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沉浮

在怀德桥北堍往西，沿运河北岸，有一条非常古老的街道———西直街。

从1993年开始，我曾经在这条古老街道旁的高家场7-5号，生活了整整六年。这六年里，我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为以后家庭生活向好，在经济上做了一些初步储备。

现在，我已经搬离高家场二十四个年头，居住的地方又换过一次。由西新桥三村，来到了北塘河畔的盛世名门。

高家场筒子楼里的烟火气息，使我在青春的岁月里，深刻体会了这座城市，底层普通人日常生活遭遇的酸甜苦辣，及自己的那份喜怒哀乐。

二十年来，我的脚步没有再次踏足回返高家场，那是因为，那幢小楼上的邻居，给我和年幼的孩子带来过无辜的伤害，使我一直难以释怀……

今年元旦，我起心动念，决意重访三十年前，留有我生活足迹的高家场，还是因为，家住宣家弄的小胖婆婆，曾于去年国庆期间，委托她的儿媳，电话邀约我去玩。她的儿媳在电话中一再对我说，宣家弄、高家场估计近期快要拆迁改造了，有空的话，就赶紧过来看看吧！

是啊，曾经寄居我身躯、安放我灵魂的地方将要拆除，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将自己心中的怨怼放下，去看一一看，以此来缅怀我的青春岁月，况且，那里还有许多善良可亲、可敬的老人，他们仍值得我惦念和牵挂！

怀着释怀的心情，新年伊始的第一天，我终于还是走近了高家场，走进了三十年前我漂泊上岸后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

表姐、高家场与我

时间上溯至1992年早春，那时，我个人的生活仍没有一丝眉目，没遇到人生中的另一半，自己还处在独身、自由的快乐阶段。

三月的一个周六上午，与下放金坛薛埠表姐夫结婚，而后又与姐夫一起返调回城的姨表姐，从“小茅山”一处刚刚购置的私房中，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至我工作在大运河畔的工厂。

她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说：“姐夫服务的单位，常州纺织公司给他分到了一处生活用房，是一个有几家人居住在一起的‘撇户’，面积有二十多平方米。”

那时候，工作之余，一心贪玩的我，还不懂啥叫“撇户”，只知道姐姐是在关心适婚年龄的我。她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啥时候准备结婚。等姐姐说完，我便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还没有恋爱对象的事，告诉了姐姐。

姐姐可能是比我早先来到常州城生活，因此，她知道，20世纪90年代工厂是不会有多余的福利房，分配给我这样的大龄青年用于结婚。

当她知道我还没有谈女朋友后，便赶忙催促我：“快找个姑娘恋爱结婚。姐夫公司分配的撇户可以借给我过渡，暂做婚房使用。”听闻此言，我连忙表示感谢。

姐姐第一次来到我工厂看我，便表达出了她对我这个姨表弟的诚挚关心。

在三个月后的某个周六上午，天气已十分暖和。表姐又骑上她那辆半新半旧的女式自行车，从家里来到了我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找我。

这次，她给我带来了“撇户”的钥匙。

她让我陪她一起骑行，由三堡街向东，过大运河上的简便西仓桥，沿运河北岸的西直街，往东，一直骑行至高家场。

停车，锁上自行车车锁，表姐领着我第一次踏进了陈家老宅的一处后进小院，走进了标有高家场7-5号门牌号码的一幢三面砖墙，正前面是木头结构，上下两层，共有八间房间的二层木板小楼。

我们通过楼下两户住户间，宽不足两米的行人过道，行至后墙门洞旁。右拐，走进通往二楼去敞开的木门，登上一至二楼幽暗的木质楼梯，来到了呈“T”字形的二楼筒子楼。

姐姐用手中的钥匙，打开正对楼梯过道的一间房门锁后，我第一次随着姐姐，跨进了分配给姐夫使用的那间“撇户”用房。

在简单参观二楼的撇户后，姐姐并没有把进出楼梯和楼上房间的两把钥匙交到我手里。她只是嘱咐我尽快恋爱，尽快找到女朋友结婚。

高家场7-5号二楼这间空荡荡的撇户，将等待它的新主人到来。

高家场7-5号

高家场7-5号，是距西直街运河畔陈家老宅正门，近百米内的一座后进小院，它坐北朝南。小院东西山墙和北墙全是用砖头砌成，南墙一至二楼，都是用好几根粗大高耸的圆柱木头，和厚厚的木板组成，支撑圆柱的是一只只圆鼓鼓石基础。

这几间屋子，尽管是砖混结构，但整体构架立柱、屋顶横梁、门窗、楼内内饰壁板，楼板等全都以木头和板壁为主。屋顶的小瓦和东、西、北三面的砖墙，仅仅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小院与前院不通，只在东边高大的风火墙下，开有一个门洞，门洞与高家场的弄堂相通，供住户们进出。

小院里，这幢上下每层四间砖木结构的小楼，有五户人家居住，被派出所用7-5号的数字编列了门户号。

二楼四间砖木楼板房，南墙齐胸的板壁上，从东往西，每间房，都有一排排宽大的连体木格子玻璃门窗，平日都可以往外推开，透风透气，它们犹如水上人家临河而居的那种造型。一楼南墙也是这样的风格。

二楼四间木板楼房，分配给了三户人家居住。从二楼的楼梯口上来，左手旁，二楼楼板地面延伸至屋顶的板壁与北面砖墙之间，隔出了一条六七米长，一米宽左右的通道。

这条通道，与第二间房间板壁上，南北方向，供人进出的敞开木框门，成“T”字相通，它也是二楼隔成筒子楼的显著标志。这扇不足二米高的小门，是楼上另外两家撇户们进出的门户。

通道往西，最里面有一扇房门，正对着过道，它是姐夫单位分配给他的那间“撇户”的单扇大门。单扇门朝里往北打开，这间撇户，还是二楼最西边的第四间房屋。

姐夫分得的这间撇户，房间南北方向都有窗户，不同的是，南窗建在半身高的板壁上，是两扇很大很宽的木格玻璃门窗。而北面这只木框制作的玻璃窗户，则比较小些。它与过道北砖墙上，用于透光的另外三间房屋的三扇窗户，依次排开，都镶嵌在北墙砖砌的孔洞里。

制作窗户的木材材质，都已经老化，出现了很多腐蚀了的小孔，木纤维上凹凸不平，已不能与砌进砖墙里的外木框严丝合缝。窗户上，压在六块小玻璃上的压片小木桁条，失去了平整的棱角，固定玻璃的寸长细铁钉，更是锈迹斑斑，一碰即断。不知过道北墙上的这几扇木质窗户，经历了多少载人间风雨的洗礼。

每年秋冬季节，北风劲吹之时，木质窗户都难以抵挡狂风的肆虐，发出密集的震颤抖动之声。寒风会循着不太严实的窗户缝隙，呼呼地钻进那间近18平方米的撇户里，常使得我和妻儿，都会被迫穿上厚厚的棉衣，以此抵御整屋的寒冷……

二楼，最东厢一间，是留给已故陈教授二房夫人（上海婆婆）的儿子夫妇一家居住。最西边的三间及一楼东厢靠风火墙的那一间半居，都被政府征收，由西直街道的房管所托管，分配给了常州纺织公司的职工居住。

楼下一楼，西厢两间低矮潮湿的砖木房，也留给了陈教授大房的儿子（排行老三）居住，门朝过道。东厢房那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一间半居，已被家在东青乡的周姓小夫妻居住，大门朝向小院。

楼下，在陈、周两家之间，留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行人过道。往北，过道尽头后墙处右拐，往东行走几步，便是去往二楼的小楼梯间。

过道正北，后墙下，还有一个砖砌的门洞。过门洞，是一方天井。天井里有一口水井，水井就在后进季方伯诊所的小院之中。季方伯诊所所在，几乎占用天井后这座小楼整过一楼的面积。这幢上下两层，每层四间的小楼，与前院高家场7-5号的小楼模式一样，早期都属于陈家老宅，它们都是从西直街正门往北延伸至姚家弄后进住宅楼之一。

季方伯的小儿告诉我，7-5号这幢楼，是已故上海纺织学院教授陈宗英的主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他家所有的房屋都被政府征用，分隔成很多十几二十几平方米的一间间公房，分配给了更多户的居民使用。陈家老宅的主人陈教授，曾在7-5号二楼居住过一段时间。

小心翼翼地日常生活

1992年冬，表姐代表姐夫，把进出撇户楼房的两把钥匙亲手交给了我，至此，我这个大龄青年，终于在常州城里，有了一处可以用来结婚的婚房。

钥匙在手后，我一边与孩子的妈妈谈着恋爱，一边从长江贸易城买来了些许木材。我用从工厂食堂借出来的三轮车，把木材运送至勤业新村旁的“小茅山”姐夫家，请会木工手艺的姐夫，利用下班或节假日，帮我打造了几件简单的家具。

我买了一桶涂料，请人帮助，一起将撇户房内墙进行了“涂脂抹粉”，又从丽宝第集团购买来了一卷22平方米的塑料地毯，铺设在撇户内，和二楼过道的地面木板上。1993年冬，我便与妻子一起，去亚细亚旁钟楼区政府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登记结婚，领回了两张结婚证。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便住进了高家场7-5号。

当年，姐姐把姐夫单位分给他的撇户让给我们居住，是因为姐夫从薛埠上调回城时，已经和姐姐结婚，并生育了一儿一女。

他们返城后没多久，便利用姐夫会木工手艺替人家打制家具积累下来的财富，在靠近勤业新村的郊外———“小茅山”的地方，购买了一处菜农的私房。

姐夫拖家带口四人，分配给他的这二十平方米的小屋，显然已经无法摆放他们一家从乡村带到城市生活的一应生活器具，更无法让他们四口之家，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活动和生活了。姐夫凭借自己的勤劳，在多年时间里，在常州纺织公司工作之余，都一直利用下放时学得的木工制作手艺，替他人定制一些传统家具，以此贴补家用。

好心的姐姐，借我婚房暂居，是为了让我快些结束青春期，走进婚姻，不再颠簸、漂泊动荡。

可是姐姐不知道的是，我和妻子结婚后，在高家场定居的那六年，生活并非十分快乐。

结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四年，我的孩子便呱呱坠地。

孩子年幼，晚上总是被饥饿折磨得哇哇大哭，他时常要向他的母亲讨要乳汁充饥。我怕夜晚的哭声穿过脚底木头楼板的缝隙，打扰了楼下一楼陈姓人家夫妇和孩子的休息，总会抱起儿子轻轻摇晃，并低声哄骗，让他能够尽快安静下来。

可即便如此，几声断断续续的啼哭声还是会招致楼下陈家男人大声责怪：“你家会带小佬吧，小佬一直哭，一直哭……”我和妻子在好长时间里总怀着歉疚的心，继续哄骗孩子，让其安顿。

平时走路，我们大人更是尽量提着脚尖，缓步而行，深恐又打扰了楼下人家。

孩子断乳后，便开始慢慢长大。先学爬，再学走。他常常会脱离岳母的臂弯，溜到地板上，趴在地上学习爬行。晃晃悠悠立起的小身体，沿着墙壁和床沿，会学着蹒跚走路。没人看管的时候，他总是跌跌撞撞。手握玩具玩耍时，总不得要领，常常甩在地上，产生不定时的噪音和响声，便会惊动了楼下做过开颅手术的阿姨，常招致她一声声痛骂。

她丈夫下班后，她总会添油加醋向其诉苦。她的丈夫听后便会气呼呼地冲上楼来，向我和妻子问罪。我们总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他好言好语，保证尽量看护好孩子，不让他发出更大的动静来。可是，三番五次解释后，他们一直还是以衅事惹非的态度，要赶我们离开，时常还用不好的言语侮辱我们。

更可恶的是，有时在暗地里，还会顺手将我们停放在一楼过道里的自行车轮胎气门芯拔去，使得我和孩子的妈妈，在早晨上班时非常纠结。

一日，孩子他妈实在气愤不过，与之争吵。说，孩子又不是布偶玩具，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新生命。我们生养的是人，不是老鼠，老鼠晚上还要出来活动觅食。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哪能不产生一点点声响？这下可好，她的话语几乎捅了马蜂窝，楼下陈家教授的老三便冲上二楼，恨不得要和我们干架。好在同住二楼东厢房的陈教授的二房夫人———上海婆婆出面呵斥，这位蛮狠的陈家老三，才悻悻地走下楼去，作罢！

回想至此，我或许有些明白，一楼陈教授大房夫人生养的儿子（在兄弟排行中位列老三），当时为啥会与我家过意不去的心境了。

我们作为外来户的异乡人，竟然在没有得到原楼主后代的同意，轻易地“闯进”了他自小生活的老宅里生活，并且还要寄住在他家头顶，他的心理怎能不失衡？

陈教授儿子心底残剩的那份失落之心，对他人占据他家老宅的怨恨之心十分强烈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能忍受自家祖屋，绝大部分被政府征用，分配给他人居住。他的怨怼，自然要寻找一个发泄出口，很不幸，我们一家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