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建设一种坚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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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想不明白，丘玉麟这册《潮州歌谣集》是怎样像一叶扁舟停泊在我的书架之岸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在做一件事时，跟它相关的事物便浮现了。此前我的目光从未在这册书上停留，2013年，当我正进行着“歌谣与中国新诗”的博士论文研究时。这册书便在书架上向我轻轻挥手，我欣喜地注意到它，取下这册并不显眼的书。

《潮州歌谣集》，丘玉麟选注，出版方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版次2003年12月，印刷潮州市湘桥文星印刷厂，定价港币十五元，国际书号ISBN 9623019092，未标明印数。

香港出版，内地印刷。很明显，这不是出版社的内版书，属于自费出版。之所以选择香港出版社，可能是因为香港书号更易获得，价格更友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出书圆了很多经济状况一般的基层作家的出书梦。可这本书并不简单。

题写书名的是潮州著名书画大家吴维科，为此书题字的，潮州本地政界、文化界名人就不说了，还有号称岭南词宗的詹安泰。书翻下来，更觉惊奇：这不是一本新书，而是三本旧书的合集。第一部分是出版于1929年的《潮州歌谣》，代序是编选者丘玉麟写给恩师周作人的信；第二部分是出版于1957年的《潮州歌谣集》，当时正是全国上下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丘玉麟以旧书为蓝本，汇入其他人选辑的内容，合编为集，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第三部分则是丘玉麟自家所写的古典七言纪事诗《回回纪事诗》，出版于1947年，饶宗颐先生作序。

我眼前这册《潮州歌谣集》合三为一，纪念的意义十分明显，是由海内外广东金中校友资助出版。书后面附有丘玉麟公子邱文龙先生的致谢和长长的赞助名单。看了令人颇为感慨。一是感慨丘玉麟先生一生对歌谣事业的热爱，二是惊叹丘先生的旧诗之才，三则感慨这样一个从故乡走向外面世界，又从外面的世界折返回故乡的文人，虽蛰伏于故乡教育界，其光芒覆盖的半径不出潮汕潮人，不算大放光彩，但即或历史起伏、现实跌宕，其人生的细节、才华的闪光竟寄寓于这册并不华丽的小书，穿越历史的弯道和烟尘，来到我眼前。

因为《潮州歌谣集》，让我靠近了一个生于1900年的潮州文化人的生命世界，也窥见投身革命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和文化选择。

2

丘玉麟（1900—1960），潮州意溪镇河内乡人，父祖两辈皆从商，小学入读潮州城南小学，中学来到汕头礐光中学求学，1921年入广州岭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回母校礐光中学任教。1923年又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求学，1927年毕业返乡，先后任职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山师范学院前身）和广东省立第四中学（金山中学前身）等。

在北平求学期间，丘玉麟逐渐与周作人、许地山相熟，并在周作人影响下，开始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当时既是北大教授，也担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丘玉麟因此有缘跟他结识。周作人对丘玉麟颇为欣赏，推荐他的诗歌、小说、杂文等在《语丝》上发表。

说起来，丘玉麟走的是一条与当年的革命青年颇不一样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其实是一个革命思想纷起的年代。究竟是性格使然，还是何因素推动，丘玉麟求学上受周作人影响甚深，跟革命也保持着相当距离。1924年，李春涛、杜国庠、柯柏年、李春鍏等革命青年在北京“赭庐”正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参与纪念列宁的活动。五四的文学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已被发展为革命文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具体的革命行动，李春涛们的路代表着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选择；而丘玉麟，依然沿着五四时期文学导师所指引的道路，仍走着上一个十年文学革命延续的道路。这不是说丘玉麟们的选择是没有价值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平的潮汕青年，有的走向革命，有的在革命之外坚守着学术，后一条道路不独丘玉麟一人，同道者还有林培庐等人。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虽未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同样令人敬重。

出于做博士论文研究的缘故，我对20世纪20年代初一班北大教授发起的歌谣运动有了接触和了解。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我写过下面两段话：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大日刊》第一版登载了“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校长启事》。从而开启了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走向民间与建构现代在此构成了一种中国学术自我生成的内在张力。

由北大同人于1918年发起的歌谣运动显然并非古代歌谣收集、研究顺延而下的产物，所谓“整理国故”，实质是知识新创。随着歌谣运动的推进，一个全新的学科——民俗学被建构起来。有学者因此特别强调了歌谣运动之收集歌谣“新的意义”。1920年12月19日，北大在原本的“歌谣征集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研究会于1922年12月17日起刊印《歌谣》周刊。刚创刊的《歌谣》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会蒐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显然是十分“现代”的观念和立场。（陈培浩：《作为诗学话语借壳的“民间”：现代溯源及伦理反思》）

收集歌谣，在周作人、刘半农以至胡适处都是一种现代的行为。他们是民国文化团体中的改良派，他们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来的新文化人，在文化上自然是主张破旧立新的，可是他们却不主张将这种“破”和“立”迁移到社会变革上。受周作人影响，丘玉麟不愿做社会的革命者，却愿做文化的建设者，尤其是家乡文化的建设者。1927年，他回到家乡便着手收集歌谣，1929年歌谣集即将出版，他按捺不住兴奋，提笔给周作人写信，这封信非常有意思，它让我们知道，1929年的《潮州歌谣》是以“众筹”的方式出版的：

大家都是穷光蛋，如何有余资印书？于是想登广告征求预约。凑巧，在一个上午，四中同学林德周君——他是个爱好文学而又能干的青年——来鬘华瓣斋闲谈，说及出版歌谣，又说出我的计划了，不过说说而已，不敢望实现。能干的林君竟认真起来了，赞成这妙策，去各班征求预约，结果，大家踊跃，定上了三百余份。二师林培庐先生、王显诏先生和那位与我同姓同名的同学丘玉麟君都帮我忙，征求预约歌谣，数达三百份。四中附小谢友楳兄、唐舜卿先生及其他小学方炳松、罗传诗、张庆光君亦替我征求，预约二百份，我此时胆壮了，决意把歌谣编印了。

更戏剧性的是，此信并未当天写毕，当天夜里丘玉麟的屋子竟遭遇火灾：

谁知昨夜我的GARRET在晨光未射入之前就遭火祸（这一段是用烧伤的手今晨继续写的）！你会疑我是在完成小说的CLIMAX？一以骇人的事情结笔？不，先生，昨夜我在半梦中听见咝咝的声响，我惊醒，我看见红光满屋，蚊帐火焰熊熊正在我的初生的小孩头面上，我骇叫跳下床，我的头发着了火！妻和我，邻人都来帮扑灭火，抱走小孩，我忘了把写未完的这封信拿开，结果，焚尽一床蚊帐，烧坏了棉被穿几个孔洞，我的手烧伤，天正初亮，未完的信在灰下抽出，不曾被焚！大概是因为红袍的火神不愿作绿衣的邮使。我的GARRET只熏黑了桷梁，还算是有福分容纳一本新书。亦罢，扫尽地上火灰，续写这代序的信，赶上今日交给我的聪明手民（他实在聪明，他能照我们的话把每首歌的行列重排，他发表对于册面排印的样式之意见，他提醒我把重复的歌删去，虽然，他亦排错了许多字，虽然经过我们细心的校对了）排印，一方面表示我这册歌谣是先生的鼓励的收获，一方面要你知潮州有许多爱好歌谣的同志，一方面要读者知道我的才能薄弱，这小册子是靠赖许多好友的力量，才能编成出版，一方面要先生看完这集子之后，纠正我的编注的谬误，一方面要使先生略知我近日的思想与生活之片段。先生，请原恕我此时不能捧着这潮州歌谣小册，离开这橙黄橘绿的潮州，到冰雪满天的北平，与先生畅谈别后的衷情。

之所以如此大段摘引，实在是觉得我们不能将这宝贵的细节当作一般性的戏剧化插曲，它其实透露了很多饶有趣味的信息：

我们实在要感佩于丘玉麟先生将收集歌谣当成超越于生命的事业，为之付出经年累月的劳作且不说，他竟能在意外的火灾来袭后，仍以如此超然的语调讲述着。“亦罢，扫尽地上火灰，续写这代序的信”，不无苏轼舟行浪中，“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的气概。遭遇火灾，手被烧伤，心情却分毫无伤，竟能有“红袍的火神不愿作绿衣的邮使”的妙喻。这种美得一塌糊涂的思维，不能不起于超然、非功利的生命态度。处离乱之世，以左翼的立场是去投身革命，创造理想的社会；以右翼的态度，则是向内建造一种坚韧的心性，对文化且守护且改良。丘玉麟的这种学术态度、生命态度，有五四一代学人的影子。这是一种向内进行精神建设，向外进行文化建设的文化方案，其实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顺流而下。它确实建设了一个烂漫的、性灵的自我，丘玉麟给恩师周作人写信，并非一本正经、流于公式的汇报，他总不忘事中那些汁液饱满的细节，如“我们每晚跑去印刷局催促排印校对，时常到十点、十一点方各回家。倦饿时就跑去鱼生店吃鱼生喝酒（近日则到一新开的馄饨店吃馄饨鱼虾丸汤）”；“回到我的GARRET，我把一晚所印好的一两页歌谣在枕边和妻同读，一面吃柑或饼（先生，你知，我是好吃的人）”……这种貌似游离中心的东拉西扯恰是五四时代关于人的态度。人在细节中活过来，而不是在一种“道”的语言中窒息。从此意义上说，丘玉麟接续的不是五四的“革命”一脉，而是五四的“人”的自我建设的一脉。即使百年过去，这个任务依然没有完成。

3

在丘玉麟这里，收集歌谣的工作，并非纯然是个体情趣和爱好，也包含着对大时代和民族文化建设的思考：

中国已进入建设时期了，工业革命已开始，农业的中国将成为工业化的了，我们的生活将日见繁荣了，往日在田间园里，陌上桑中，晚灯下，红炉旁，微笑雍容地纺纱，绩麻，抽白纱，刷印格纸，缝衣，攒鞋底，抚抱着孩儿，轻推着摇篮，或月明之夜，佳节良辰群集阶前树底，悠闲地曼吟低唱着儿歌小曲的妇女孩童们将被猛狮般的经济势力所驱迫而入工厂苦作，朝夕吸污浊的烟灰，听轧轧的机声，叹嚷着“面包面包”“工作工作”“时间时间”“痛苦痛苦”。大规模的机器工业代替了家庭手艺工业，社会制度改变，家庭组织改变，新生活的反映的歌谣或将产生，至于能像旧歌谣一样多量与否还是疑问；而反映旧生活的歌谣将渐不在妇孺的红唇白齿间婉唱则是一定的断论。十年二十年后，旧歌谣将消灭，无复能流传，岂不是一大可惜的损失！我不愿这反映潮州生活的流动文学的歌谣消灭，我当把这些歌谣抄写编印成书，为固定文学，以保留我们这个农业化的旧时代的潮州生活之残影。

1929年，丘玉麟以为，随着工业化的现代生活的来临，乡土中国必将远逝，他愿以潮州歌谣来保留乡土潮州生活之残影。这种观察自然是有其逻辑的，但这种文化建设的逻辑在和平年代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笃信内心自我建设的人，较容易对历史正在发生的动荡和剧变习焉不察。历史的变局来临之际，没有谁可以自外。周作人为保一张安稳的书桌，仍以和平时代的逻辑来应对民族战火中的危机，终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行差踏错，丘玉麟是如何看待多年后在北平出任伪职的周作人的？一定是五味杂陈，他在《回回纪事诗》中有诗云：

鲤鱼风起芙蓉死，总记恩师苦雨中。

天下共怜高尚士，围城欲作啮冰翁。

据首句“鲤鱼风起”推测此诗写于1937年9月，这里触及的正是北平沦陷后周作人的人生抉择，当年国内各界都在敦促速离北平。1937年8月30日郭沫若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盼周作人南下，相信这“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8月20日、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称“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并且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成苏武看为宜”。这让中国抗日各界对周作人还存着希望。这件事必也牵动着丘玉麟的心。“总记恩师苦雨中”，周作人于他的教诲须臾不敢忘，苦雨既是指周作人的“苦雨斋”，也指北平沦陷的现实。与一般人不太一样，丘玉麟对周作人是有了解的，是故“天下共怜高尚士”之际，他以为周作人是“围城欲作啮冰翁”。啮冰语应该是来自《菜根谭》“得意处论地谈天，俱是水底捞月。拂意时吞冰啮雪，才为火内栽莲”之句，指的是逆境中的精神苦修。此时，丘玉麟对周作人应是有期待、有信心的。可是，此后周作人开始参加日伪政府组织的活动，并最终出任伪职，成为国人唾骂的汉奸。身在岭南，深受国土沦陷之痛的丘玉麟当是痛心的，《回回纪事诗》写到鲁迅和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