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

1981年，土地再次回到了百姓手里。年末，我父母带我从会东县境内一个叫沟口的村寨搬到了阿尼卡。阿尼卡地广人稀，海拔较低，有雷响田。我们暂住在爷爷的新家里。十五年前，我奶奶死于哮喘。我爷爷像一颗晃荡的螺丝钉，随着动荡的时代机器转了十年，终于落户阿尼卡。没有永远的故乡。这是我们家族一百年内的第三次搬迁。

低人一等的外来户，脸上挂着卑微的笑。谁家有婚丧嫁娶，忙种抢收，外来户总是第一个赶到。为的就是能在入籍大会上得到一张赞同票。1983年，像胡安·鲁尔福所写的那样，“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虽然是田边地角，但总算入籍成了当地人。但要想在阿尼卡盖几间房子，无疑比登天还难。

我的记忆始于厕所隔壁的牛圈。那是三岁时的某个夏日清晨。我在床上听见咚咚之声，像是谁在从墙壁里掏东西。可事实也差不多。我父亲脚踩牛粪，正在用钢钎往土墙上凿洞。他要开一个窗子，好让我们在今后能够看清并记住那些贫穷的日子。我母亲在挑土。她的表情愉悦，甚至是兴奋。她一遍遍从院外挑来潮土，倒在牛圈里。屋里的潮土越来越多，粪草的气味越来越弱。中午时分，窗子凿出来了，潮土全面铺开，牛圈变成了我们的新家。委屈的黄牛被拴在屋檐下，不时仰天长哞。它在我们屋外站了一个夏天，在那里吃草、拉屎、撒尿，造出一个露天牛圈。秋天，我爷爷说草枯了，牛的膘快跌了，将它卖给了一个来自云南的牛贩子。

那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夏天。屋外，牛屎牛尿在发酵；隔壁是粪坑。所谓的窗子其实是个洞，既没窗框也无玻璃。窗台上放着盐缸和剩菜。剩饭在锅里。我母亲特别想要一个橱柜，但暂时还不能实现。“等木匠来吧。”父亲说，“他们说，冬天匠人都会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像一个客人，一切都得听他们说。阿尼卡距离我们的上一个故乡几十公里，但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口音不同，习惯不同，连农具都长得不太一样。我们的床靠墙，墙上糊着几张报纸，但没过多久就被我撕下来了。母亲的衣物放在床下的红木箱里，每当打开时就散发出一股樟脑味。如今算来，那时我母亲只有二十岁。可在我心里，她一直是母亲的样子，像今天的样子。只有在床上，她才是一个女人。下了床，她是长辫子的男人，甚至，比男人还能负重。

在我们的院子外面，是一个晒场。我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在那里度过。如果你在1983年经过我家门前，一定会看见一个流鼻涕的小孩，他钻进草堆、爬上草堆、躺在地上、坐在地上、玩随手抓到的任何一样东西：一条虫、一根木棍、一片树叶、一个石子……它们被我塞进嘴里，啃得兴致勃勃。晒场边站立着一棵大树。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因为四季常青，我们叫它万年青。它遮阳避雨，是我童年的巨伞。

某个黄昏，我外出帮人干活儿的父亲喝醉了。他走到万年青树下，看见我在玩泥巴，便在我身边坐下。即使坐着，他也在摇晃，他的屁股像是锥形的。没坚持几分钟，他轰然躺下，呼呼大睡。后来，我和母亲把他扶进屋里，他吐了一地。那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喝酒，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生活的凉山地区，酒风彪悍，酒名远扬，人们有无数个喝酒的理由。路上经常能遇见喝醉的人。可我父亲，那年六十五岁，自那以后再没有喝过一滴酒。

我家门前有一棵桃树，是爷爷刚到阿尼卡时栽下的。桃三李四核十年，说的是果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的时间。如此算来，那棵桃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阿尼卡的春天从那棵桃树开始。我看见花苞挤满枝头，伸手掐下几个，放进嘴里嚼，苦，吐掉，从此断了吃掉花苞的想法。某天它突然开花了，花瓣有我指头那么大。我又摘了花瓣放进嘴里嚼，苦，吐掉。后来花谢了，小小的桃子玉米粒那般大。我没有去摘，因为前两次的苦味仍在记忆里。我每天去看一遍毛桃，看着看着，它们就长到了我的小拳头那般大。母亲告诉我，“还不能吃，要等红呢。”于是我又等它们变红。某天，爷爷从外面回来，手里端着一个撮箕，里面装满又红又亮的桃子。他说：“大家都来吃，攒劲吃，今天吃了就没有了。”众人只听进去前半句话，吃着桃子纷纷夸赞桃树。殊不知那棵桃树，已经倒在爷爷的刀斧之下。他砍树的理由是，树越长越大，挡住了庄稼的阳光，影响了收成。我哭了起来，说我要吃桃子。而大人们却没有异议。刚得到土地的人们，对土地的爱惜胜过自己的身体，任何有损收成的事，都应该制止。

我们的土地离家十里。而外来户没有嫌弃偏远之地的理由。那是一片陡坡，四周长满芒草。每天清晨，父母带我下地干活儿。父亲背着生铁吊铁和土豆，肩扛农具；母亲背着我，牵着仅有的一头黄牛。我们看起来不像是要下地干活，而像是又要搬迁了。别人家的屋顶冒着炊烟，我们家的灶在山坡上。是的，为了方便做饭，我父亲在地边用三块石头搭了灶。除了灶，那里还有我父母漫山遍野找来的石桌子和石凳子。我们的午饭通常是煮土豆或烧土豆，就着青辣椒蘸盐吃。土豆、人和土地在那一刻的关系是：人种土地结土豆，吃了土豆又种地，这看似一场无用功，但换来的是活着。

万物因土地而生。我是万物之一。“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臧克家《三代》）。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四十年前就有人为我写下了童年。我不光在土里洗澡，还学会了拔草。不是因为热爱劳动，而是除了拔草，我无事可干。拔草、拔豆苗，但拔不动玉米，因为夏天的玉米秆已经有我父母那么高了。如果一只蚂蚱从草丛里飞出，我会追着它直到消失不见。我从未捉住一只蚂蚱，它们太聪明了，不待我走近就振翅飞走。我至今仍不知道，蚂蚱凭什么感知那些靠近它们的危险的小手。

但地里的癞蛤蟆则不一样了。它们蹲在雨天的玉米地里，随时准备一声不吭地死在某个人的脚下。我不敢踩癞蛤蟆，只能学着它们的样子，鼓着腮帮，喘着粗气，和它们对视。我从来没有赢过癞蛤蟆，因为它们太懒了。

大人们或许不知道，在地里玩耍的小孩也很辛苦。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睡上一觉。这是件麻烦事。在地上睡觉，一是担心潮气让人感冒，二是怕蛇。我们都听到过一个恐怖故事：有个小孩在地上睡觉，蛇从他的肛门里钻进去，死了。于是我父母想到了一个办法，用一副绣花背带把我挂在树上睡觉。长大后，读到《树上的男爵》，不禁会心一笑：我虽不是男爵，但上树的时间比柯希莫还要早。绣花背带是婴儿用品，出自我的外婆之手。那上面绣了某种并不具体的花，鲜艳欲滴。我在树上看不到正在干活的父母，只能听见锄头碰到地里石头叮当作响。父母不时喊我，喊一声，应一声，某一次喊不应，他们便知道，我睡着了。

秋天，玉米棒子从十里外的地里掰回来，填满了屋子。火塘边、床下、饭桌下，全都是。我的父母喜忧参半。我们急需一院房子，而不是一个由牛圈改造的单间。而眼下呢，我们只能再去求爷爷。我们挑灯夜战，撕下玉米棒子的外衣，露出金黄的颗粒，把它们编成蜈蚣辫，挂在屋檐下。接下来的日子饿不着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践行着那套节省粮食的方法：碗里的饭要扒干净，掉在桌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吃掉，饭后要少运动、家里来人如果到饭点了仍不离开要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庄稼收完后，我父亲离开了家。问及，我妈说：“爸爸找副业去了。”经她再三解释，我听懂了，找副业就是外出赚钱。我见过几次毛票。如果将我们的生活分层次，从下往上数的次序是粮食、蔬菜、油盐、肉和金钱。钱在哪里？我想，它们应该是在山林或草丛里，像树叶或蘑菇，只等那些早起的人去拾起。我也想去找副业，但是山里有狼，某天我们亲眼见到一只灰狼叼走了爷爷养的猪崽。那狼像一只瘦狗，在人们的吼叫声中大大咧咧地叼着猪崽消失于山岗。我母亲吓坏了。她恨不能找根绳子将我拴起来，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

夜晚我们坐在火塘边。母亲纳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喘息。那是一只非常小的鞋底，小到让我觉得它甚至经不住穿针引线。我们总得说点儿什么。可我年轻的母亲实在是涉世未深。她上过两年学，认识的汉字在劳作中像指间的沙子，早已漏光。一株生长在瘦地的苦荞，天可怜见，要长得聪明健康真不容易。她过早做了母亲，但她觉得这一切正常。她努力像一个母亲，开始了对我的教育。

“从前有个小孩，在他妈妈的饭里撒沙子，结果天突然暗下来，狂风暴雨，一道火闪（雷电）劈下来，把他烧死了。”

“如果你在夜晚听见有人叫你名字，可千万别答应。一应，你就回不来了。”

“金沙江里住着龙，每过一段时间它就要换地方住。为了不让人看见它的样子，它便让天上下大雨，并且架起彩虹。彩虹是龙的桥。”

……

我从小生活在恐怖故事里。但这并非母亲有意为之。她的世界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们生活的阿尼卡，是个毫无来由的村寨。所有人都是外来户，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据最早搬来的老人讲，这里曾经是原始森林，豺狼虎豹横行，路边长满迷魂草。在这个世界里，人是最弱小的物种。所以，我们只能敬天地万物。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头麂子，都被赋予了超越人类的能力。而人是什么？世间万物的兄弟姐妹。

农历十月十六的夜晚，我被婴儿的哭啼声惊醒。月光从窗外斜照进来，将我们的床分成了明暗两半。明亮处，躺着一个红通通的婴儿，握拳蹬腿，不管不顾地哭；我的母亲坐在暗处，她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吓坏了，披头散发，尚未反应过来。我也哭了起来。

“这是你的弟弟啊，傻瓜。”母亲说。

她用一块布片擦那个脏兮兮的小孩。而我那晚对母亲讲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告诉爸爸，你把床弄脏了。”母亲扑哧一声笑出来。父亲离家已数月，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成员的身体里有流浪的血液。

我此前甚至忽略了母亲的肚子。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揣着一个弟弟？我并没有见到她的肚子大起来，或者有任何不便。我想起她放在红木箱底的小鞋子和小帽子，又想哭。但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我的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他取代我，占据了母亲温暖的怀抱。我在当天夜里被送到了外婆身边，揪着她干瘪的乳房，哭累了才睡去。无数个夜晚，弟弟在母亲的怀里哭，我在母亲的母亲怀里哭。最后，哄我们睡去的都是乳房。外婆说，吮吸瘪奶的人，长大后会说谎话。这话如神谕——长大后，我靠虚构故事为生。

从此，那间由牛圈改造而成的屋里不时回荡着弟弟的哭声。“红碗——红碗”，我仿佛听见了那哭啼声的实质内容。他想在人世间有一个自己的饭碗。长大后，我很多次听婴儿哭，并且一次次坚信，人类的初啼是讨要吃的。

冬日的某个早晨。阳光刺破云层，寒霜凝结在草尖。我伸手去试探那被霜覆盖的草叶，它们像刀刃一般锋利。冷啊。我已经穿上了所有的衣服。晒场上没有人。我打量着周遭的世界，四面青山，缕缕炊烟。勤劳的人们上山了，懒汉还赖在床上。我需要打开耳朵，屏息宁神才能捕捉到阿尼卡的响动。叮咚叮咚——林里有人在砍树。哗——一棵树倒下，压断了旁边树的枝丫。叮当叮当——一个老人赶着一匹瘦马，走在山路上。锄头碰到了地里的石块，火花四溅。一阵风从村东刮过，到了村西渐渐散去。一只鹰盘旋在天空，草丛里的母鸡毫无察觉。在万年青树一侧，山路转弯处，有人声传来。越来越近。先是混沌，嗡嗡嗡，继而明晰，有人在笑。那是父亲的笑声。我朝他跑过去，在山路转弯处抱住了他的腿。多日不见，他还是穿着走时那身衣服，而且比之前更脏了。他抱起我，凑近我的脸时，嘴里有浓烈的烟草味。而当我看向站在父亲身边的陌生人时，惊声尖叫。那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胸前挂着一条蛇。那蛇在我的尖叫声中昂起头，看了看我，又将它的头伸进主人的上衣兜里，仿佛那里是个蛇窝。

“别怕，”父亲说，“这是憨蛇，不咬人的。”

那耍蛇人像是为了证明我父亲所言非虚，微笑着将蛇从脖子上取下，在手掌上绾了几圈，然后让蛇头从虎口处伸出，并捏住。他甚至想将蛇和右手揣进裤兜里，但那裤兜小了点儿。他想了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黑布袋，把蛇装进去，拉紧了袋口的细绳。

第二天下午，阿尼卡人都聚到了我家屋外的晒场上。他们自发给晒场中央留出八仙桌那么大的一块位置，然后从四面包围了那个耍蛇人。那条蛇挂在主人的脖子上，耷拉着头，像是死了或者睡着了。

“这不是一条死蛇，也不是一条塑料蛇，”我父亲说，“它只是睡着了。你们买票，它就醒过来啦。”

这大概是阿尼卡人第一次买票看表演。有人撇嘴，表示不信，但有人已经开始掏钱了。最后，也没等所有人都买票，表演就开始了。我骑在父亲的肩头。那耍蛇人开始有节奏地拍手。起初，观众以为是在唤醒蛇。渐渐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需要被唤醒的对象。我家门外的晒场上响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