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刘国钧是常州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开拓者，也是工厂平民教育的实践者，还是江苏公私合营的引领者，一生践行“实业救国”的信念抱负。江苏常州成为近代工业发祥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州成为闻名全国的“工业明星城市”，现代常州成为全国职业教育示范样板，这都与刘国钧的创始之功密不可分。

危局中辉煌：实业家刘国钧成长之路

生活的磨炼，刘国钧很小就养成了不同寻常的机敏。在武进县奔牛镇的京货店里当学徒的时候，刘国钧发现一种男人辫子上的装饰品“辫须”，在店里很旺销，于是从奔牛进了丝线带到靖江，让母亲和妻子在家里编织，一家人好靠这个劳作营生。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15日，慈禧也相继病死了，这些变故在刘国钧看来都是天赐的赚钱机会，他从奔牛抢购了白丝线连夜送往靖江，母亲和妻子则日夜不停加工辫须。果不其然，到了举国哀悼光绪帝和慈禧之死、官府要求男人挂白色辫须之时，整个市场找不到白丝线，刘国钧家编织的辫须很快销售一空。刘国钧作学徒一年的薪水才32元，这一笔生意却让刘国钧家赚到了200元。

1909年春节，刘国钧的和丰京货店在奔牛镇开张，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间店。刘国钧采取了前店后作坊的办法，他自己进一些白布过来，母亲和妻子在家里染上色后，再送到店里出售，这样，和丰京货店生意就很红火，赚的钱也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天下人心惶惶，奔牛镇上的店铺纷纷关门，刘国钧却瞧准时机加紧进货，做起了独家生意。这时候，镇上人怕战乱到来，都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免落入兵匪之手，刘国钧恰好因此发了一笔财。就在官府倒台之后，农民不再向官府缴粮兑换钱币银两，农民手里没有现金，所以买东西只能赊账，等待秋后用稻谷还账。刘国钧看到谷贱钱贵只是暂时现象，所以他要赌一把，记下了满满一本稻谷账。1909年9月，革命军要进城，常州城大商铺都很惊慌，纷纷把货物运到奔牛镇，连船带货扔在运河里，请求刘国钧收下。不久，消息传来，南京光复，常州城又安定了下来，稻谷的价格果然恢复了，刘国钧稻谷账赚了钱。那些贱价收下的货物，也抢手，自然可以卖得好价钱。就在这一年，刘国钧赚了6000元。

自明清以来，常州手工棉纺织业发达，一直是名闻全国的棉、布集散地。但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国、日本的纺织工业侵入中国，常州的传统棉纺业逐步陷入了生存困境。1846年，英国一位叫珍妮的家庭妇女不小心把织机打翻在地，做木匠的丈夫却获得了灵感，从而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此后，理发师发明了水力纺纱车，海军士兵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此外，各种棉纺生产机器也接踵问世，再加上蒸汽机、电力机器发明，英国的纺织业更是如虎插翅地发展起来。这就是英国纺织业革命和近代工业革命。就在1916年，刘国钧和他的盟兄弟蒋盘发一起创办了大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大纶机器织布厂引进了英国织布机器和蒸汽机，开始了动力牵引和铁机织布的生产。这是常州传统棉纺业向近代化生产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常州传统棉纺业向近代纺织业转型迈出的第一步。起初，大纶公司生产斜纹布，由于技术不过关，遭到了客户退货，所以公司生产经营不顺。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刘国钧跑到了上海，想到租界英国人举办的纺织厂去看个究竟。刘国钧借工人的号衣混进了车间，但是没几天就被厂警发现了，他翻墙逃脱，出借号衣的工人被毒打了一顿。经过努力，他们找到了解决工厂生产技术问题的办法，大纶公司开始蒸蒸日上起来。

1919年，蒋盘发办起了大纶纱厂。但是好景不长，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种种伎俩，使得国内纱布价格一落千丈，大纶纱厂濒临破产，只得盘了出去。由于遭到排挤，刘国钧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大纶纺织有限公司，到乡下举办了两个厂，也就是广丰布厂、广益布厂。刘国钧采用了织户代工的办法，棉纱分配给织户，织户代工生产，工厂则按量按质收回布匹成品，这样，工厂生产经营很顺利。与此同时，刘国钧还萌发了一种新思想：中国发展纺织业，必须走纺、织、印、染一条龙之路的思想。

1924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工厂间奔走考察，学习同业竞争对手的生产经营之道。就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他从女工的换纱动作中窥探到了日本纺织工艺的秘密：筒子纱。回国之后，他马不停蹄试验了起来，不久便获得试验成功，从而开创了国内以筒子纱代替盘头纱工艺的生产变革。

1930年，刘国钧盘下了大纶纺织有限公司，改名为大成纺织染有限公司，重又开张营业。刘国钧从总工程师陆绍云口中得知，日本有一种灯芯绒布，纺织材料用的是棉布，但是按绒布的价格出卖，所以灯芯绒技术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技术。于是，刘国钧再次东渡日本，研习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的新进展，考察世界纺织业生产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回国之时，他买了一把割绒刀，也买了八色印花机的旧机器。他要亲手解开灯芯绒技术的一切秘密，同时实现纺、织、印、染一条龙生产。在刘国钧的苦心经营下，大成公司得到快速的发展，短短几年间，大成一厂、二厂、三厂在常州大地上横空出世。

随着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快速发展，刘国钧开疆辟土的雄心壮志也日渐强烈起来。他把目光投向了西南，此时偌大的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纺织企业，他要入川与卢作孚寻求合作办厂事宜。事有不巧，在成都未碰上卢作孚，刘国钧遂南下武汉，机缘巧合盘下了一家关门歇业的纺织厂，这就是后来的大成公司四厂。早在1890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湖北织布局，最早从事纺织工业生产。此外，武汉交通发达，刘国钧在此建立工厂，为进军西南纺织工业版图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跳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神州大地山河破碎。11月18日、20日、21日，日军飞机轰炸常州，大成公司二厂夷平为一片瓦砾堆，一厂毁损大半，刘国钧的纺织工业梦旦夕之间化为了泡影。国难危机之中，刘国钧把机器设备搬迁到四川，等待东山再起。此时，刘国钧与卢作孚联起手来，共同创办大明纺织公司，大即大成公司，明是民生公司的谐音。卢作孚长期在长江上经营航运事业，他秉持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人不装外国货的骨气，与美国、日本企业展开竞争，民生公司遂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刘国钧长期在常州经营纺织工业，一贯秉持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精神，反复与日本企业相争高下，大成公司也一步一步走向强大。如今国难当头，此番联手办厂壮举，实在是两位实业家为实业救国而同舟共济。

刘国钧意气风发，一直为中国纺织业发展殚精竭虑描绘蓝图。他曾对无锡荣德生说过，无锡的纺织工厂向西发展，常州的纺织工厂向东发展，经过20年时间，无锡和常州的纺织工厂将会联袂连片，到时白天烟囱相连，夜里灯火相望，东方纺织第一城在无锡和常州建成了。遗憾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国钧创业步履坎坷，备尝艰辛困苦，宏大蓝图也未能实现。

通过以上勾勒，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精明能干、志向远大的实业家刘国钧形象。纺织业是民生命脉，也是民族工业的支柱，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从发展纺织业开始的。而纺织工业发达的要数英国、美国、日本诸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则是这些国家纺织工业的倾销地。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刘国钧还是开创出如此辉煌的事业奇迹，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叹服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刘国钧对常州纺织业发展的开创之功，是可以彪炳于史册的。

工厂平民教育：教育家刘国钧成长之路

1933年3月，万国棉纺总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员国全体会议，决议各会员国闭厂限产，以挽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棉纺业生存危机。在空前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大大小小的纱厂纷纷倒闭，连实力雄厚的南通大生公司也迅速衰落下去，大生公司一厂陷入了工潮危机，一时间没有解决的希望。1933年5月，刘国钧亲赴南通襄助，就在回到常州的次日，他写就了一封信，一面安排大成公司厂刊《励进月刊》登载，一面致信南通教育局管局长，要求南通各报转载。由于全国各地工潮迭起，常州大成公司同样面临工潮之祸。刘国钧此时写信，与其说是为解决大生公司一厂的工潮问题挺身而出，不如说是借大生公司危机来教育自己公司的工人。在这封信中，刘国钧对“贵邑党政军商教育各界”无不竭诚维护实业的深明大义表示赞赏，刘国钧强调，地方实业是社会基础，南通一切建设都与地方实业命运攸关。对于大生一厂汰除浮荡工人的做法，刘国钧斩钉截铁地指出，这是“为实现工作合理化、减轻成本以图生存计”的唯一办法，舍此“万不足其图存”。对于工潮发生的根源，刘国钧说，“弟于工场生活，先后阅20年”，“我国工友常有不轨行动，皆系缺少教育所致”“教育未能普及工人”，所以劳方思想简单，智识幼稚，举动轻率，容易受人煽惑、被人愚弄。刘国钧还传递了通过投资帮助南通振兴实业的好意，但是他又指出，首先南通工人自己要彻底觉悟，工厂是社会共同的事业，是工人的谋生场所，是工人的第二个家庭。最后刘国钧语重心长地告诫工人，如果继续昧于情理，任人煽惑，被人利用，将最有历史最有希望的南通社会事业逼到破产，试问对工人有何利益？在这封信里，刘国钧虽然没有明确点明，但是谁在煽惑、愚弄、利用工人闹工潮，所有读者都是清楚的，可见，刘国钧把矛头指向了招工和生产管理的工头制。

1935年年初，大成公司开慰劳会，刘国钧先指出有两项损失一年竟达到65000元，接着他给出“五化”的解决之道：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华厂日厂化；出品日货化。他所说的工教工互助化、工管工自治化，他自己解释说就是在工厂实行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度。什么是小先生制度呢？陶行知举了一个例子，他的母亲57岁时，孙子刚刚6岁，孙子从学校里读书回家后就教祖母读书，小先生一天天教，老学生一天天学，六个月后，他的母亲可以看懂儿子的来信了。刘国钧说，陶行知用小先生制度来普及教育，我们就用工教工的办法自己帮自己，用工管工的办法自己治理自己。刘国钧还补充说，如果说有钱的人不肯出钱办事业是守财奴，有学问的人不肯实心实力教人是守知奴，那么，有技能的人不肯传授技能是守技奴，我们一定要用工教工、工管工的办法打破守技奴的传统观念。演讲到了最后，刘国钧没有忘记强调公司事业的社会责任，他说武进四乡受灾，无衣无食的人不知几万，而大成厂附近一片却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这都得归功于大成厂对地方的有惠。刘国钧还提醒说，上海很多厂家停闭，工人纷纷回到武进，在进用工人的时候，务必精密地考选，要考察清楚每个工人的性情能力。上文已有述及，南通大生公司一厂工潮发生时，刘国钧关注到了当时普遍实行的招工和生产管理的工头制的弊端。刘国钧这里公布的工管工、工教工改革措施，事实上取消了工头制存在的基础。在“五化”总体设计中，工管工自治化、工教工互助化、工资等级化是手段，华厂日厂化、出品日货化是目标。刘国钧整体考虑管理、教育、工资三者关系，寻求悄无声息解决工头制的办法，以渡过民族纺织工业内忧外困生死存亡的难关，充分显示了刘国钧超拔的战略眼光。

1934年春天，刘国钧考察日本归来，武进工业联合会500人聚会，请刘国钧演讲。刘国钧设问：“日本何以能这样的强凶霸道？”刘国钧的答案是：“日本之强，第一得力于教育”。刘国钧详细介绍了日本教育发展现状，他赞扬政府对东京帝国大学的扶持，赞扬政府推行义务教育，赞扬政府举办集研发、教学、生产应用于一体的工业试验工场，赞扬彬彬有礼、夜不闭户、勤劳困苦、众志成城的日本社会形象。在演讲的结尾处刘国钧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我国天时地利比日本好上几倍，只有人事不如他们，所以弄得如此糟糕，真正可惜。如果将政治改好，人事整理，大家觉悟，一致对外，既然知道日本贸易入超，就应该提倡国货，努力生产，养精蓄锐，复仇旧耻，易如反掌。此刻所不能一心一德者，谅教育者未能普及，人心尚未完全觉悟之，再不觉悟，后患不堪设想。日本之行，刘国钧给国人的“复仇旧耻”大计是：中国必须从重视教育普及入手，重视通过教育振兴工业，学习日本工业立国的政策精神，以图社会一心一德复仇旧耻，国家摆脱贫弱受欺凌的境地。

刘国钧只读过一年私塾，何以如此目光如炬、鞭辟入里，解开教育、工业、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呢？这和他学习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有莫大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一批有见识、有抱负的教育家探索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17年，黄炎培联络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尝试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途的教育形式，也就是职业教育。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目的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采取的是社会化、科学化的职业教育方针，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教学原则，强调“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教育。黄炎培在昆山徐公桥办的职业教育实验区，具体落实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刘国钧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拥护者，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资助者。后来刘国钧进行的工厂教育实践，实际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工业生产区的实验形式。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那么，刘国钧不是专门从事教育，他的早期教育实践局限于生产工厂的范围，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培养训练工厂生产需要的人才。虽然刘国钧的职业教育培训客观上也有教育救国的效果，但是他着眼的是职业教育培训对提高工厂生产能力的直接意义，至于教育救国的意义是间接的，最终需要经由实业救国环节的转化；而黄炎培作为职业的教育家，出于教育救国的目的而进行职业教育探索实践，他直接强调职业教育实践具有的改造社会意义，直接表达和实现他一贯鼓吹的教育救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