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杂语现象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第三代”诗兴起，诗歌、诗人与轶事搅合出热气腾腾又引人入胜的诗坛盛宴。彼时，身体和语言的狂欢充分彰显出青春的狂傲、夸张与幻觉。作秀的部分随时间流逝而淡去，狂欢中泥沙俱下的杂语则扩充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鄙俗、调侃、反讽、消解类的词句都可被视为杂语现象，或多或少地在不同诗人以及诗歌群体那里出现过，诸如“莽汉”“非非”等，更是被贴上这类标签。直观地来看，诗歌中的杂语往往不够诗意，甚至反诗意：“中文系有时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像亚伟撒在干土上地小便像可怜的流浪着的/小绵阳身后那消逝而又起伏的脚印”（李亚伟《中文系》）。使用“不雅”“不入文”字句的现象，在古典诗文中也一直存在：“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钱钟书：《诗乐离合 文体迁变》《谈艺录》，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6年，第83页）相比古典诗歌，现代汉语诗歌需要更多地面对和处理各类杂语：在颠覆古典诗歌系统之后，对现代诗境域的扩充尤为迫切；身处现代处境之中，繁多名物对现代诗的侵入也尤为频繁。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就写出“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闻一多《死水》）这类诗句，正是因为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变得更复杂，容纳经验的诗歌境域也需要扩展，中正温雅的绅士派表达方式无法处理现代经验的强势侵入，显然也达不到扩充境域的效果。更毋论，到了八十年代，长期被禁锢的生存和语言打开了自由的缺口，青春的身体和活跃的精神尤其需要借助杂语的游戏性和反讽性去表达更隐秘、另类的经验；诗人们对自身才华的自信也往往借助杂语达成更独特而有力的表达效果。这在客观上扩充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境域：“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万夏《本质》）

当然，透过直观可感性，杂语现象并不局限于表面的修辞或另类字句的使用。巴赫金谈论的杂语现象更强调声音（话语）的多重性：“话语在穿过他人话语多种褒贬的地带而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味深入时，要同这一地带的种种不同因素发生共鸣和出现异调，要在这一对话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修辞面貌和情调……这种对话化了的形象，也会出现在一切文学体裁中，甚至在抒情诗中。”（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 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页—41页）反讽、调侃等修辞也能促成声音（话语）的偏离和分裂，引发共鸣或异调，但更深层次的杂语现象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建立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性：从诗人感受、思考世界，到付诸表达，再到反省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聆听和吸纳各种声音，修正已然形成的惯性表达系统，并反复生成新的表达系统：“有的东西尖叫着变了样/有的却被黑暗唤醒。”（钟鸣《在鱼眼镜头的观察下》）

无论是停留在浅层次的修辞，还是发掘更深层次的声音，对杂语的思考和使用有助于诗人扩充自身的表达系统。当然，对杂语的使用也将挑战诗人的心性和技艺，更考验他对外部世界的判断。

杂语空间

“中国为天然一统之地，固也。然以政治地理细校之，其稍具独立之资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粤。此二地其利害常稍异于中原。蜀，扬子江之上游也，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页）由此可见蜀地之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杜甫《秋兴》第一首）水急山险，四面被环绕，独立而封闭的地理特性影响着巴蜀文化：“四川盆地的这种地理特点决定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地方特点，也出现了自我封闭的可能。”（袁庭栋：《巴蜀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页）诗歌批评家敬文东也谈到过地域隔绝对诗歌写作的影响：“从空间上说，它（四川）与世隔绝，有足够独立的地方供其驰骋；另一方面，它因此又有了充裕的时间去不思进取，‘耍嘴皮子’‘摆龙门阵’。”（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37页）在不少四川诗人的写作中，确实能发现地方特性的潜移默化——“耍嘴皮子”的幽默和“摆龙门阵”的铺陈。这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催生的文化生态天然有利于杂语的衍生：“四川‘方言’构词法的重大特征是它鲜明的肉体性。肉体性意味着，它始终从近处（比如身体或身体周围）取譬，很少把目光移向远离自己身体周围的虚拟空间和事物，即便是谈到这些空间和事物，也给它们赋予了强烈的反讽、戏谑色彩。”（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相比精神性，肉体性更不排斥粗鄙和调笑的杂语，毕竟肉体日常面对的就是烦琐与凡俗，它天然亲近世俗和市井的粗话，对超越肉体之事的反抗和反讽也近乎本能。

钟鸣曾以“龟锁蛇”形容自己和蜀地的关系：“我在古籍中看到，乌龟如果绕蛇一周，蛇就不能出圈子，即龟锁蛇。鄙人属相为蛇，故有此奇想。”（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被“锁”在蜀地的钟鸣深谙地域的神秘赋予和限制，他诗作中的杂语不乏地理和历史文化的滋养：包括最容易被辨识出的方言词汇和语调，也包括反讽的修辞，还有他在诗歌创作中采用的歌谣、民歌的基调。比如《羽林郎》《塞留古》中古拙的歌谣调子：“羽林郎，上射十日的羽林郎。/月中有好嫁女，梦里有归宿。”（钟鸣《羽林郎》）比如《穿红鞋骂怪话》中信天游式的粗犷：“我的脚跟套了双红鞋我当然好看，/与你们官场上戴黑帽子的球相干！”（钟鸣《穿红鞋骂怪话》）尽管对钟鸣而言，古典或民间的语言形式，都只是杂语的来源。他取诸雅俗的尝试亦是他在语言层面的实验——无论是轻快、抒情的，还是咬牙切齿、骂骂咧咧的，都不是（不只是）他自己的声音。他怀疑诗歌中单一化的解决方案和非此即彼的美学论调，偏爱复杂和繁复：“在未来的诗歌中，‘繁复’永远会是个不错的类型，它也不像不动脑筋的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俯拾即是或随手扔掉轻而易举，比如对于复杂，我就走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复杂性超过了复杂本身。”（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自序，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9页）性情、美学趣味，再加上蜀地得天独厚的杂语环境，就不难理解钟鸣的诗歌对繁复杂语的包容。钟鸣的视野、行动和心灵未曾局限于蜀地，然而后者先养成了他容纳、消化和理解杂语的能力。蜀地的地方特性滋生出野性而健康的杂语，也养育出强健的胃口。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间，其中滋生的杂语更为混杂和复杂。

段义孚（Yi-Fu Tuan）认为：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都是表示共同经验的词，然而“地方是感知价值中心，可以满足生物对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生殖等的需要”。而空间，相比“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来看，我们注意到了空间的开放、自由和威胁”。（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的确如此，地方的地方特性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会带给身处其中的人们某些共同的经验和价值感知。地方总是唤起本地人的熟悉感和亲近感——风物、习俗、文化和语言等都可以标识地方的地方特性。相较而言，空间更为抽象，更自由和开放，但也潜伏着更多威胁性。尤其是，现代科技越来越迅速地改变身体所处的空间，无论是曾经熟悉的地方，还是异域，甚至宇宙星空，都被现代社会中的媒介和经验以各种方式扭曲。置身其中，身体的空间感很可能是混乱和矛盾的——一方面，丧失了对传统地方的熟悉体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被扭曲过的经验不会传递给人们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空间感，也不会引导他们朝这方面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时常体验悖谬的空间感——能够轻易跨越广阔的空间，却被迫观看拼接而逼仄的微缩风景：

我不相信那些旅行社。他们在世界各地举的小三角旗，

都是骗人的风光。恶风行！该看的，好吧，给你十分钟。

开罗博物馆，啊哈，几具尸体，玩具兵，给你一小时吧，

要知道，死亡，骗子，根本不用研究，都会飞起来吃人。

简直就像横布欧亚大陆无数古老帝国的小商贩，

其花招就是串抽象数字，微型辩证，招摇过市，

或运用整个地球的形貌来形容一个具体的地形，

把每种物质都翻个底朝天，实际上却原封不动……

地上的石头火花迸溅，拜占庭，不停地重复曝光。

——钟鸣《伊斯坦布尔镶嵌画》

在钟鸣笔下，现实的空间转换往往充满荒诞感：“我跟着过了欧洲桥，钓了一条亚洲的鱼——”，这条亚洲的鱼——伊斯坦布尔，意外地成了目的地，“因为埃及又闹了革命！”这场跨越空间之旅，因为埃及之行未达成而转向伊斯坦布尔。那么，伊斯坦布尔究竟是关乎何种价值的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土耳其，中东，石油之魂，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镶嵌画，以上这些同伊斯坦布尔有关的描述表达出不同的空间特性，关涉到政治、战争、资源、人文、消费主义等。我们看到繁多价值的呈现、消耗和消解，也被迫从多方面去思考和反省各种声音对这些价值的表达。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曾透过普鲁斯特的写作谈繁复性：“连结一切事物的网，也是普鲁斯特的主题，但他的网是由时空中的一个个点构成的，这些点被每个人不断占据，形成了无限繁复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那个世界不断扩张，直到它再也不能被理解，而对普鲁斯特来说，知识是通过受这难以捉摸之苦而获得的。”（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对钟鸣来说也是如此，与其说他着迷于繁复性，毋宁说在他的视野范围与思考深度中，外部空间多维度地扩张，只会更复杂，附着于空间之网的声音（话语）亦无限繁杂。当诗人断然地发出“我不相信”的声音，却遭遇含混、讨价还价的“好吧，给你十分钟”“啊哈”“给你一小时吧”这类声音。声音之间的对抗始终存在，却并没有形成一种对抗的声势（比如，让“我不相信”成为主导音势）去专断地宣称某种价值，而是导向对各种价值的反省和思考。多维、复杂、扭曲的空间让人迷失，人们丢掉了来自地方的熟悉感，对广阔空间的好奇心也被重挫。错综空间折射出的种种声音辨识起来更为复杂，有的明显荒谬和滑稽，有的则隐藏着道德和智性的暧昧：“我得去问一问奥尔罕·帕慕克，看他还相不相信？/我刚读过他的《伊斯坦布尔》呼愁篇。我不大相信，/对罪恶，他一言不发，像柯布西耶，见拜占庭失火，/对毁灭的建筑本身毫不关心，反当做文明的燎祭。”（钟鸣《伊斯坦布尔镶嵌画》）钟鸣提醒我们去思考：出于良心和良知而对现实的罪恶发声，这是否应该成为道德与智性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类“介入”现实的声音，朝向永恒的“呼愁”还能够成立吗？显然，在诗人搭建出的错综空间迷宫中，声音之间的价值冲突更为隐蔽，而最终的价值抉择关系到切实的生存，而不仅仅停留于“‘词’的胜利”。

杂语对于诗歌而言，最重要的本质是繁复性——繁复作为现代人生存空间的特性，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与探寻的现实。而在繁复的空间中，声音不可能凭借独断性或简单的对抗性而获得某种毋庸置疑的价值。任何一种形态的杂语都不再具备单打独斗的优势，尽管在八十年代那“更早的好时光”（宋炜《还乡记》）中，调侃的、反讽的、消解的……这些形态较为单纯的杂语曾借助时代和青春的优势传达过彼时的价值——对彼时的现实有所回应。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一旦身体察觉到更复杂的空间，它就不再通过聆听单一声音的宣泄或几种声音的对抗去获取价值，而是在多种声音微妙的错综与综合中去发掘此时的价值——对此时的现实有所回应。

声音的变形

声音的综合与平衡需要耐性和技艺。钟鸣的诗歌中一直交汇着多种声音，他包容各种声音的发生，并且持续观察它们后续的生长与变形；同时对各类声音宣称、暗示的价值保持警醒态度：“你还在怨述什么，你的眼光触及后/它们就再不结队成群地逡巡雪地/你究竟抱怨谁，因为一成不变/你才丧失了目光，记忆，野兽也惧怕的/密室里的唯一火源和冬天的精神。”（钟鸣《鹿，雪》）这首诗中的空间非常自然化：“《鹿，雪》的丰富，主要是以‘冬天的精神’而展开的。是的，我们只有成为雪，才可能具备冬天的精神。”（参见张枣对钟鸣《鹿，雪》一诗的评价。转引自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57页）尽管这种空间令人倾心与陶醉，诗人并不满足于抒情性的“怨述”和“抱怨”。“诗可以怨”，然而一成不变的“怨”之声却只会丧失对自然精神的真正表达。因此诗人试图从中抽离出来，在之外的某个点关注它、诉说它。于是，这个空间中形成的声音和声音传递的价值在不知不觉中被来自另外一个空间的声音所打量和质询。表面上看，这首诗中的自然空间以及从中发出的声音都是自然而然的，诗人却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单一的声音，他反思“怨述”“抱怨”的局限性，进而反思发声主体“你”的局限性：“它们举止含混，一身是雪/这些形状特有的一种寒冷你看不见。”（钟鸣《鹿，雪》）发声主体在面对看起来很容易表达的自然空间时，因为过于轻易或本能地重复“怨”，反而阻碍了更深层次的看见和表达——生存空间早已变形，从中发出的各种声音所呈现的价值也已经变形，一成不变的声音将无力捕捉、审视与思考变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