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

一

我是瘪着嘴、噙着泪走出教室的。我不想在一屋子人面前哭泣流泪。

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黑板前举着我的作文本嘿嘿嘿地笑，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这么好、这么优秀。他一边踱步，一边挥舞薄薄的本子。他很瘦，走路弓着腰，如果穿一身红色的衣服，就像一只熟透了的虾。他还不时把本子拍在讲桌上，桌子就不时腾起一片粉笔灰。四只桌脚高低不平，好像随时就要倒下去。我坐在长板凳上望着他，把牙咬得紧紧的。不就一篇作文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着全班人的面嘲笑我、批评我。

昨天晚上他还去我家，跟我父亲说了很久的话，摸我的头，夸我聪明会读书。这才不到一天，我在他的嘴里就成了全班最笨的人。我猜他肯定是和老婆吵架。他老婆很胖，很壮，力气很大，哐当一声，就能把一张犁扛在肩上。村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他们隔几天就吵，还会动手。我想从他的脸上、脖子上看清是否有指甲划过的伤痕，但，没有，除了拉碴的胡子，就只有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一个人的脸，干，脏，乱，像太阳晒裂的水塘底。我的喉咙一下子痒痒的。我用手卡在脖子上，往下咽口水。我从未想过，这一次的认真居然深深地影响了我。长大后的生活里，我再也没有了去端详一个人长相的行为。那种想呕吐的感觉总是在我的目光停留于对方脸庞十秒钟后涌出，像一片枯叶在风中从枝头落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他的动作、声音和神态，在教室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声。笑得最大声的是阿狗。

是的，他就叫阿狗。这是他的本名。他有八个姐姐，离他最近的姐姐叫“来弟”，来弟的小姐姐叫“招弟”。再上面的姐姐叫什么，我没记住。她们都比我大，不跟我玩。不在一起玩又要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阿狗和我同一年出生。那年，村里多了十几个男孩。这些男孩的名字都跟动物有关。他爸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说，容易活容易养，天天都能见到。

他坐在我的左边，隔一条小小的过道。我们上学的桌椅都是自个儿从家里搬到学校的。一张桌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桌，另一个人负责椅。只有他，一个人占一张桌子。不是因为霸道，他也想有人和他坐在一起，这样，椅子就不用自己家里的。他搬来的桌子是圆的，很小。如果和他同桌，别人上课就只能侧着身子，或者，写作业时手臂就总是碰到一起。那张小圆桌是一座碉堡，守卫的只有他自己。

他用力捶打桌子，双脚像打鼓一样敲打地板。我侧过脸看他，他伸出黄黄的舌头，舌尖一弹一弹的，眉头挤在一起，身子往我边上倾。我看到他的嘴角有黑色的黏物。我奇怪他是怎样做到把花生嚼出另一种颜色的。下午上课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团黄色的纸。纸粗糙，上面可见黑色的颗粒。他撕开纸，圆桌上滚着几粒花生，花生上面缠着东西，是糖膏。他家里又不办喜事，怎么会有糖豆呢？村子里，娶新娘的人家，都要用花生炒红糖，分给亲戚和邻居。有人围着他，他用手护住桌上的花生，得意扬扬地大声吆喝，走开，走开。捡起一粒，放进嘴里，一会儿，吐在手心上，左看看，右看看，还说个不停，花生好吃，炒花生好吃。围观的人还没有走，就盯着他。他把手里的花生啪的一声拍进嘴里，伸出双手抓住桌子的另一边，整个人趴在桌面上。有人说，给一粒，给一粒。他仰起头，没说话，两只手掌盖子一样护着那团草纸。我以为他不会给别人，没想到，那些人每人分到了一颗。我转过脸，不再看他。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响亮的咀嚼声。

老师把我的作文本摔在黑板前面的那张桌子上，他们一个个哈哈哈、呵呵呵、咯咯咯地笑了。阿狗把两只大拇指压在两个鼻孔上，对着我晃脑袋。他举起双脚，黑乎乎的光脚丫高过椅子，就要超过桌子时，嘭的一声，从凳子上倒下去了。教室里安静下来，一会儿，哄哄哄，笑声像刚启动的手扶拖拉机，在屋子里左冲右突。这时候，我看到坐在前一排位置的一个人转过身，迅速地抓走了圆桌上的花生米，塞进嘴里，又坐得正正方方的。

咚咚咚。老师敲着桌子，空洞的声音充满力量，扫把一样荡尽了浮起来的嘈杂和喧闹。阿狗从地上爬起来，一只手捂着后脑勺，一只手放在屁股上。我忍住了就要喷出来的笑，目光坚定地望着老师，不时偷偷地瞥一下阿狗。我知道老师一直偏袒阿狗。村里人说他喜欢阿狗的二姐。那个二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出生前她就嫁到别的村子去了。我猜想她一定长得不胖。阿狗坐下去，捏了一粒花生，慢慢地放到伸出去的舌头上，卷回去。老师咳了一声，又拿起我的作文本。我在心里说，不要拍了，再拍那本子就散了、烂了。老师像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把本子放在桌子上，翻着，突然抬起头，说，我把这篇作文读给你们听。

作文的题目叫“我的理想”。三年级开始学“看图写话”，四年级正式写作文。作文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家》扩大到《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又回到《我的理想》。班里三十多个人，每个人的理想都不同，有想参军的，保卫祖国；有想种地的，为国家多生产粮食；有想当炼钢工人的，为人民大炼钢铁……我只想不挨饿，不受冻。我就想长大了当一个稻草人，不怕冷，不怕冻，昂首挺胸，为村里看护秧苗。

老师拖长着声调一字一字地读我的作文。教室里像挂着没绑好的长鞭炮，隔一会儿，响一声，然后，就炸开了，很快，把老师的声音淹没了。

我在座位上，挺直腰。我不认为我的那些字，那些词语，那些句子有什么不对的。理想，不就是想吗？谁又能保证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呢？我想成为稻草人，只是想不饿不冷地活着。这个中午，我就只吃了一个番薯。天冷了，北风在外面呼呼地刮，我没有鞋子，没有毛衣棉裤。我光着双脚，穿一条薄薄的裤子，一件哥哥穿小了的长衣。这样的冷从冬至之后要持续到第二年天热起来。一年中，也就只有过年时才能放开肚皮吃饱，但那样的日子仅仅三天呀。

我觉得委屈。我只是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却把这一切当成天大的笑话。那些拍桌子起哄的人，每年一到春天，肚子饿得都要挎个篮子到别的村子乞讨。他们凭什么这样嘲笑我呢？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啊。

我低下头，眼睛酸涩起来。我再也坐不下去了，把桌上的课本和作业簿胡乱扔进袋子，拎着，从教室后边的空隙走出去。他们笑得更欢了。

二

天阴阴地沉着。北风一来，太阳就成了住在山里的亲戚，隔老久才晃悠悠地走一回。薄薄的阳光是他拎着上门的礼物，午饭后，他就嘟嘟囔囔想回家。

我抱着袋子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学校是村里的祠堂改建的，里面的神像不知去了哪里，门口的两尊石狮子还在。北风落在我的身上，像泡水的竹条抽过。夏天在地里干活儿，人快被烤干，就想着冬天的好。这一刻，我宁愿攥着锄头让太阳晒。那时，我总是想，如果把夏天的太阳砍一半给冬天，那该多好呀。长大后，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再是冷热的事情。人在困境中总会浮出许多幻想。这或许就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

我看到了榕树下那个老人，他弯着腰收拾他的货担。老人是货郎，家在镇里。每天上午挑着担子到我们村子，下午回去。除了刮台风和过年，我记得一直都这样。春天和秋天，他卖腌制的各种水果：阳桃、番石榴、鸟梨、油柑、菠萝……我不知道他的那些水果从哪里来的，但我记得切成条、块、粒的那些水果的颜色：黄、绿、青、红、白……还有酸酸的、甜甜的、甘甘的味道。夏天卖草粿。草粿黑赤色，黏稠，澄澈。把草粿切成块，装进小碗，切，划，拌，撒上红糖。一碗两分钱，或者，一个拳头大的番薯。北风刮起来，他就只卖一种东西——虾头丸。

我不知道那脆脆的丸子怎么就叫“虾头丸”。那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不止一次地咬了一口，仔细查看，想找出虾肉的红，但没有；也曾经把丸子捏碎，一点儿一点儿挑着找，也看不到虾的痕迹，甚至，虾壳的碎屑都没有。这样的叫法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今天，家乡人还是这样叫。

丸子的原料就是面粉。老家的主食是番薯和大米。一年中，只有清明节那一天，才家家户户做炒面。我一度困惑于此，长大后才理清这当中的缘由。先祖从河南颍川迁徙，途经安徽黄山，入福建莆田，过潮汕地区，才在海边觅一生存之地。河南人喜面。清明节这一天的这一份炒面，想来定是缅怀、祭奠，还有口味顽强的坚守，只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渐渐地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而一日三餐，早已被南方的气候、土地和物种抹去了中原的特征。

老人出现的时间一般都是上午九点半，我们上完两节课在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做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他高高瘦瘦的身影旗帜一样照亮我口中的涎水和心中的欲望。我的动作瞬间木偶似的跟随他的脚步牵引，一直到他走到村子中央的那棵榕树下才回到我的身上。

榕树低矮，我伸出双手就可以攀住它下面的枝丫。树身粗壮，像村里那些水牛的肚子。枝繁，一个个枝丫伸出去，从东到西，我要迈五十步；从南到北，我还是要迈五十步。叶密，贝壳形的叶子一片一片叠在一起，缝成一层一层的绿色衣裳，拦住了雨水，挡住了阳光，只有台风，才能撕开衣裳的缝隙。

榕树下飘出烟雾，我们的课间操结束了。淡淡的阳光下，叫喊声和奔跑的身影扬起一片薄薄的尘埃。我站在空地上没有动。他们的喜悦和热闹与我相隔一个番薯的距离。我早已从他们的口袋里看到掩藏的暗喜。他们可以随意地从家里偷出各种用来换虾头丸的东西，我在父亲严厉的责骂和折断的竹条中再也没有了偷的胆量。我只能用力地吸鼻，仿佛北风能够把香味吹过来。

一个番薯换三粒虾头丸。番薯不能太小，小拳头那般大才拿得出手。一天一天的交易中已经有了心知肚明的约定。虾头丸装在碗里，碗里有汤，汤热，热气袅袅，袅袅的热气中可见漂浮的芹菜粒，芹菜粒青翠，香。白色的汤，黄褐色的丸子，绿色的芹菜，还有红色的辣椒。

辣椒不辣，味道甜津、微酸。村里的孩子，没有谁会不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辣椒酱。老人的辣椒酱不多，装在一个宽口的塑料罐里，半罐。每次，他用勺子舀两次，放在一个黑色的浅盘上，等盘底又露出黑乎乎的颜色，他又小心翼翼地把勺子伸进罐里。我忍不住猜想，那酱应该比虾头丸呀，芹菜粒呀贵。

把碗捧在手里，低下头，摇晃脑袋，那热气，那香味，涌向鼻孔，还覆盖了因为寒冷还挂着鼻涕的小脸庞。轻轻地啜一口，含在嘴里，让热气和香味灌满嘴巴，再慢慢地咽，一点点地咽。我不知道汤里是否还放了盐和味精这些作料，那种鲜甜热乎的味觉却牢牢记住了。写下这些文字，我还能回想起那种感觉。

用竹扦叉起一粒虾头丸，在装着辣椒酱的盘子里滚，让丸子的每一寸肌肤都沾上红红的色泽，放在嘴里，吮一口，满嘴酸酸甜甜。把虾头丸取出来，放在碗里搅一搅。白色的汤有了淡淡的红。那汤水，多了一种酸甜的滋味。

虾头丸是油炸的，在汤水里浸泡、翻腾，还是脆脆的。咬一口，“嘎嘎嘎”，像竹子在石头下裂开的响声。一群孩子，一串“嘎嘎”脆响，一张张写满惬意和快乐的笑脸。太阳光在榕树外薄薄地铺着，北风跑过来，从人群里穿过，裹挟着老人炭炉子里冒出来的烟雾，飞快地冲进阳光里。阳光像是不喜欢北风的冰冷和莽撞，满脸褶皱。风嗖的一声，跑远了。

而老人，在一群麻雀那般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的孩子中，屁股没有离开矮矮的靠背椅，像一个稻草人立在田头。他没有抬头，目光停驻在炭炉子上，炉里炭火正旺，炉上的铁锅汤水沸腾，布满水面的虾头丸起起伏伏。他一只手接过递上来的番薯或者一分两分的硬币，放进筐里，再从边上装满水的小红桶里摸出一个碗，碗口朝下，用力地甩了甩，靠近锅边，另一只手抓起锅里的长勺子，捞上三粒或者六粒虾头丸，装进碗里，倒进一勺汤水，用三根手指从边上的一个小盆里捏住一撮切好的芹菜，撒在碗里，侧过身子，双手捧着递给已经迫不及待的人，又转回身，端坐在椅子上。

一些年后，读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这个老人，他坐在炉子前不慌不忙的神情。只是，那时候，在本子上写《我的理想》时，我还不知道坐在渭水边的姜太公。我能想起的是他——这个卖虾头丸的老人，我甚至希望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一个挑着装满各种食品的担子穿村过巷的货郎。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吃上食物，无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他是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