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与80年代短篇小说生产

1949年10月25日，由当时的全国文协（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10月改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茅盾担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创刊。作为全国文联（全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属最为重要的协会——全国文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其诞生伊始，就地位显赫，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并在给茅盾的信件中提议由郭沫若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① 1976年1月以后，《人民文学》的刊名在编辑部请示毛泽东并得到首肯之后，改用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主编信件当中所书的“人民文学”四字，一直沿用至今。纵观《人民文学》迄今为止70多年的历史，它始终充当着国家与文学之间的桥梁角色，负载着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政策与文学导向，指引着国家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要求。“十七年”间，它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权威的文艺阵地，而新时期以后，它又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复兴和促进文学创作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正是在《人民文学》的推动下，新时期短篇小说才一跃成为备受重视与厚爱、最为红火的文学体裁。其不只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展示着文学的复苏与繁荣，更是在解除思想禁锢、传递时代主题、表达大众心声、推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文化进一步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可以说，《人民文学》与整个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之间的有机互动，直接体现了新历史时期不断变化后文学的特征与转向，也显示着当代文学在生产、发展上与文学传媒、文学制度之间所形成的无法绕开、交错复杂的动态联系。

一、短篇“传统”

谈论《人民文学》与新时期短篇小说生产的关系，首先不得不提及《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文学”间与短篇小说这一小说文体所发生的紧密联系。作为刊发各类文学创作的主要文艺刊物，《人民文学》在由茅盾撰写的创刊号的《发刊词》中，除了对《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释之外，亦已对来稿的写作题材与文学体裁做出了具体的说明。其明确地指出，写作题材方面，欢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为工农兵的；写部队、写农村、写城市生活，写工厂的，写解放战争，写生产建设，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等等各种“表现了人民的坚强英烈，反映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长和发展的”②各类文学作品。文学体裁上，来稿则可以是“诗歌、小说、剧本、报道、散文、杂文、长篇短章”等各种文学样式。这些关于题材和体裁的具体要求，就题材来说，自然显示出《人民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内容有着极为严格的既定规范，具有绝对权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而从体裁的角度而言，倒是说明了《人民文学》对于发表文学作品的文体样式采取“兼容并包”和“多多益善”的原则。

事实上，在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这“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于1966年6月起停刊），从193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来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小说还是独占鳌头。而小说之中，短篇小说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从数量上来看，有学者统计，“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仅就发表的头条作品，小说达到了64篇，远远超出了诗歌、散文、剧本、报告文学等等文学体裁头条作品的数量，这其中头条短篇作品的数量更是高达54篇之多，远远超过中篇小说的3篇和长篇小说的7篇，悬殊的对比反映出《人民文学》小说板块的基本格局，③足见《人民文学》对于短篇小说的重视程度。从文学质量上来看，尽管在“十七年”之间《人民文学》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中，大多数作品不免充当的仍是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传声筒”的角色，但是，恰恰是百花时代和1960年、1962年“复苏时代”的一部分短篇小说，以其艺术风格和写作题材的突破，成为诸多文学形式之中的佼佼者。《我们夫妇之间》《改造》《洼地上的“战役”》《改选》《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巷深处》《在悬崖上》《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白发生黑丝》等等这些短篇作品，都曾经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范式和政治为文学所设置的写作“禁区”，而为“千篇一律”的小说创作带来过些许不一样的“声音”。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异质”的短篇作品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那部分有限的，最值得被记住的文学成就，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为数不多的闪光点。

《人民文学》与当代短篇小说形成了如此亲密的关系，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首先跟刊物的版面编辑有莫大的关联。基于刊物本身的篇幅限制，《人民文学》在选择长篇小说上存在不少的困难。全篇刊发长篇小说不切实际，但“如果选载长篇的若干部分，读者又不很愿意，因而编辑面对堆在案头的许多长篇，就不能不感到苦恼”。④如此情况之下，简洁精练、便于发表的短篇小说自然更受杂志欢迎，成为其最愿发表的小说文体。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短篇小说之所以备受《人民文学》青睐，其文体特质与《人民文学》内在的文学职责之间的切合，恐怕才是更为本质的原因。作为直接代表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心刊物，正如吴俊所说，《人民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其与其他文学期刊迥然不同的“政治性格”，与生俱来的政治地位注定了其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基本形态。⑤也正是基于此，《人民文学》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自然就是强调宣导国家的政治文化意志与文艺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与其他文体相比，其善于以小见大、迅速感应和捕捉时代政治文化意涵的文体优势，显然最能被用以体现国家对文学表达政治风向与思想路线的任务与要求。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民文学》虽然是象征国家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但是，究其主要担当还是“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没有了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以及权利的自觉，《人民文学》的政治也就要落空了”。因此，“《人民文学》不能不走上的实际上是一条始终必须在政治利益和文学利益之间进行博弈、权衡利弊、作出原则或策略选择的危机之路”。⑥在这种“危机之路”中，《人民文学》往往力图在“夹缝”里寻求突破。而短篇小说往往又能以其敏感多样、易于转向的文体形式，及时地抓住历史给予的契机与空间，完成某种文学上的突破，像“百花时代”《人民文学》中短篇小说的短暂“绽放”就是明显的一例。这些在文学上有所“创新”与“异样”的短篇作品，虽然都曾不同程度地给《人民文学》带来过政治上的压力与批判，但正因为它们的存在说明了《人民文学》于严酷年代为文学的自由和审美所做出的些许努力。可以说，正是这些短篇小说为《人民文学》在浓厚的政治色彩之外，涂抹了一道别样的亮色，也喻示了其本身区别于其他文体之于《人民文学》的特殊意义。

二、短篇导向

1976年初，《人民文学》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停刊，于当年的1月20日正式复刊。《人民文学》的复刊，据有论者考，应始于1975年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现状的批评和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于是，“在《人民文学》复刊和重组问题上，政治权力的较量和文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争夺也加快了节奏，短时间内便进入了最后阶段直至定局。”⑦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复刊后第一期发表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就因其大写“促生产”的社会现实主题，被认为是“一株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从而遭到了严厉批判，因短篇小说而“获罪”的现实又再次上演。⑧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历史毕竟已经开始酝酿巨大的转变，而短篇小说之于《人民文学》的作用与意义也必然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从“文革”结束后到新时期之前这一时期来观察，《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虽然其中的大部分仍然不免受到“极左”政治的影响，在总体上显得僵化与沉闷。但是1977年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却吹响了打破这种局面的号角。小说因大胆暴露了“文革”对青少年心灵的荼毒与戕害，揭发了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共鸣。由于写作主题在当时过于敏感和尖锐，《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在刊发伊始，还抱有明显的分歧与忧虑。但时任主编的张光年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⑨事实证明，《班主任》的出世已然开启了一股响应时代转型的新的文学潮流，其也在之后被公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意味深长的是，凭借《班主任》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其引发的激烈讨论，《人民文学》分别于1977年11月和12月在北京两次召开文学座谈会。11月所召开的会议，直接名为短篇小说座谈会，包括茅盾在内的二十几位老中青作家到会。会议围绕短篇小说的创作议题展开，肯定了《班主任》在揭露文革“极左”势力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一致认为“繁荣文艺必须保证作家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做到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⑩12月28日所召开的会议显然规模更大，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上百人之多，许多都是“消失已久”的著名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翻译家、文学编辑等等。会议中群情激动，？輥？輯？訛主要集中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当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工作，这次大会实际上是……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动员作用。”？輥？輰？訛

应该说，《人民文学》在新时期前夕借由短篇小说创作讨论而举行的重要会议，如有论者言，已经象征着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这种文学秩序和权力重新调整分配过程中最举足轻重的角色之一，《人民文学》此时“不仅回到了创刊时的1949年，甚至比创刊时期还具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輥？輱？訛而短篇小说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再次以其先于其他文体的敏锐性与灵活性，率先传递出了这种文学秩序转型的先声。而随着新时期的真正到来，在《人民文学》重新执掌国家最高文学话语权力之后，短篇小说显然也相比于同时期尚处于恢复中的多数文体，更能快速与准确地表达《人民文学》所必须肩负的、反映新的政治与社会主题的时代任务。

1978年以后，《人民文学》对短篇小说创作的支持与发表力度与日俱增。许多老作家、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以及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都开始通过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平台上或重返文坛或崭露头角，一时之间短篇小说创作成为《人民文学》绝对的主流，亦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复兴的一大标志”。？輥？輲？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至1982年间，60期的《人民文学》共发表了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总计1104篇（首），其中发表小说共466篇（部），而短篇小说为457篇，占发表小说的98.06%、总发表作品的41.39%。

由表1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时期前后5年间，《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占全部发表作品的比重大，较其他任何文学体裁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受重视程度以及创作的兴旺景象可见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量的短篇小说中，“伤痕”“反思”和“改革”作品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仅仅1978年、1979年两年的发表数量就已经高达92篇，占同期发表短篇小说总数的59.35%。如果再除去相当数量的诸如历史、儿童、少数民族等方面题材的特殊作品，这个比例还将更高。？輥？輴？訛诸如莫伸的《窗口》（1978年第1期）、刘富道的《眼镜》（1978年第3期）、陆文夫的《献身》（1978年第5期）、周立波的《湘江一夜》（1978年第7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1978年第9期）、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78年第10期）、宗璞的《弦上的梦》（1978年第12期）、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1979年第6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第7期）、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第3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1980年第2期）、李国文的《月食》（1980年第3期）、张抗抗的《夏》（1980年第5期）、王蒙的《春之声》（1980年第5期）、何士光的《乡场上》（1980年第8期）、王滋润的《内当家》（1981年第3期）、孙犁的《亡人逸事》（1982年第4期）等等，这些众多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代表作都是在《人民文学》的大力推举下，因其及时地传达了时代主旨，有力地揭示和反思历史苦难，自觉地承担起文学的社会与人道责任而名噪一时，成为新时期初期备受追捧与称赞的文学名作。

如上文所述，《人民文学》之所以竭力地助推短篇小说，全然显示出以短篇小说为核心的刊物格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短篇小说的文体特性与现实创作更能凸显其在新时期所承当的文学职责与文学导向。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最为重要的两项职能就是恢复沉寂已久的文学生产活动和宣扬国家与社会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文学”话语。而不管从其时的文学创作现实还是从对新的时代话语的宣导上来看，短篇小说显然都更适应与符合这两项职能的要求。就新时期文学文体的创作现实而言，中篇小说的长期被冷落与长篇小说在短时间内的准备不足给予了短篇小说最大的施展空间。而就新时期新的文学话语的传播层面来说，短篇小说也正是以其一贯便捷和精准的文体优势，一来最为应时地疏导了社会公众对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的普遍怨愤情绪与省思诉求，二来也最为高效地表达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要求。周扬曾经犀利地指出，其实说到底，短篇小说的最大作用，就是去充当“侦察兵”与“哨兵”，去“侦察我们的社会、革命，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时期，短篇小说要起到它侦察和探求的作用”。？輥？輵？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