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在铺满白雪的乡路上，我把车开得很慢。车轮压着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转头看看后座，母亲依旧闭着眼发出有节奏的喘息声，我撇撇嘴回身继续向前开。这次回乡是母亲执意提出的，我拗不过，只得从单位请假开车送她。

族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这是村里老一辈儿留下的说法。母亲告诉我今年是族谱大修的年头，必须要回来。出发前因为和姨们闹别扭，生了一路闷气。我能理解姨们的心情，若是村里说要拆迁那定能凑齐五湖四海的一大家子，可现在这年头已经没有人在意族谱是不是要更新修改了。我无从知晓这仪式对母亲是否有特殊的含义，我也并不理解母亲的这份执念。

“该拐了。”不知母亲何时醒的，我的注意力又回到白茫茫的路面上。

沿着车辙印缓缓拐进陌生又熟悉的岔口，在我四岁的记忆里岔口处有一幢废弃砖房，四十多年过去了，它仿佛永远都不会倒，依旧矗立在那儿，守着一代代人对村子的回忆。

车缓缓开进村子。正值腊月底，突如其来的冷清让我有些恍惚，回想姥姥在世的时候，每次回乡过年都是很热闹的。我知道现如今还住在村里的老人都不是很多了，不是跟着孩子们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城里，更何况耐不住性子的年轻人。只不过这冷清和我预想的“大修前夕”不太一样。

“这路加宽不少，看样子是把以前两边的水沟给填上了。”母亲喃喃道。

看着白皑皑的路，听着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的眼前开始闪烁着阵阵光影。

记得小时候在村里，总有一条不宽不窄的土路贯穿在村子中间，两边是排水沟。若有互看不顺眼的两人碰上面就会嫌弃路窄，但当人们赶每周的“大集”时却也并不觉得拥挤。作为村里的主干道，沿着走，这条路能出村，能走到村委会，也能走到村里唯一的杂货店。上岁数的老人们就喜欢闲时搬个小马扎坐路边拉呱，那传播消息的能力比村委会大喇叭还厉害。村东头老王家的小儿子早上尿炕了，那晌午的时候村西头老李家养的猪都会笑半天。

姥姥总带着我去拉呱，路面上过去什么车人狗马都能成为一会儿的主题。那年我四岁，记不得所有，但总忘不了那天午后，蹬着三轮车从我面前驶过的男人和他后面车筐里的老人，那是他母亲。

他是村里有名的混血儿，好像是个哑巴，没见他张过嘴说过话，永远一瘸一拐地蹬着三轮车。那车被杂货店老板改装过，一个蹬子是短一截的，因为他的右腿好像短一截。他每天载着他母亲从村东头到村西头骑一趟，谁家有要修的东西就会大清早直接放在路边，他看到后会搬上车，拉到杂货店去修，第二天再给送到原位置、在我记忆里，不管谁把东西搬出来，都在上面放几毛钱或是几个刚出锅的发团——这个约定俗成，我不知是从何时有的，那时也忘记去问了。

他很愣，姥姥说这种人叫“潮巴”，村里其他老人又叫他“野种”。我不懂啥意思，但这次没忘记问。姥姥说，他是当年日本人侵略时留下的种。

他和他母亲住在村小学里，那是操场旁边的一个小屋。我第一次看见那房子时还以为是学校的茅房：干草搭的屋顶，石头砌成的墙基，外面糊的是黄泥巴，用手一抠能掉一大片。

也不知道他们为啥住这里，只知道学校给他母亲安排了一个敲钟的活儿。村小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小到只有六所瓦房，大到装载了一个村的希望。学校里的上下课时间取决于一个西瓜大的铜钟，一根粗绳一头拴在操场中央的松树上，一头拴在教室门口。铜钟就悬在教室这头儿，那所黄泥房子却在操场另一边。总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学生们急着上厕所，急着去校门口买零食，急着看窗外的老太太慢吞吞地走过操场，慢吞吞地敲出记忆里的声音。调皮的学生们可能怨恨上课时间那么长，下课时间又那么短，所以总去抠他家房子的黄泥表皮，石头都露出了一大片。后来学校有了看门大爷，敲钟的差事儿就交给准时的人了。但他家黄泥依旧每天都在掉，只是自始至终没人动过他那辆生锈的三轮车。

“妈，你还记得村里以前有个混血儿吗？”我从车的后备厢里一边取行李一边认真问母亲。

“什么混血儿？不记得。”母亲漫不经心地回问，自顾自往前走。

“就我小时候，村里有个潮巴，都说他是抗战那会日本人留下来的孩子，总骑着三轮车修东西那个。”我有点着急地追上母亲。

“不记得。哎，你轻点拿，别给我摔了。”

我和母亲踏着雪走进老房的院子。院门口爬满了枯藤，因为没有人来打扰，它们肆意生长。枯藤上覆盖的雪砸在身上，我也无暇理会。

我在内心疑惑怎么会不记得？可我深深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同村其他小孩儿一样怕他，总会躲着他。小孩子都惧怕于那种“潮巴劲儿”，生怕他突然像疯了一样过来抓你。

有一次姥姥家煤房漏雨了，姥姥让我去叫杂货店老板来看看。只巧那天老板去镇里进货了，我刚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他一瘸一拐向我走来，眼睛愣直愣直地看着我。我的脚仿佛长地里了，雨打在我身上都是烫的。他走到跟前，麻利地附身拎起放在我脚边的一个军绿色挎包，我记得那是杂货店老板的工具包。

他拿起包转身走去，一深一浅走了十几步后，停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又往前走去。下雨天大路上全是泥洼，他就这样走着。我本因他回头看了一眼而更加惊恐，但当我看到他那两个裤筒溅上的泥点子密度都是不一样时，不知为啥又觉得很滑稽，我跟了上去。

他走在我前面十几步远，一瘸一拐很慢，我跟在他后面走得比平时更慢。他在我熟悉的岔口拐了进去，村里家家户户院门都是大开的，他就那样走了进去，我的记忆里那是他第一次踏进姥姥家，姥姥看到他并不惊讶，指了指院子角落的煤房，他就进去了。

我不想进去，但姥姥端了一碗水让我给送过去，我硬着头皮去了，煤房里只有一个发着惨黄光的灯泡，我不记得他是怎么修补屋顶的了，却记得他喝水时用那只有三根半手指的左手依然将碗端得很稳，我当时除了害怕没有其他任何情绪，只想离开那昏暗的空间，接过空碗后，我快步离开了煤房。我好奇他在里面的一举一动，又怯于他那“吓人”的气质。我假装在院子里逗鸡，耳朵则留意着煤房里窸窸窣窣的动静。因为下着雨，鸡都蜷在棚窝里，我踢踢栅栏扔扔石头。直到煤房的灯灭了，他慢慢走出来，头发和脸上落了好一层土，那个绿挎包比刚才更脏了。他见我蹲在院儿里也没说话，径直向大门走去。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冲他背影喊了句“谢谢潮叔”，他像没听见似的一瘸一拐出了门。

打那天起，我好像并没有那么怕他了，我不记得是不是因为那声没得到回应的感谢，还是棚窝里的鸡给了我莫名的勇气。这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而在最接近答案的那天晚上，他流下的眼泪和那无休无止的鞭炮声永远在我记忆深处发出振聋发聩的回响。

那天的鞭炮声感觉永远都停不下来。姥姥看着睡眼惺忪的我，说等会儿有新娘子看。我一下来了精神，套上衣服跳下炕，直奔大路上。

“有新娘子就有糖吃。”这是村里喜事给小孩子们的直接印象。

天刚蒙蒙亮，我跑到岔口看到那条土路被鞭炮粉刷成了大红色，我分不清弥漫在空气中的是大雾还是鞭炮炸过的烟尘，我只得顺着声音走，越来越响的鞭炮声将我领进了村委会大院，我抬头都看不到伫立在院中央的大喇叭，只看到一个大大的“囍”和一个熟悉的一瘸一拐忙碌着的背影。

他手里拿着一大沓红纸，满脸倦容地走向他的三轮车，车筐里还有一口锅，腾腾冒着热气，我以为是好吃的东西，兴冲冲跑过去扒着车筐看，是糨糊。

他慢悠悠走过来，我松开手挪开位置给他，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高粱饴给我，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答案。

他摆摆手招呼我跟上，就这样他推着车一瘸一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点一点小口地咬下那颗黏牙的糖放在嘴里慢慢品尝，我们沿着那条村里大路走，隔几米贴上一张带喜字的红纸。我像个小监工站在旁边看他贴，看他熟练地拿着刷子搅和着锅里的糨糊，再挑取刚好的分量抹在红纸上，手指的残缺并没有影响他的麻利劲儿，就这样五步一停、十步一逗留地贴满了整条路的石墩子、墙皮子……一直到姥姥喊我回家帮忙蒸发团。

那天是村书记儿子结婚，晚上全村人都在村委会大院里赶热闹，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除了一个人。

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灯，好在那晚月亮很大。我从家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发团往村委会走，路过杂货店时看到了他。

他坐在上着锁的杂货店门前修着一个爬犁。

我怀里的盆要掉地上了，所以我来不及去问他为什么不去村委会赶热闹，只得加快脚步往前走去。我到了村委会放下发团，村书记笑眯眯地给我塞了俩杏子，我来不及道谢就跑出去了。

他还坐在那儿，借着月光一脸认真地修着，甚至没注意我走到了跟前。

许久，他抬起头看到我，我伸手给了他一个被焐热乎的杏子，他愣了愣，又看看我，放下工具从兜里掏出一块高粱饴。我接得飞快，他却盯着杏子在犹豫，我急于吃糖，把杏子拍在他腿上，他赶忙接住捧在手里，借着月光端详起来。

许久，我转过头去看，他已是泪流满面，我的牙被糖粘在一起说不出话，越使劲儿想发问粘得就越牢，直到我听见从他那张嘴里发出的声音，我的牙一瞬间就松开了。

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张过嘴，甚至都没有笑过。他开口说话，我本以为会听到日本话，可传入耳的却是熟悉的方言，但很奇怪的是那声音听着支支吾吾含含糊糊的，就像舌头顶着上牙膛在说话。

他说起话来像一个聋哑人。

他对着手里的杏儿流着泪自言自语，那晚在鞭炮声中，月亮和我默默听着他用模糊不清的话撕开了陈年伤疤。

他说前几年，外村有个大户人家想赔本儿嫁姑娘，这大户家的女儿是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傻子，说白了就是花钱找个能照顾她的人。自己村子里没有人家愿意要，就只得大老远跑我们村来碰碰运气。这事让他母亲知道后就应下来了，没有婚礼没有仪式，那户人家扔下傻女人和一笔钱就离开了，甚至没人知道是哪个村来的。

后来这傻女人怀了他孩子，但在怀孕时害口，就想吃酸杏儿。

那不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他只能挨家挨户借，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告诉他后山有杏树，指引他可以摸黑去偷两个。趁着夜色他上了后山，却没想到踩了狼夹子，大概是疼得昏过去了，也没有人发现，直到三天后才被人拉上来，从那以后瘸了腿。

等他回到家后傻女人也不见了，连带着他的未来包括他那未出世的孩子，像蒸发了一样消失得彻底。

看他呜咽着，我啃着手里的杏子，很酸，一直酸到心里。

那晚，直到我要回家了，他还坐在杂货店门口哽咽。至于他手中的杏子吃了没有，我也不清楚，只有月亮都知道。

之后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仿佛看见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在黄泥房子里嘶喊，她在呼唤她的丈夫，她在呼唤她的顶梁柱，可每一声呼喊都淹没在阵阵鞭炮声里。

“妈，以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呢？我印象里好像就没见过这人。”我一边收拾着老房子一边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母亲。老房子多年没人回来收拾过了，蜘蛛网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哎哟，这我可得想想，这人比我大几岁呢。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在青岛呢吧。”

“您认识啊？”我不可思议，母亲竟然知道。

“我记得那年杂货店老板一家在村口吵架，阵势还挺大。当时都以为老板儿子是离家出走呢，结果谁能想到再也没回来。”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那会我才多大啊？也就刚二十左右的年纪。”母亲难得笑了笑，但很快又收了起来。

母亲坐在炕头上，挺了挺身子望向窗外，透过那斑驳窗户望向那动荡的年代。窗外的雪又飘了起来，我不由地缩了缩脖子，寒意沿着岁月的藤条摸上来。

从小我就知道，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历史与环境的多重影响，又因儒家“上天有好生之德”的思想，“多子多福为老来享天伦之乐”则成了这一方水土之上人们对传宗接代的理解，所以这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的宗族意识。

母亲回忆在明朝时村里留下了一卷族谱，沿用百年，那是一份很厚的牒记式族谱。母亲说它像一部厚厚的大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历史，而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见过老族谱，那年头却正赶上破四旧。

母亲回忆它真的很厚，厚到人们将它扔进火堆里的时候，火舌猛然蹿向天空，烧了很久很久。火焰一页一页翻动着，一页一页诵读着，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与村里老人们的悲恸声融为一体，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