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隔阂与谅解

过去都是假的，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百年孤独》

1

我相信两岁半前的我是幸福的，独享父母的宠爱。

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初期，营养不良的母亲耗费全部力气生下我。

我长得多丑啊！拳头大的小脸上皱纹荡漾，突脑门儿、小眼睛、塌鼻子、薄嘴唇、国字脸，和那个愁眉苦脸的年代榫卯契合，似乎故意与母亲过不去，专挑父母的缺点安在自己脸上。看到我的第一眼，母亲失望地把头扭了过去，母亲怀疑她草种子吃多了。和失望透顶的母亲相反，父亲高兴。出院那天，父亲兴冲冲地用他那膻味儿浓重的羊皮大衣小心翼翼地裹着我，顶着风雪把我抱回家。母亲充沛的奶水，使仅三斤多的孱弱肉团逐渐充盈。一周岁时，父母特意带我去克拉玛依“东方红”照相馆拍照。照片里的我穿着小碎花裙，戴宽檐儿花帽、双手相交于前，小眼睛亮晶晶的，洋气、乖巧。两年后，大弟出生，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无力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借探亲之际，把我留在老家山东日照，成为新中国石油人第一代“留守儿童”——那时还没这儿时髦词儿。

记事后，有一次和同伴吵嘴，急了，她骂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我哇哇大哭地跑回家。

奶奶颠着一双小脚领我到堂屋，从墙上取下一镜框，里面横七竖八排列着照片，奶奶指着全家福里站在奶奶身后的青年男人说，喏，这是你大大（爸爸），又指着剪齐耳短发、卷曲刘海儿、眼睛明亮、怀抱小孩的年轻女子说，这是你娘。

从那之后，我变得敏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偎在爹娘怀里撒娇，我羡慕嫉妒又难过。爷爷重男轻女，平常干活儿忙没空搭理我，好在奶奶全心全意地呵护，所以我特别依恋她。奶奶的天空就是我的天空，奶奶的尘世就是我的尘世，奶奶的目光就是我的目光。爸妈的事早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这只外来的鸟雀快乐地活着。快乐终止于八岁半那年盛夏的一个黄昏，知了不知疲倦一遍遍合唱，歌声盛大嘹亮，每片树叶簌簌发颤。

我正在院子里玩沙包。“娘！娘！”院外传进喊声，大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身板笔直如梧桐似的男人右手提着大包，左手牵着一只胳膊打石膏的小男孩，披着一身金光进了院。奶奶的腿脚从未这么利索过，一双小脚如捣蒜样儿从屋里捣到院子。她见到那个男人迟疑了一下，眼角明明是笑，眼泪却从清瘦的脸颊往下淌。奶奶也不擦，慌着把他们带进堂屋，我一人傻在院子里。不一会儿，奶奶喊我，我慢吞吞进屋。“莉莉，快叫爹。这是你爹，从新疆来接你的。”我斜乜了父亲一眼，剑眉管鼻、寸头，发硬而黑，根根直立。照片上的人来到眼前，这张英俊的脸陌生又熟悉。

“长这么大了。”男人笑着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读懂了父亲眼中的鼓励，羞怯地叫了声“大大”，转身跑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父亲带走我的那天，我抱着奶奶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如同六年前和父母分开时的哭。唯一不同的是，我有了记忆，一片有记忆的树叶，从大树上撕裂，那种凄惶和疼对孩子极其残忍。幼儿时期情感的伤害，一生也难以弥合。

回新疆的路遥远而漫长，牛车、汽车、火车，天地风景随旋转的车轮拉长变大，我的眼睛不够用了，暂时忘了奶奶、老家。路途愉快，我和三岁的小弟很快打成一片。父亲对我俩一视同仁，或者对我更偏爱些。我感受到来自这位走路生风的高大男人，这位我还不习惯叫爸的男人由衷的关爱。

下了火车，踏上新疆的土地，猛然觉察到与故乡完全不同的气息。

云那么高，天那么蓝，大喇叭叽里咕噜，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父亲说是维吾尔族语。一些擦肩而过的男人或女人，样貌和装扮迥异，陌生而新奇。父亲归心似箭，下火车坐汽车直奔克拉玛依，说母亲在家等呢。期盼让人心焦，以至于我完全不记得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走了多久，沿途看见了什么。

到达克拉玛依第一个见到的是六岁半的大弟。他怀里抱着一捆大葱，大葱遮住了他半张脸。他老远看见我们，气喘吁吁跑来，弟弟的眼睛大而圆，亮若星辰。爸爸抚摸他的头、夸他能干，弟弟吃力地抱着大葱、得意地仰起脸。一个女人迎了出来，我一眼认出母亲。母亲和我在老家看过无数遍的照片一样没大变化。此时她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孩，几分钟后，我便知道了这是我的小妹，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我忐忑地望着母亲，她梳着那个年代每位妇女统一标准的发型，皮肤薄而白，和大弟如出一辙的眼，我在她脸上迅速找到和我一样微塌的鼻子、棱角不甚分明的薄嘴唇，那是来自遗传的印证。

母亲上上下下打量我。这个头发蓬乱，穿着用白毛巾拼接染色手缝的上衣，蓝裤子，花布鞋，难看的农村土丫头引起她不适是肯定的。时间的悬崖将原本亲密的母女隔在两岸，我渴望母亲为我架起感情的桥，如父亲那般过来摸摸我的头。然而，我敏感地捕捉到母亲微蹙的眉头，没有拥抱、没有喜出望外，母亲挽起袖子生火做饭去了。

黑夜降临。

母亲说女儿大了，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不合适，让我一个人睡行军床。

这是我长到八岁半第一次单独睡觉。旅途中遗忘的情感被黑暗牵引回来，此时的我才意识到再也回不到奶奶温暖的怀抱。巨大的孤独感压过来，我面朝墙壁蜷在被窝里。两个弟弟的逗闹和父母轻声交谈加重了我的孤独感。我悄悄流着泪，思念老家，思念奶奶。不记得那晚我做梦了没有，以为一翻身就能摸到奶奶，第一下摸空后，习惯性地往奶奶身边移动。床太窄了，咚的一声，我掉在地上，吓醒了，怕被父母发现，顾不得脑门儿疼，赶紧爬回床上。

黑暗中，我朝大床望了望，只见小妹睡在父母中间，两个弟弟靠墙睡，他们睡得很香啊！此时，我多希望父亲或者母亲醒来安慰我，如夜夜睡前奶奶轻轻拍打我后背那样。整间屋子静悄悄的，月亮从窗外探进头来偷窥，和父母隔着短短一米距离，却如同隔着万水千山，泪水打湿了的枕巾又被我焐干。

早晨，父亲发现我脑门儿鼓起大紫包，问我咋回事。我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早饭时母亲瞅了我一眼，忙着洗碗收拾匆匆上班。临走时，撂下一句话，让我和大弟在家看好弟妹。

戈壁滩刮来的风干燥热烈，似乎要把我身体里所有的水分都挤压出来。嗓子疼、流鼻血，强势的荒凉强化着我对新环境的不适和不安。

克拉玛依坐落在一片由北向南微微倾斜的戈壁滩上，北麓一道青色山脉海拔四五百米，有人习惯性地叫克拉玛依为后山，城市格局中人工切割的围棋盘，横平竖直的公路中间，摆放着一个个新村，村里的房屋列车似的排列整齐，每排间隔一定距离。工人新村、石油新村、朝阳新村、光明新村、胜利新村……按照石油工业生产需要划分区块，和老家错落零散的自然村不同，这里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与老家农耕生活的温情脉脉彻底割裂。快速建设起来的克拉玛依，是一座荒凉的孤城，没有春暖花开，没有夏季的麦浪滚滚，没有午后的知了蝉鸣，更无老家的河水盈盈，有的是夏日的暴热、冬季的酷寒、春秋两季风吹沙跑的大风。

我家住的朝阳新村，距离母亲工作的职工医院中间隔着两条马路和工人新村，与父亲工作的运输处也隔着两条马路，中间是运输二队。父亲每天骑二八自行车上班，自行车是公家配的。母亲不会骑自行车，路远路近全靠两条腿。母亲年轻时走路一溜小碎步，脚下的路搅起一股股旋风。父母各忙各的工作，母亲希望我帮她承担家务活儿，回到克拉玛依不久，母亲就逼我学习熬糊糊（玉米粥）、和面、洗衣、扫地，挨骂成了家常便饭。那个年代的父母都缺少耐心，孩子几乎没有不挨打的。冬天，母亲担水不小心掉到废弃的防空洞伤了腰，从此，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和大弟抬水。克拉玛依一个新村只有一个水井房，水龙头在屋外。我和大弟还没扁担高，瘦弱的肩膀经不起重压。一桶水，我俩抬得走路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肩膀疼，两只手用力向上托扁担，以减轻压在肩上的力量。夏天还好，冬季水井房结冰、路上积雪压得滑如镜面，我和大弟小心翼翼地把一桶水抬回家，已经洒出一半。

那个特殊年代，克拉玛依人包括我父母从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石油单位包分配，毕业就工作，学生不好好用功，无法无天。时间太多，多到无处存放，男孩子成群结队游荡在戈壁滩上肆意妄为，女孩子躲在家里学编织。母亲眼中的理想女孩是会干家务活儿、做针线，安安静静的，而我性格野，只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母亲讨厌我男孩子性格，不爱搭理我。偶然一次，我发现母亲床下一个纸箱子里放着十几本书，书里有许多插图，尽是残缺不全的人体、心肝肺等器官，各种皮肤病人，恐怖的人体解剖图。看不懂里面的文字，我对这些插图有了兴趣。于是，拿着小剪刀把那些图片一张张剪下来，用缝棉被的针线装订成一本本小画书，耗时费力干了大半天，我整齐地把做好的“小人书”放在空纸箱里。

母亲下班，两个弟弟一人手捧着一本画书，向母亲炫耀。不用花钱便得到画书，成就感满满的我仰脸望向母亲，期待她表扬，谁知母亲翻着那些惨不忍睹的人体，春光明媚的脸瞬间阴沉。

谁干的！一声怒吼。

姐姐。两个弟弟异口同声指着我。

这是我的业务书，就你眼尖，藏床底你都能翻出来。叫你手贱，叫你手贱！铺天盖地的巴掌打在我身上。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一次重话没对我说过。我吓傻了，竟不知如何是好。母亲边骂边打，狂风暴雨般发泄着她蓄积已久的不满。从未挨过打的我本能地躲避，脸火辣辣地疼，潜意识里的恨破土而出，居然没有哭。我还太小，理解不了这些书对母亲的重要性。

2

现在，允许我回过头来说说父母。

父亲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母亲的。此前，两人只在集市上远远相互望过一眼。父亲英俊，母亲漂亮，双方很满意，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母亲从小失去双亲，在几位亲戚家轮流寄养，尝遍冷眼和人间苦难，内心的不安全感，使她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安静地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就想漂到新的地方。无论是在生活艰苦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逐渐富裕的八九十年代，以及之后，腿脚利索的母亲跑遍所有亲戚家，甭管哪个犄角旮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她都能扒拉出来，母亲从不考虑是否打扰别人，也从不嫌路途遥远。从小没人教母亲世俗的人情往来，孤儿的苦难遭遇使母亲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像一只刺猬。她从不换位思考，无论单位同事、家里亲戚、儿女，还是孙儿，无不与之发生冲突、关系紧张。

母亲在克拉玛依职工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直到退休前一直三班倒。小时的我不知道母亲工作有多辛苦。上班期间不分中午晚上，吃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得快跑回家做饭。父亲是山东男人，骨子里渗着大男子主义思想，视干家务为男人的耻辱。父亲一辈子理所当然享受着母亲的关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母亲心疼父亲的腰受过伤，连担水劈柴的活儿也包揽。母亲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必须承担着繁重的家务，一家六口的衣食、一日三餐，全是母亲一人操持。母亲没有闲暇，母亲的闲暇都被没完没了的家务填塞得满满当当。为了节省时间，母亲干什么活儿都得快，快，快，像后面有人用鞭子撵。

一路小跑到家的母亲，第一件事是生炉子。生炉子是件费时的事，得先把报纸揉成团放进炉里，再把薄柴担在纸上，木柴之上放小块的煤。生炉子需要时间，而母亲最缺时间和对时间的耐心。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跳跃着母亲被煤烟熏得气急败坏的脸，仿佛嗅到母亲身上难闻的来苏水味。经常是饭出锅了，上班时间也快到了，匆匆用饭盒装点儿饭菜，母亲饿着肚子又一溜小跑回医院。

父亲的不体贴和长年劳累滋长了母亲的脾气，和父亲吵架是家常便饭。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上班没手表不方便，和父亲吵；没缝纫机做衣服慢、累，和父亲吵；为买时髦衣服和父亲吵……吵架的理由各种各样，其中钱是最主要的诱因。吵架吵成习惯，一旦停止反觉内心惶恐不安，每回吵完，母亲就哭着跑出去。在吵吵闹闹的家庭成长，我的性格渐趋偏执。

稍稍长大些，我的独立意识萌发，敢于直面母亲，她说我一句，我顶撞十句，像火焰喷射器，母亲受不了我的铁齿铜牙，每每气得面红耳赤挥手打我。每一次挨打我都用这种姿态对付母亲。倔强和强硬的态度一次次激怒母亲，原本就不牢固的情感在打骂中撕裂。

到一定的年龄爱美讲好是女孩子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