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在“新南方”

一个本雅明式的城市漫游者，在今天城市街道能见到的，或许都是雷同的景观。城市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迅速复制的网红商店，对着手机屏幕低头行路的人，打卡拍照的游客让每一个城市都变得相似。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或是千城一面。对于写作者来说，城市与城市之间，内在的肌理比以往的每一个时代都更富有差异性。城市把自己藏得更深的同时，生活的赛博化，让此间的生活与彼间相似，但作为生活空间的城市，仍然盛放着我们蜗居的身体。

巨型城市的出现，也对今日的城市漫游提出了挑战。企图依靠双脚去认识一座城市，注定是徒劳的冲动。导航是我们新的眼睛，地铁是我们更快的双腿。我们依靠地铁图去想象一座城市，多于拿着一张旧式的城市地图。长寿路是一站，三元里也是一站。自然的山川河流，城市的道路网络，在新的城市形态面前，统统都要让位。巨型城市是一座没有边界的迷宫，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是否有绝对的区隔？在每一个街角的偶遇，都可能是奇遇。

20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最耀眼的是对新兴城市景观的惊讶感。然而这种惊讶与新奇主导的城市文学，在今天已经被掏空了可能性。对于当下的写作者来说，城市形态的变异，也带来了书写城市的范式转变。以往的取形式城市书写、立心式城市书写、批判式城市书写和象征式城市书写等四种书写范式（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在新的城市形态面前，都一定程度陷入失效的危机。因而，作为一个探索性的概念，“新城市文学”生而适时。

“新城市”的新，更在于其对旧有因素的改造，从中锻炼出文学新的生长。既然“复古”成为当下城市景观的时新，那么对城市的“盲视”，是否也是一种“洞视”？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主角为盲女银霞。银霞虽然自幼失明，双目不能视物，却凭靠惊人的记忆力，完成了对锡都这座城市的“洞视”。作为出租车公司接线员的她，在黑暗里织造出一幅锡都的地图。这座“新南方”之城的大街小巷与人情世故，都在她独处的黑暗之中，洞若观火。黎紫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在日常性与文学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间取得平衡，呈现出‘新南方写作’的新气象”（林培源：《“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的<流俗地>》），更在于其在“南方之南”的南洋之地，为书写今日的“新城市”提供了一种譬喻性的书写范式。

在今天，以双脚作城市漫游，已经成为一趟不可能的旅行。对于越来越巨型的“新城市”，我们肉眼已经不能抵达城市的地平线。换言之，或许我们每个人在“新城市”面前，都是盲人。因而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我们经验的有效性，或者说，如何恢复我们的“视力”。毕竟，失效的经验只能带来无意义的重复书写。地图作为一种知识的装置，延伸了我们的“视力”，让我们不至于因为对城市形貌失控，陷入恐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没有过多渲染银霞记忆力超群带来的奇异。相反，锡都细细碎碎的日常，被编织进叙述的网络之中，填满了城市地图的纵横之间形成的空白。这才是锡都真正的样貌，也是小说真正的主角。黎紫书所避免的，正是一种立心式城市书写与象征式城市书写带来的叙事陷阱。

基于城市已经内在于我们的新现实，“真正的城市写作要求的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呈现”（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取形式的城市书写植根于古老的模仿传统，因而不会完全失效，但也不足以应对今天的现实。椰林热风，以岛为国，华洋混居的众声喧哗，历史与地缘带来的独特风貌并没有消失，也不应该消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静态的要素重新灵动，回到历史现场的同时，也将历史召唤到当下。在黄锦树的写作中，历史作为一种流动的灵魅，时不时重返文本。在《南方小镇》中，被象征化的侨领陈嘉庚，具有厦门特色的地方风物，无一不在暗示，黄锦树书写的，是厦门这座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黄锦树迟迟不肯点明的，也是厦门的名姓。叙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交叠变形，在下南洋与归故国之间的来回撕扯，“侨乡”书写最终消解的，恰好是厦门作为“侨乡”的固有标签。诚然，有如乔伊斯的都柏林、王安忆的上海、贾平凹的西安，写作者与城市之间，自然无法脱开关系。但有意义的新城市文学，应该拒绝命名，拒绝对城市固有标签的反复声明。再不能见骑楼和虾饺即是广州，见海南鸡饭与鱼尾狮即是新加坡了。南方的诸城，多数缘海而生，海洋性带来的混杂交融，在多元共生之间安然自处，才是历史现实。由此而来的城市内在肌理，必然有绮丽多变的纹路，很难被一种现有的固定标签，或是统摄性的“我城”意识所涵盖。南方城市丰富的历史肌理，为城市书写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样本。如何将一座城市肌理内在的丰富性，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对于写作者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如果面对的，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呢？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诞生至今不到半个世纪。它虽毗邻港岛，但除却岭南四季如春的气候之外，却几乎没有岭南文化的印记。对于深圳而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与移民聚成的社会生活，才是日常本色。然而，问题也正如邓一光所思考的，“自己及自己的写作与这座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建立关系、在何处建立关系（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邓一光精准的发问，无疑彰显了“新城市”书写的高度自觉与深度思考。显然，其“深圳书写”则将他对“新城市文学”的思考内化。

关于邓一光与“新城市文学”之间的关系，学者杨庆祥与陈培浩等，已经有论文专门论述。杨庆祥重视“新的城市文学应该是在历史化的纵深景观中书写当代人的命运、挣扎与救赎” （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陈培浩则认为邓一光的城市书写“不仅坚持一种‘人学’立场，也坚持一种‘诗学’指向。（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 ——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两位学者都表达了对“新城市文学”中“人学”的期待。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以超高速的发展速度，以及移民为主体的城市特性，吸引了许多作家的目光。而在邓一光的《乘和谐号找牙》中，“我”企图乘坐一列超高速的列车，寻找一枚无由丢失的牙齿。在这趟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上，“我”由于发现列车上的女人也处于“缺失”的状态，而放弃了对牙齿的寻找。可以说，邓一光通过隐喻呈现出的“缺失”，构成了深圳人这一由移民构成的群体的精神共性，揭示新城市居民在经济机遇与大都市竞争的复杂境况中，对新旧价值观并存的无所适从，日常沦入无依无靠的隔绝状态。

在城市文学面临书写范式转换的今天，写作者如何保持自身经验与书写的有效性，基于城市内在于我们的新现实再出发，写出有意义的城市文学，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黎紫书、黄锦树与邓一光等一批“新南方写作”代表作家，立足自身独特的历史脉络、地方风物与文学资源，在描绘出了当代城市的精神景深的同时，对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进行了不俗的探索。

（陈润庭，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作品见《花城》《山花》《芙蓉》《作家》《作品》《湖南文学》《广州文艺》等刊。）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