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船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海子《给安庆》

1

我们那地方，外婆给叫成“家婆”。但我们口里的这位“家婆”不是真家婆，她只比母亲大了两岁，是母亲娘家的一位同房长辈，为表尊重，母亲让我们“家婆”“家婆”地叫着。母亲娘家的亲人走的走，散的散，去世的去世，剩下家婆一家，相互来往便多。听说我们这次千里迢迢移民江西，家婆放心不下，坚持要把我们送到新地方，在那边安好家，她再回来。家婆是宽脸庞，紫黑面皮，脑后拖着圆溜溜的发髻，左眉心一颗黑痣有黄豆那么大。每说一句话，黑痣都要往上蹦一蹦，看似受了她大嗓门的惊吓，要从脸上蹦开去。

“要吃一点呢，桂花。吃不下也要吃。吃饱了，头就不晕了。”家婆盘腿坐在候船室一角的垫布上，手抓一块米粑，欠起身子递到我母亲面前。

米粑是离家头天蒸好的，用包袱皮扎紧，当路途上的干粮。另外还有几只鼓鼓囊囊的化肥袋，里面装满用糯米和玉米炸出的爆米花，谁饿了，可以随手抓一把吃。爆米花沥沥拉拉，进嘴的同时，总有不小部分碎成絮状，从指缝钻出，撒得满身都是。这就招致家婆一顿数落。

“小花子、小呆子、小侉子，”家婆叫，“还有小青青！”

家婆这叫的是一些小名，分别指我及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糟逼逼的，也不怕雷打头？”家婆拍打着我们的领口和衣袖。

“你也不怕雷打头？”小青青伸手反指家婆。家婆低头，看到自己领口上、衣袖上，也沾了不少爆米花的碎屑。

“家婆你们吃。我吃过了，不饿的。”母亲斜身靠紧一床由包袱皮包住的棉被，脸色苍白，衰头耷脑，勉强挤出笑容瞄了瞄我们。看来她连说话，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母亲晕车。母亲是天生的晕车。年轻时跟着父亲在外做手艺，走湖南，下江西，千里万里的，她一般只能靠两条腿走。一坐到车子上，不管什么车，汽车、人拉的黄包车，还有乡间那种轿式抬杠，反正吧，两脚一离开地面，她就晕。何况今天我们坐的是正儿八经的公交车，从高河到安庆，至少一个小时，母亲那晕，肯定是没法说。我同母亲一样，其实也晕得厉害。有记忆以来头一次出外，头一次坐公交车。我们兄妹四人各提一只米粑袋或爆米花袋，相互纠缠着，后面跟着母亲，母亲后面跟着家婆，老老少少牵牵连连，大呼小叫挤进车门。是那种长长的铰接式公交车，我们没有经验，被人群挤来挤去，挤到两节车厢接头处，好歹找个地方坐了。这里看不到车窗，只有伸缩篷的黑色橡胶布挡在眼前。随着车头转来转去，伸缩篷不停地伸伸缩缩，好比一把折扇，或公社宣传队搞演出的手风琴，打开，合起，再打开，再合起，快快乐乐地在演奏什么。脚下几块钢板也叽叽嘎嘎，交错着扭来扭去。转过一会儿扭过一会儿，一身的新鲜劲正浓着，我发现有些不对劲，头晕，想呕，浑身上下难受得很。脚下的钢板继续叽叽嘎嘎，用力扭来扭去。伸缩篷拼命演奏。我把脑袋斜搁在椅背上，两眼微微眯起，去看对面的母亲。母亲也以同样的姿势，脑袋斜搁，两眼微眯来看我。

“不舒服吧？”母亲问，“晕车吧？”

母亲自己晕，还想给我一点照顾。“把眼睛闭着。”可眼睛一闭，人整个失去了方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无边虚空中翻滚不已。我吓了一跳，赶快把眼睛打开。

“都怪我，”母亲自责。她说是她把晕车的毛病传给我的。

“小花子，就不能把手上的书放一放吗？”家婆吆喝，“你是老大，要用心招呼好行李家伙。候船室人多手杂，走个神把东西弄丢了，你能找到谁？好说歹说就是不听，低头只晓得看书看书！”

“东西不都在吗？这么多人守着，丢得了？”我检查一下行李。家婆说：“到哪都放不下那本书。看来看去，不就把自己看成一个大书包？”家婆微皱起眉头。“书又不能吃不能喝，哪就看得那么起劲？回头把眼睛看成一双鸡逼眼，这样，这样……”

鸡逼眼也是我们乡下的土话，指的是那些近视眼。家婆哈哈笑着，两掌并拢，紧贴面门晃过来晃过去，模仿近视眼的样子。她说村子上某某人，就是看书把自己看成鸡逼眼的。鸡飞到灶台上拉屎，他根本不晓得是屎，摸到手还以为是根炒熟的豆角，塞进嘴巴就吃。

“也是作孽。”家婆道。

小青青依在母亲怀中，笑得一抖一抖。

“鸡屎吃到嘴里，不臭的呀？”小青青很认真地担着心，脸孔扭到一边，朝地面“呸呸”直吐。

母亲也跟着她们笑，却把两眼闭起。“看家婆这话说的……”母亲轻轻叹息着。

对家婆的话，母亲当然是不满的。自从我进学校读书后，母亲再也不叫我小名，而叫我读书的学名。在母亲眼里，我是她最得意的儿子，让家婆一番话糟蹋成这样，让她如何接受？

家婆话出口，收是收不回来了。她嘻嘻笑着，眼看小青青，朝母亲那边努努嘴做怪相，似乎发现了什么好笑的地方，让小青青去笑。小青青看看母亲，却找不出可笑的地方在哪，想问，又觉得没必要问，就算了。家婆想解释一下，随之也觉得没必要解释，也算了。家婆脾气不好，在远近一带是有名的。家婆自小无父无母，吃着百家饭长大，这个亲戚给碗粥，那个邻居端半碗菜，另外哪个姑娘大婶送来一件旧衣，等略略有点模样了，就被亲族里一位长年在外“帮人”的长辈带到下江一带，芜湖、南京、扬州甚至上海，入伙帮起人来。所谓帮人，同样是我们的说法，就是做佣人、做保姆的意思。有一次在回乡的轮船上，让人骗到乡下和家公结了婚。家公矮小、木讷、痴笨，属于村子里那种找不到老婆的老光棍。家婆犟脾气发作，把房里的东西一通乱砸，闹着要离开。族里人抓住她一顿死打，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趴在床上几天起不来。

家婆不再跑了。家婆成了家婆，跟在木讷、痴笨的家公后面一心过日子。脾气却越加火爆，稍有不满张口便骂，骂得眉上的黑痣像炒熟的黑豆，噼里啪啦直蹦——家公欠了她的，那个把她骗过来的族里长辈欠了她的，整个村子上的人没一个不欠了她的。她在家里吵，在外面吵。上下邻居见了她，如同见了活鬼，远远躲开去。一年后怀孕，生下个巴掌大的女伢，捏在手里吱吱吱，老鼠一般。老鼠日也吱吱，夜也吱吱。“哪里来的冤鬼！”家婆性子上来了，把哭闹不止的孩子倒提着丢进门角尿桶。等家公赶过来拎起，只剩出的气，没了进的气。一天后人没了。

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家婆，已是四五十岁年纪了。她吃素。人们说是为早年溺死的孩子吃的，又说是因为家里生活差，吃不起荤，借口吃素好听点。家婆的脾气依然很坏，不过她的坏脾气多半只停留在邻居的悄悄私语中，到了我们面前，始终是笑漾漾的。“桂花，还记得回家呀？”每次见面，家婆总摆出长辈模样，责备着比她小两岁的母亲，就像在责备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家婆把母亲叫到房里低低私语，表达着她的关心与牵挂：“这一向好久没回来呢，家里还好吧？几个伢听话吧，同二姐夫没争没吵吧？”母亲从房里找出一双布鞋的鞋底，抽针引线帮着纳起来。家婆低头择菜，做着中午饭的准备。家婆的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三个母舅，其中两个比我还要小几岁，讲起话也是了不起的语重心长，一副做母舅的长辈口吻：“小花子、小呆子、小侉子，我同你们讲哦，平日做事，该小心时要小心，该稳重的尽量稳重。常言说得好，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二舅、三舅边同我们做游戏，边摆出未老先衰的小大人模样，谆谆教诲着。

“小呆子、小侉子这对花脚猫，又跑哪去了？”家婆一声喝。“这么没天没地钻来钻去，别把自己钻丢了呀。钻丢了，哭都哭不回来！”

家婆的一张嘴巴是不能停的，讲过这个，接着讲那个。

“小花子，”家婆找人找不到，把脸转向我，“你看到小呆子、小侉子去哪了？”

我哪知道小呆子、小侉子去哪了，还不是四处玩去了？我把头从书上抬起，茫茫然四处张望。小呆子、小侉子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正是贪玩的年纪，头一次到安庆，进城市，哪里都是新鲜的，哪里都是人生第一次。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动得的伸手动一下，动不得的，照样伸手要动一动。小呆子、小侉子就似两条鱼，哗啦啦，哗啦啦，钻在人丛深处。有时刚看到他们的身影，准备叫一声，随着哧溜一下，又钻到水深处不见了。再一转眼，他们又哧溜一声从人丛钻出，满脸通红，嚷嚷叫叫着出现在我们身边。

“妈，妈！隔壁那边还有一个大候船室，比我们这边大好多呢，”小呆子两臂伸开，朝身后一甩，比画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姿势，“大这么多！”

“妈，到上海、南京的下水船开始检票上船了，好多人在排队。我们什么时候上船？”

“哥哥，哥哥，快来看戏！那边来了一队唱戏的，每个人穿花衣戴花帽，脸搽得像红鸡蛋。他们是到哪唱戏呀，到船上唱戏吗？”

小呆子、小侉子每次回来，都会带来不同的消息。

“船上有什么戏可唱的？”小侉子两眼炯炯有神，略歪起脑袋猜测，“他们只怕是去南京唱戏。”

“家婆，看那边，来了两个要饭的，一排排找人要钱要吃的！”

过了一会儿，小呆子、小侉子开始点数起候船室四周窗户的数量。点来点去，结果并不一致。争论一阵儿，再去点。接着异想天开，想数清大厅里的具体人数。从我们这个角落开始，一个个朝着人头点。候船大厅的人都拖着大包小包，牵家带口，你嚷我叫，挤满候船室的所有角落。“等下等下，莫动！”小呆子、小侉子不时拦住某个行走的人。对方以为有事，疑惑着问怎么了。“六百三十一！”小呆子、小侉子的手指从他身上一点而过，原来只是把他当作了一个数。一排排购票队伍从厅前拖到厅尾，再齐摆摆打个折，朝着候船区的座椅这边甩过来。购票的人和候船的人混成一堆，再朝着我们这个角落倾轧。有的人收脚不住，干脆踩到我们的塑料薄膜上。

家婆张开两臂，护着身边的行李。

“怎么走的路，长眼睛没有？”家婆不时大叫，“踩到我脚啦！”

“走开走开！过去过去！”家婆挥舞起手上的蛇皮袋，狠劲推着头顶上的人流。因着愤激，脑门上的一根青筋凸得厉害，眉心的那颗大黑痣更是跳了又跳。

候船大厅的天花板很高，高得让我有些晕眩。一根根粗大的水泥圆柱越过众人头顶，直朝那高处通上去。就在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方，候船室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送着轮船进港出港的信息：“下水……芜湖、芜湖……南京、南京……上海、上海……”“上水……九江、九江……汉口、汉口……”声音太飘，似一阵阵的雾气，或水流，不停从某个角落漫出，撞在墙壁上、天花板上。弹回来，再弹回去，又弹回来，反反复复，盘旋聚积。聚积到一定程度，接着朝下流动，与大厅里的人潮交融，冲刷。我们已听不太清具体的意思，只听到一片模糊水声：“湖、湖、湖……”“京、京、京……”“海、海、海……”我跟着小呆子、小侉子一起，仰面四处张望，想找到声音的来处，找到高音喇叭到底装在什么位置。圆柱和天花板在我们的视线里颠来倒去，伸伸缩缩，上下盘旋，晃得我两眼发花，也没找到个具体结果。

2

这次迁移，是半年之前着手准备的。半年前的某个夏日清晨，父亲和村上的人打了一架。父亲是个弹棉絮的手艺人，多半辈子在外面东跑西颠，难得到家里待上几天。有时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待在生产队干活时，他也是三心二意，神魂颠倒，手笨脚粗。加上脾气不好，嘴巴多，惹得人人讨嫌，时不时为着丁点大的屁事同这个那个怄气吵嘴，直到狠狠打上一架。对方几个对付一个。父亲挨了打，吃了亏，手举一件被撕得稀烂的上衣，脸带血痕，找生产队找大队四处投诉，希望能有人出面主持公道。干部们却你推我我推你，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把他当狗叫！”干部们一脸嫌恶，看也不看站在面前絮絮叨叨、语不成句的那个高个子。父亲伤心至极，觉得在这个祖居之地真的无法支撑下去了，眼下唯一的出路是走，是搬迁，迁到几百上千里之外的江西去，那里有他做手艺待过多年的地方，人头熟，关系好。

户口迁移的手续办好了，刚做起几年的一幢房子毫不犹豫给卖了，一应家具也卖的卖，送的送。过完年的正月十三，母亲在鸡叫头遍时起床，给全家做了最后一餐饭，前来帮忙的两个亲戚拖着板车到了。大家匆匆吃过，分三路出发。父亲从村前过河，到十几里路外的公岭镇坐车，往当时怀宁县政府所在地石牌，给我转共青团的组织关系。两个亲戚用板车拖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几床被子、几只装衣服的旧木箱及其他一应杂物，从村子后面过河，上大路，经高河镇直接送到安庆大轮码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也准备动身。她里里外外四处看看，觉得没什么再收捡的了，把大门带上，摸出钥匙准备上锁。转身看房子的新主人等在一边，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意识到这已经是别人的家了，随即又把门推开，钥匙交到对方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