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诗文中的自然情怀

作者: 常如瑜

在清代乾嘉文学文化界,洪亮吉是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在文学创作方面,洪亮吉以诗文为主,代表性的如《更生斋诗(文)》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北江诗话》是经典范例。他的创作与理论观念相统一,在诗文创作中,他践行了自己的理论思想,“性”“情”“气”相结合,在理论研究时,他也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在思辨性和批判性的同时,彰显诗人的真性情。

洪亮吉的诗文和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这就是表现自然真山水、书写人生真性情。在诗文中,他十分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在理论建构时,他特别关注文学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表达。从政治的漩涡中拔出身来之后,他对自然的情感就愈发浓烈了。在西行贬谪之路上,陪伴他的是雄奇壮阔的北疆山河;在放归回乡后,江南水乡的温润唤醒了诗情,即所谓“枕葄坟典,管领山湖”(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特别是在归乡之后,洪亮吉终于找到了灵魂的栖居地,他回返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回归人的自然本性。

转向自然的心性之源

洪亮吉转向自然最初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他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因时局和自身仕途受阻,不得以放弃“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中国传统士林文化里,洪亮吉选择参加科举入仕符合大多数文人的理想和人生选择。仕途遇挫后,他选择避居乡野,也符合大多数谪寓文人的人生轨迹。从这点来说,洪亮吉是一个遵循儒家教化与传统的文人,他自始至终未有跳出儒家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因为,无论是入仕济世还是退居山野,都是儒家伦理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因入仕或出仕有所改变,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与人的亲和度、自然在文人作品中出现的频次有所区别。

在科举入仕进而从政的过程中,洪亮吉把他人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积极作为方面,深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实现儒家文人的政治理想。这一阶段,他的社会影响力都处在上升期。他通过个人努力得到皇帝的重用,为汉人,尤其是以文教著称的江南文人们树立了信心。洪亮吉的成功是深受儒家伦理精神影响的汉族士人普遍持有的梦想。这也就可以解释,缘何洪亮吉履职贵州在当时的文人圈引起震动。

贬谪新疆是洪亮吉人生的拐点。嘉庆对洪亮吉的所作所为不仅改变了洪亮吉本人的人生,对社会政治风气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汉人官员犹如冷水泼头。这极大地打击了那些渴望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在政治上有所施展的汉族士人。尽管嘉庆很快纠正自己的行为,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负面影响,洪亮吉本人也没有再得到重用。

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阴霾中,洪亮吉只能被迫在人生路上做出新的选择——他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得到了精神慰藉。从洪亮吉的诗歌作品和他的文艺理论著述来看,在历代诗人(文人)中,他对陶渊明最为推崇,后者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开篇便提到陶渊明,他将庄子、陶渊明这一类诗人奉为圭臬。很明显,这些诗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在作品中讴歌自然、在日常生活里融入自然。追求理想的、崇尚自然而然的生活,是这类诗人带给洪亮吉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洪亮吉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思考的一大动力。受到庄子、陶渊明这类诗人的感召,洪亮吉逐渐从被动远离社会政治转而主动投身自然山水。

《万里荷戈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自京城被贬到亲历边疆,洪亮吉对西北风光的态度是逐步变化的。

最初,他对被贬西北表现出了畏惧的情绪,前路漫漫,生死不明。于他而言,心理上的担忧远远胜过对未知荒野的恐惧。在部分诗歌中,自然万物显得诡异怪诞,荒凉的戈壁、寂静的山川、嶙峋的怪石、凛冽的朔风、啸叫的百兽,幻化出令人惊惧的氛围,文由心生,这样的自然景观反映了洪亮吉抑郁低徊的心境。

之后,在真正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之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虽然他在思想上仍旧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但是浩瀚广袤的自然景观却给他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借此机会,他还对新疆以及西北地理进行仔细考察,舆地学的研究兴趣促使他转向自然,注目于山川河流。在描绘西北边疆的诗文中,洪亮吉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作为诗文通才,他不仅娴熟于山水诗,还继承了边塞诗豪迈的风骨。这些诗文同他晚年回乡后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两者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作为顶级文人的创作能力。

返回家乡常州,江南水乡的娴雅生活让洪亮吉彻底投身于自然,小桥流水的环境和富庶悠闲的日常生活成为他创作的主题。在《百日赐环集》《山椒避暑集》之后的诗文,交游诗、饮酒诗、闲逸诗全都笼罩在一片和谐的自然环境之下。他的诗歌变得轻松愉悦,不同于边塞诗的险峻,自然万物的形象在他的诗歌中变得立体而充盈。

对于洪亮吉而言,从热衷社会政治活动转向醉心庄子、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及其作品,并不意味着背弃儒家传统,也并非选择道家式人生,而是在田园诗的生活中寻求心灵的安宁,是在政治前途无望后的无奈选择。因而,洪亮吉转向自然的心性之源来自儒家伦理教育和他本人的自然天性。

总之,客观的社会因素是促使洪亮吉的创作转向自然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主观上,他对自然的亲和、向往和热爱是更为深层的动因。江南水乡的闲逸生活、对舆地学的热爱以及自然万物在其生命低谷时给予的精神力量,最终使他从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脱身出来,转而表现自然,表达内心深处对热爱自然万物之情。这是他转向自然的心性之源。

自然全美与万物皆可入诗

在诗文创作中,洪亮吉毫不吝啬地将自然万物都纳入诗文时序,展现了绚烂丰富的自然意象。在他眼里,自然万物皆具有美的意蕴,皆可以入诗。不管是崇山峻岭、奇峰怪石,还是小桥流水、湖光山色,都值得书写。

在参加童子试的考试前后、成功考取进士之前,洪亮吉大部分时间游走在各地,借入幕的机会游山玩水。他行遍祖国大好河山,眼界大开,对自然万物与人生宇宙有了新的认识。这段时期,洪亮吉与黄景仁、赵怀玉等交往密切。他们唱和应答,结伴相游,一时之间传为美谈。

交游唱和诗是洪亮吉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特别是在他的诗歌当中,文人酬答唱和一度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附鲒轩诗》收录了不少洪亮吉与友人畅游山水的作品。这一时期洪亮吉尚未考取功名,他心性洒脱,热衷交游,诗歌也多为赞誉山水田园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万物呈现欢悦怡人的样貌,万物与美景自诗人内心蓬勃而生,诗人将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全都注入诗文的字里行间。《附鲒轩诗》卷第二《采石敬亭集》、卷第三《黄山白岳集》、卷第四《长淮清颍集》、卷第八《天台雁荡集》等,皆以此类诗歌为主。以卷第二《采石敬亭集》为例,很多诗句从容优雅,描绘诗人心中美好的自然景象:

雨止修竹间,微风起天末。呼童卷疏帘,面面看山月。(《依绿亭得句》)

岩腹藏月华,幽房露虚白。山鸡识天曙,过岭噪林隙。(《山行》节选)

骑鲸江山客,曾忆谢将军,江月长如此,青山不见君。(《江口见月》节选)

今日风光总无恙,水西明月水南楼。萧瑟秋光满画图,几株风流水平铺。(《云溪即事》节选)

不知何年树,寻根不能到。枝低独鹘借,心空百虫闹。物性谋安居,催君路旁倒。(《古柏》)

春来爆竹声,灾及松与竹。宁知枝柯上,斑斑总成玉。(《斑竹》节选)

食荠味苦酸,食藿饥苦併。青青一畦菜,味与萝卜永。(《荠菜》节选)

离离千百种,种种出池沼。深知造化心,无名尔偏好。一与春风缘,还应作小草。(《池草》)

从这些诗歌来看,与朱筠、章学诚、黄景仁等同游,是洪亮吉人生中最烂漫幸福的时光。他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各种各样的自然物,并将这些微小之物转化为诗歌意象。在他吟咏自然物的诗里,没有雅俗之分,也没有好恶之别,无论日月山川还是动物植物,任何自然形态都值得书写,值得褒扬。

大到层峦叠嶂、江月长河,小到鹘虫、苦竹、荠菜,都被赋予“主角光环”。它们在洪亮吉的作品里摇曳生姿,尽情绽放自然原生之美。洪亮吉赋予这些意象以丰富的象征性。一些意象隐喻诗人自身的愿景,或是在人生事业上,或是在社会政治方面,背后都隐匿着深沉的思想,另外一些意象则寄托诗人对友人的相思,还有一些则表达诗人与自然万物在精神上的互动。洪亮吉敏锐地捕捉到自然景观的精微之处,在内在精神与外在自然之间架设起互通之桥。在他的诗歌中,自然不再是无言的客体,而是值得倾注情感的友人。江月如歌,他在自然之境里实现了精神的超越。

所谓一切景语皆为情语,洪亮吉诗歌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些许无奈,他虽然沉醉于山水之间,却不时会感到失落与彷徨,这同他屡试不第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考童子试两次、考举人五次、考进士四次,十余次的考试失败在清代可能并不鲜见,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这样的经历算是非常曲折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试与落第的反复中蹉跎,耗尽了心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就成了一剂疗愈心灵创伤的良药。与友人相携共游,与自然万物为伍,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情趣来看,这段时光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很深的印记。他之所以在放归后选择沉寂乡野,也与这段阅历有很大关系。

当然,在自然景物中,洪亮吉也是有所取舍的。他最喜欢的是“时雨既降、山川出云”(洪亮吉《北江诗话》)的景象。洪亮吉诗歌中的自然并不只是江南水乡的温婉,也有大气蓬勃的一面,“奇气喷薄而出,益如天马行空,不可羁靮”(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但是,无论在风光旖旎的贵州,还是在大漠长河的新疆,洪亮吉都没有忘记江南家乡的美景。这也让他的诗歌总是带有水乡的温情。

总之,自然万物在洪亮吉的诗文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洪亮吉用的他创作真正实践了“万物全美”的理念。在诗文里,自然万物得到了平等的权利,一切自然物都呈现出本来面貌,象征创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通过诗文作品,洪亮吉展示了他对自然万物的真性情。

崇尚人的自然本性与真情

洪亮吉崇尚人的本性,偏爱抒发人的自然本真之性情,如其所言:“诗至今日,竞讲宗派,至讲宗派,而诗之真性情真学识不出。”(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十·西溪鱼隐诗序》)他看重的是文学背后的真性情。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说,文学的真性情即人的真性情,人的自然本性。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洪亮吉追随朱筠等同游黄山、九华山等地。此时的洪亮吉是朱筠幕府中的重要成员,与黄景仁等时常游历山水,寄情风物。《附鲒轩诗》卷第三收录诗文正是对这段经历的描绘。纵观洪亮吉一生,他得志的时间较短,多数时候都是在闲逸的氛围中度过的。这次的黄山之行,给洪亮吉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因为伴游者皆为同道好友,更是因为黄山绮丽的景致让他对人生与世界有了新的认识。《黄山白岳集》中的很多诗歌堪为典范:

客心已驰黄海云,天意还留石门雾。(《齐云山阻雨》节选)

独峰峨峨百尺身,刻削极处归真淳。地灵草木识山性,石骨自瘦肤仍春。(《叶岭》节选)

我寻舆地志,药物此最足。(《文殊台望天都峰》节选)

凉暄本难齐,草木各有心。(《自文殊院下云谷寺别休宁戴霖》节选)

观鱼入幽垌,看鸟择爽垲。峰离自成岳,川断不入海。以此望远心,山川庶能待。(《发云谷寺》节选)

间钟百年心,披衣出游急。(《天台》节选)

洪亮吉用他的诗歌证明,诗人热爱自然的情感来源于天性。人的心灵与天地山川、鸟兽鱼虫之心是相通的,无论山川之精神,还是草木之本心,皆不外于人心。人对自然万物的喜好肇始于人的自然本性,幻化为诗歌的真情。洪亮吉毫不掩饰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赞誉,山川览胜之间,洪亮吉得以领悟人生之真谛。尽管他后来命运多舛,却始终能在精神上化解忧愤,走向豁达,其原因同此时之经验是有很大关系的。

洪亮吉用真性情去感悟自然之真山真水,再将其融入诗歌之中,以妙笔生真情,以万物铸雅兴。在刻画黄山景观的诗歌中,洪亮吉将大气磅礴与生动空灵相结合。自然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既是客观真实的存在,也是洪亮吉内心情感的象征。他一时之间忘却了功名利禄,在山水之间觅得心灵栖所,乾坤万象的变化,皆牵动诗人内心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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