩。但是我们班上是有成熟男人的，有人已经结了婚，有人虽然尚未婚配，却已经是在社会上混过，年龄与宓老师相仿，甚至比她大，人生的经验，跟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问过全衔，你有没有追过宓老师？因为在我看来，全衔又帅又成熟，他是有这个资格的。当然，我问他这个话时，我们都已经是年逾半百的老头了，问和不问，追没追过，都没有太大意义，只是一种“话桑麻”罢了。

我在班里的年龄是倒数第二位。最小的是江阴的李剑平同学，他戴了一副眼镜，老是在我面前闪着两道白光。他身上当然也是有着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却又常常背着手，像老夫子一样说话。他很幽默，也擅长朗诵和表演。我还跟他合作在班上表演过相声的。但是天晓得那有多么不好笑！年届六十的时候，我们相聚，说起那次的相声表演，剑平说，当年他是在台上忘了一段词的，结果，我不仅埋怨了他，还有好几天不理他。我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却还记得，可见当年有多么委屈。

前年，我的少儿小说《诗巷不忧伤》出版，承蒙毛天鸿同学安排，在常熟新华书店搞了一次新书分享活动。李剑平和陈力克都来捧场，他俩还合作朗诵了书里的一段。陈力克普通话好，剑平则绘声绘色地模仿书中的陶老师弯腰说话，逗得孩子们乐不可支。

当年班上有三四十号人，分别后的四十年间，我只跟全衔、陈力克、李剑平、毛天鸿、詹德声等有限的几位同学见过面，所以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就像一本记忆深刻却积满了尘灰的旧书，读过之后，再也没有拿下来翻一翻。十年前丁晓原兄邀我去母校讲课，见到了宓老师。那也是我们毕业之后仅有的一次相见。

二

同学的时候，我几乎是全衔的跟屁虫。我就是喜欢跟他一起玩，不仅为他英俊的外表所吸引，更折服于他的多才多艺和渊博。他虽然只大我四岁，却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为人处世上，都堪称我的导师。

进地师之前，我读过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根本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浩如烟海的名家名作。走进图书馆，任何一本书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一本本借阅，不求甚解。我还做过很缺德的事，悄悄把书里的作者肖像撕了下来。我觉得海涅、济慈、拜伦这些人长得特别帅气，他们的肖像让我深深着迷。不过，偷了几次，我就后悔了，终于管住自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并且，还把原先借阅的书再次借来，撕下来的那页，又悄悄夹了回去。

无论我在全衔面前说起哪位作家，他仿佛都能说出他们的作品，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读过。我对他的崇拜敬仰，真的如滔滔江水。跟他一起看电影，一开始，凡我看不明白的时候，就会问他。后来便再也不问。因为他很不耐烦地对我说：“看下去你不就知道了吗！”

我想那时候我肯定不是他理想的玩伴。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更好的人，并且对我的热情，也觉得却之不恭。我们便经常在一起，如影随形，当然，我是影子。

他父亲是位干部，家里条件好。所以全衔身上总是有比别人多一点儿的零花钱。我要感谢母亲，她差不多每次给我写信，都在信内夹上一张一元或者两元的纸币。有时候，打开母亲的来信没有发现纸币，我会感到特别失落。我和全衔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去常熟城里的美味斋餐厅吃一份大排炒年糕。那种美食，在今天已经绝迹。今天的餐厅，无论大小，都不再做得出那时候的味道。味道是和时光纠缠在一起的，味道也和记忆连在一起。味道里不仅有好的食材、有好的烹饪，还有饥饿和荷尔蒙。美味斋的炒年糕好吃，店里的收银员美若天仙。全衔因此得出结论：常熟姑娘长得好看！后来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去不去常熟人民医院？”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医院？是你病了吗？他说没病，还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他去人民医院，是要见一位姑娘。不知道是哪门亲戚为他介绍了这个对象。我跟着他去相亲，一路上两个人却都沉默着。我不敢多问，他也没有多说。但从他的表情来看，他的内心是充满了期待的。因为他说过，常熟姑娘是漂亮的。常熟人民医院的那位护士，也像美味斋的收银员一样美吗？

我今天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个护士小姐的长相了。如果不是因为写这篇文章而陷入回忆，我差不多已经将这件事情彻底遗忘。“姑娘姑娘长得漂亮，警察警察拿着手枪——”何勇高亢得凄凉的歌声，此刻在我耳边响起，成了我这段回忆的背景音乐。那一天，在常熟人民医院，我看到了全衔要见的姑娘，同时也确实看到在医院门口还站着一名警察。也许，美味斋收银员的美丽，成了一种阻碍，是她拔高了全衔对相亲对象的要求，甚至是对一切适龄姑娘的想象。他在医院门口见了她一面之后，便没有了下文，也许正印证了我的分析。

学校却是严格禁止谈恋爱的。那时候校方明文规定，在校学生必须恪守“三不准”，即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校长在每次大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约法三章，不准不准不准，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准谈恋爱。虽然，上文已经说过，我们这一届学生，年龄差甚至超过十岁。也就是说，像我和李剑平这样的小毛毛虫，却跟有家有室甚至有儿女的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当然只能约束尚无婚配的人。对于已经成家的同学，这条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准合法夫妻谈恋爱吗？当然不能，除非他们自愿不谈。尽管这样，已经成婚的同学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恋爱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就是森然的禁区。

全衔的行为，当然违规。但我不会出卖他，除了他和我，谁也不知道。何况去医院见了一面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并且，“三不准”的执行，也许只局限于校内吧？同学之间，恋爱肯定是在禁止之列。但是出了校园，谁又管得着呢？

在地师读书的第二年，我和全衔经常跟文艺班低我们一级的两名女生在一起玩。花元瑜和王微微都是吴江人，最初我与她们相识，也是因为老乡吧。全衔加入之后，四个人就经常混在一起。在校园里见面聊天，也会去校外逛逛。最远的一次，是去兴福禅寺游览。因为接触频繁，自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只是像两小无猜的玩伴，只是觉得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彼此之间并未产生男女情愫。同学们一定非常不解，为什么这四个人如此要好，却又不发生点儿什么？宓老师对此不置一词，可能她并不知道。倒是小花她们的班主任，据说很有些不满。她不止一次说，这四个人，谈恋爱不像谈恋爱，看老乡又不像看老乡！她这样说很有分寸，既表达了她的疑惑与不满，又没有草率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