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在“新南方”
作者: 陈润庭一个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在今天城市街道能见到的,或许都是雷同的景观。城市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迅速复制的网红商店,对着手机屏幕低头行路的人,打卡拍照的游客让每一个城市都变得相似。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或是千城一面。对于写作者来说,城市与城市之间,内在的肌理比以往的每一个时代都更富有差异性。城市把自己藏得更深的同时,生活的赛博化,让此间的生活与彼间相似,但作为生活空间的城市,仍然盛放着我们蜗居的身体。
巨型城市的出现,也对今日的城市漫游提出了挑战。企图依靠双脚去认识一座城市,注定是徒劳的冲动。导航是我们新的眼睛,地铁是我们更快的双腿。我们依靠地铁图去想象一座城市,多于拿着一张旧式的城市地图。长寿路是一站,三元里也是一站。自然的山川河流,城市的道路网络,在新的城市形态面前,统统都要让位。巨型城市是一座没有边界的迷宫,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是否有绝对的区隔?在每一个街角的偶遇,都可能是奇遇。
20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最耀眼的是对新兴城市景观的惊讶感。然而这种惊讶与新奇主导的城市文学,在今天已经被掏空了可能性。对于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城市形态的变异,也带来了书写城市的范式转变。以往的取形式城市书写、立心式城市书写、批判式城市书写和象征式城市书写等四种书写范式(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在新的城市形态面前,都一定程度陷入失效的危机。因而,作为一个探索性的概念,“新城市文学”生而适时。
“新城市”的新,更在于其对旧有因素的改造,从中锻炼出文学新的生长。既然“复古”成为当下城市景观的时新,那么对城市的“盲视”,是否也是一种“洞视”?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主角为盲女银霞。银霞虽然自幼失明,双目不能视物,却凭靠惊人的记忆力,完成了对锡都这座城市的“洞视”。作为出租车公司接线员的她,在黑暗里织造出一幅锡都的地图。这座“新南方”之城的大街小巷与人情世故,都在她独处的黑暗之中,洞若观火。黎紫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在日常性与文学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间取得平衡,呈现出‘新南方写作’的新气象”(林培源:《“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的<流俗地>》),更在于其在“南方之南”的南洋之地,为书写今日的“新城市”提供了一种譬喻性的书写范式。
在今天,以双脚作城市漫游,已经成为一趟不可能的旅行。对于越来越巨型的“新城市”,我们肉眼已经不能抵达城市的地平线。换言之,或许我们每个人在“新城市”面前,都是盲人。因而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我们经验的有效性,或者说,如何恢复我们的“视力”。毕竟,失效的经验只能带来无意义的重复书写。地图作为一种知识的装置,延伸了我们的“视力”,让我们不至于因为对城市形貌失控,陷入恐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没有过多渲染银霞记忆力超群带来的奇异。相反,锡都细细碎碎的日常,被编织进叙述的网络之中,填满了城市地图的纵横之间形成的空白。这才是锡都真正的样貌,也是小说真正的主角。黎紫书所避免的,正是一种立心式城市书写与象征式城市书写带来的叙事陷阱。
基于城市已经内在于我们的新现实,“真正的城市写作要求的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呈现”(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取形式的城市书写植根于古老的模仿传统,因而不会完全失效,但也不足以应对今天的现实。椰林热风,以岛为国,华洋混居的众声喧哗,历史与地缘带来的独特风貌并没有消失,也不应该消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静态的要素重新灵动,回到历史现场的同时,也将历史召唤到当下。在黄锦树的写作中,历史作为一种流动的灵魅,时不时重返文本。在《南方小镇》中,被象征化的侨领陈嘉庚,具有厦门特色的地方风物,无一不在暗示,黄锦树书写的,是厦门这座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黄锦树迟迟不肯点明的,也是厦门的名姓。叙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交叠变形,在下南洋与归故国之间的来回撕扯,“侨乡”书写最终消解的,恰好是厦门作为“侨乡”的固有标签。诚然,有如乔伊斯的都柏林、王安忆的上海、贾平凹的西安,写作者与城市之间,自然无法脱开关系。但有意义的新城市文学,应该拒绝命名,拒绝对城市固有标签的反复声明。再不能见骑楼和虾饺即是广州,见海南鸡饭与鱼尾狮即是新加坡了。南方的诸城,多数缘海而生,海洋性带来的混杂交融,在多元共生之间安然自处,才是历史现实。由此而来的城市内在肌理,必然有绮丽多变的纹路,很难被一种现有的固定标签,或是统摄性的“我城”意识所涵盖。南方城市丰富的历史肌理,为城市书写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样本。如何将一座城市肌理内在的丰富性,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对于写作者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如果面对的,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呢?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诞生至今不到半个世纪。它虽毗邻港岛,但除却岭南四季如春的气候之外,却几乎没有岭南文化的印记。对于深圳而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与移民聚成的社会生活,才是日常本色。然而,问题也正如邓一光所思考的,“自己及自己的写作与这座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建立关系、在何处建立关系(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邓一光精准的发问,无疑彰显了“新城市”书写的高度自觉与深度思考。显然,其“深圳书写”则将他对“新城市文学”的思考内化。
关于邓一光与“新城市文学”之间的关系,学者杨庆祥与陈培浩等,已经有论文专门论述。杨庆祥重视“新的城市文学应该是在历史化的纵深景观中书写当代人的命运、挣扎与救赎” (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陈培浩则认为邓一光的城市书写“不仅坚持一种‘人学’立场,也坚持一种‘诗学’指向。(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 ——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两位学者都表达了对“新城市文学”中“人学”的期待。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以超高速的发展速度,以及移民为主体的城市特性,吸引了许多作家的目光。而在邓一光的《乘和谐号找牙》中,“我”企图乘坐一列超高速的列车,寻找一枚无由丢失的牙齿。在这趟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上,“我”由于发现列车上的女人也处于“缺失”的状态,而放弃了对牙齿的寻找。可以说,邓一光通过隐喻呈现出的“缺失”,构成了深圳人这一由移民构成的群体的精神共性,揭示新城市居民在经济机遇与大都市竞争的复杂境况中,对新旧价值观并存的无所适从,日常沦入无依无靠的隔绝状态。
在城市文学面临书写范式转换的今天,写作者如何保持自身经验与书写的有效性,基于城市内在于我们的新现实再出发,写出有意义的城市文学,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黎紫书、黄锦树与邓一光等一批“新南方写作”代表作家,立足自身独特的历史脉络、地方风物与文学资源,在描绘出了当代城市的精神景深的同时,对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进行了不俗的探索。
(陈润庭,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作品见《花城》《山花》《芙蓉》《作家》《作品》《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等刊。)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