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厂两店三亩地”

“一厂两店三亩地”是一篇通讯的标题，1980年，家乡的一位通讯员为我父亲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家是高邮市司徒乡第一个万元户，那一年，父亲还去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带回了锦锻被面的奖品。嫂子说就是他们结婚用的那床湖蓝的被面，嫂子抬头看着天，告诉我，就是今天的天上这种颜色。“还到北戴河疗养了好几天。”哥哥又补充了一句。

一厂

“一厂”是父亲开的猪毛厂。改革开放后，1979年，父亲从农具厂辞职，开起了猪毛厂。

父亲高大魁梧，身高180左右。皮肤很白，大脑门，秀顶光，眼睛像铜铃，生气的时候，眼睛一瞪，很吓人。父亲小时候是上海滩的小混混，他在巷角一个口哨一吹，身后会跟上一串衣衫褴褛的穷孩子。12岁时，在上海给人家倒马桶的奶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拉黄包车的爷爷便变卖家产，带着爸爸和3岁的二叔回到了高邮市司徒乡明理村。

到了农村，父亲“二流子”本性不改。他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14岁便走南闯北，自谋生路。他在山东枣庄煤矿当过好几年矿工。家里一直保留着他的一张黑白照片，白衬衫，一条军黄的直筒裤，下摆塞在裤子里，黑色的皮带系着，高大威猛。结婚后，他收了心，带着妈妈一起进了镇上的农具厂，在厂里做过翻砂工人、锯木工人、食堂里烧饭的师傅。农具厂的工资很低，好像是18块钱一个月，我们姊妹三个上学、家里日用是完全不够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6岁之前，我几乎没有吃肉的印象，吃得最多的便是黄花草、豆腐渣、神仙汤。神仙汤就是用个大碗，挑一点点脂油，放一勺酱油，倒上开水，既是菜又是汤。父亲看我们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尤其是我，本来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跟同龄的孩子比，小得可怜。他动起了点子，在家里锅窝里养起了拖虫。锅窝里的草屑、木屑松松的，软软的，厚厚的，最适合拖虫生长、繁殖。拖虫是中药，卖到药店里，很值钱。父亲在屋后又搭了个窝，养了几只长毛兔。每天晚上下班后，他还跟人家打牌，总是赢，四乡八村都有人慕名来找父亲打牌，但都是笑着来，输着走。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赌神，提起他，无人不知。这段历史，我听父亲自己跟我炫耀过，赌友抵债下来的手表，他两个膀子都戴不下。从此，家里基本顿顿有荤了，猪大肠隔三岔五就吃。有一次，父亲喝了小酒，又跟我们讲起了他当赌王的日子，初中已经毕业的哥哥，脑子一热，他请爸爸把打牌的绝技传给他。爸爸“噼里啪啦”，给他来了个两面开光，边打边骂，“我当时是国家没有政策，不能出来单干，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不说动脑筋学本领、干大事，想不学好？没有出息，打不死你！”父亲轮起膀子又要去打，哥哥吓得溜出去躲起来了。晚上回来告诉我们，他耳朵都被打屏气了，我和姐姐都笑他“活该！”

父亲说的是真的。改革开放后，他一次也没打过牌。他先是办起了猪毛厂。从泰兴聘请了加工猪毛的大师傅，又到母亲的老家黄桥招聘了十几个人做小工，加上村里的临时聘用的小工，有近30个工人。家里前院、后院都堆满了收购来的猪鬃，堂屋、房间，楼上、楼下都是工人在工作，拣毛、分毛、打毛、洗毛、排鬃、码鬃、扎鬃、蒸毛、晒毛的，各有分工不同，家里一派盛世美景。我放学一回家，就到各个工作间去玩耍，摸摸做好的成品白刷子、黑刷子，替这个梳梳，替那个理理。晚上睡觉也热闹，那些女工都喜欢哄我跟她们睡。我特别记得，女工里有个叫小王的，个子很高，可能有1米68，齐耳短发，眼睛是那种“细眯细”，但皮肤很白，脸上很干净；其他几个黄桥来的小姑娘，脸上都有雀斑，特别是鼻梁两侧，又多又密，还是那种发黑的；小王没有，而且说话声音又温柔又好听，我常常喜欢靠着她睡，听她说话，听她唱歌。《三月里的小雨》《又见炊烟升起》，这两首歌就是小王一句句地教我唱会的，她嘴里说出的“朱逢博”这几个字真好听。由于猪毛厂的效益特别好，惊动了乡政府，特批了一大块地让父亲建起了正规的厂房，还安排了专业的会计和管理人员进去；因为父亲不怎么识字，他只上过小学三年级。

其实那时候父亲开的厂并不是一个，可能为了表达需要，那位有才的通讯员写成了一个厂。父亲还开了家具厂。专门打学桌，卖给各个学校。改革开放前，所有的学校都没有统一的桌凳，有的还是各家自己带过去的，高高矮矮，麻里疙瘩。父亲不知怎么看出来的，抓住了这个商机，又大赚了一把。第一批学桌，我记得很清楚，送给了柘垛镇中心小学。后来，横泾镇的学桌，都是跟父亲预订的。

两店

“两店”是饺面店和茶水炉子店。1979年下半年，父亲看中了柘垛镇上一座废弃的桥墩处的位置，经过各项审批，取得建房权。当时这个地方很偏，柘垛镇上的人根本瞧不上。父亲找瓦匠现浇预制板，在桥下打了很多桩，用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花了三千多元，建了一座二层两间的小楼房。房子坐西朝东，说是二层，其实只有第二层在地面上，下面一层只有三面墙，另一面墙便是桥坡，相当于是一间地下室。路面上的这一层，大门右边朝南的一大半开饺面店，大门左边朝北的留一小半开老虎灶。大门外面搭了一个坯子，放下饺面的炉子，包饺子的桌子，洗碗的大盆；有时客人多，家里坐不下时，也支放临时的塑料桌凳。

妈妈是泰兴人，很会做面食。饺子皮、面条都是她手工擀。楼下外间是妈妈的作坊，里间是我和姐姐的卧室。妈妈的作坊里一张长凳，凳子顶端固定着一个绞肉机，靠墙堆放着批发来的一袋袋面粉。还有一张长约1.5米，宽约80厘米的长方形桌子，也就是妈妈的面案，上面从没离过白花花的面粉，和切剩下来的面皮边屑。一根近1米长的擀面杖，不知来来回回在它上面翻身打滚了几千万遍。妈妈就这样一下下地来回滚动，推远到桌边，又拉回到身前，双手移到擀面扙中间用力，又渐渐分开到两边用力。擀面杖在她的手里就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又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不一会儿，一块面就擀好了，放开来像一块布，像一段真丝绸，薄如蝉翼，还透明。妈妈转动着擀面杖两端，把它们等宽均匀地一层层摞着叠放整齐，然后就开始切成巴掌大的馄饨皮，有正方形的，也有梯形的。做面条只要费擀饺皮子一半的功夫。

我家的饺面店是镇上一道醒目的风景，也是地标，问路指路的常以饺面店作为一个重要定位。“走到那个饺面店就行了！”“再不认识，就问饺面店的孩子或老板娘。”“饿了，就顺手在那里吃碗馄饨再开路。”“这家是我们这一带最好吃的馄饨了，有名的！”我们家的馄饨确实很有名，如果一直开到现在，肯定是要上舌尖上中国的。它是我们那一带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也是我们这一帮一起长大的一代人童年最美味的回忆。我们家的馄饨好吃，首先是妈妈的馄饨皮好，很有嚼劲。第二是肉馅好，我们家的肉都是跟卖肉的订的前夹心，基本都是手工斩（我们那读第一声）。这个斩肉也是有学问的，父亲斩肉时，叫我们在旁边看，他把一大块肉切成一小丁一小丁的，然后一手拿一把大厨刀，从左向右，再从右向左，告诉我们这叫“排斩”；肉差不多有点剁碎了，就采用“隔斩”的方法，两把刀从中间向两边间隔一起一落，流畅而迅速，就像在跳大刀舞。然后“隔斩”“排斩”轮流变化，斩得肉连成一片，用刀从下面铲上来，像托着一块大饼都不作兴掉下来时。然后就开始斩生姜、葱、竹笋，还有泡发好的虾米。都斩好以后，妈妈便来和（huo）肉。和肉也是要水平的。妈妈把四根长柄筷子并在一起，下劲快速地向左搅和几十下，再向右搅和几十下，然后放调料，可能是熟能生巧，也有可能是在吃上有一种天生的感觉，一大瓷盆肉馅她一看就知道放多少盐，从来没有失手过，都是不咸不淡。接着就是做汤。做汤用的酱油放上虾籽酱重新炼过。一色的白瓷碗，每个碗里大约倒一勺酱油，各挑一小块脂油，撒上一小撮葱花。然后根据客人要的碗数，把馄饨下进锅里，一碗大约20个。馄饨下锅后，把碗一个个放进大锅里，浮在锅面上。下馄饨一定要水多，满满的一大铁锅水，宽汤下饺面，否则会哧底、豁锅。锅里的水开始有点冒泡时，就把浮在锅面上的碗一个个取出来，放在锅台边，碗里的脂油已化开，融进了酱油里。这时候先每个碗里加点开水，再用铜勺舀一勺冷水倒进锅里，让锅里的馄饨再养一养，水再翻泡时，就用漏勺舀起馄饨一勺勺地分放到各个碗里，然后洒上黑胡椒，端送给每一位客人。一个个滑溜溜的小馄饨，像一条条可爱的小金鱼，浮在飘着细碎绿葱叶的酱油汤里。肉馅单位像金鱼的头，面皮像摇曳着的金鱼的尾巴。

我家馄饨的味道确实是好！有的客人常常是吃了一碗刚吃一半又点一碗，连吃三碗。忙起来经常饺子来不及包，饺皮来不及擀，有时我一放学回家，不是帮姐姐包饺子，就是收碗洗碗，要不就是到楼下催着妈妈快点擀皮子，客人等不及了。本来刚开张的头几个月，生意没有这么忙，只有粮站卖稻、棉花站收棉花时稍忙一点。哪知道，半年不到，柘垛镇的主干道变成了我家门口的这条街，逢集的集市口，我家正好处在正中段。现在想起来，不得不佩服父亲超前的眼光和发达的经济头脑。因为我家的饺面店，老师对我格外关心，同学也跟我特别好。记得初中时，老师们上街买东西，经过我家店门口，我妈妈要是看到了，总会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吃饺子。老师们平时搞活动、聚会也常到我家吃饺子，给老师吃的饺子，包的肉更多，个数也更多。有的老师忙起来时，还经常叫我到他们住在学校的家里，拿一个小钢精锅，回家下几碗馄饨给他们送过来。同学好朋友放学后也喜欢跟着我，往往也能蹭到一碗免费的饺子。直到现在，很多同学看到我，谈得最多的，还是我家的饺面店，我家的饺面留在心里，又滑到嘴边，似乎咂咂嘴还能咂出香味。

茶水炉子店靠北面的墙，正对着大马路。刚开始卖水的时候，我家砌的是老虎灶。灶面中间是一个灶口，用于添加柴火、锯屑，它的旁边安放着四个烧水的大铁汤罐，灶台后面用水泥砌了一个半人高的大水池，用来储水。水基本都是哥哥挑的，早上起大早，晚上带晚挑，很辛苦。锯屑是我们姊妹三个一起到农具厂的木匠间和带锯间，用畚斗子撮起来，装进麻袋或蛇皮口袋里抬回来。还不够烧的时候，爸爸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叫我们等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去打扫电影院，把一地的瓜子壳扫回来。电影院的经理很高兴，爸爸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打扫电影院，经常能拾到东西。姐姐有一次拾到了一枚金戒指，电影院的喇叭广了几天才找到失主，一个刚订婚的小姑娘丢的。

后来，父亲改革了，买了蒸器锅炉回来烧水。把我们兄妹三个兴奋了好多天，来打水的客人也觉得很新鲜，围着锅炉左瞧右瞧。父亲还煞有介事地跟我们讲起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并岔到了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那时候的我朦胧地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与兴趣。父亲只上过三年学，基本上算是个文盲，母亲好歹还是个初中生。但父亲会“装”，每次出差回来，包里都能塞一本新书带回来。换了蒸汽机，灌水就不需要人工用手舀了，龙头直接一拧，对着瓶口放。

晚上饺面店、茶炉子都打烊了，母亲把对着街面的一排门挞子上好后，我们时常会围坐在吃饭的大方桌旁，开始制作茶水筹子。把平时聚起来的鞋盒子，剪成一张张两个手指并排的大小，由哥哥用毛笔在上面竖着写上：一瓶、二瓶……最多写到十瓶，然后盖上父亲的红印章。有时候我也抢着写几张。这些茶水筹子是发给乡政府和供销社的，这两个大单位是包水，给他们的是批发价，一分五一瓶，附近居民来买水，是二分钱一瓶。记得有一年交学费，我提了半蛇皮袋铅啰啰给老师。乡政府和供销社的用水量都很大，特别是开三干会时，家里还要另叫两个临时帮忙的小工，一个包饺子，一个送水。节假日、放学我也是两边忙。一会叫我收碗，一会叫我包饺子，一会又叫我到乡政府送水。我常常是一手拎两个灌满水的实水瓶，大概要走1000米，总有路边行人停下来盯着我看“这个小伢子，劲大呢！”我现在能一口气做三十个俯卧撑，双手支撑地面倒立十分钟，跟小时候练下的手劲，估计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家里还开了一个布店，实际上是三个店。这个布店是小陈鼓动我母亲开的。小陈是浙江温州人，租了我家马路对过“大疙瘩”家的一间门面房，专门卖布。他可能是感谢我母亲平时对他一个外乡人的关心和照顾。妈妈本来就会做裁缝，便叫小陈带着她去常熟进了一趟货，回来跟父亲一商议，父亲大力赞成。

小陈回温州后，我家在饺面店门口，也摆起了布摊，卖布确实比卖饺面轻松、挣钱快。20世纪80年代去义乌、常熟进布都是用称称，回来一尺尺地量着卖给人家，确实比成本翻几番。妈妈下饺子忙的时候，布摊便由我来看管，布料我也能像小陈那样绘声绘色地向客人介绍布料，量布撕布有条不紊，像模像样。只是后来妈妈不再让我给她卖布了，因为她发现我撕布时，总是在划粉划的印子外面，还要让开一寸的地方再撕，这样下去会亏本的。“不是赚三倍的钱吗？让一点有什么要紧的？”妈妈不再理我，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三亩地

再说“三亩地”。我家在明理村是有三亩田。父母根本就不会种田，尤其是父亲，好像他从来都没有下过田。母亲也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让田荒掉，学着别人的样，做点常规性基本性的劳作，精耕细作不会。地里没有我们干的活，妈妈从田的这头到田的那头插秧、割稻、摘棉花，我看着都心生绝望。

有一次，村里人看到父亲跟母亲在田里笨拙地挖墒沟，对父亲说：“又是开厂，又是开店，忙不过来，就请人家代种算了。”父亲说：“已经很少了，就是这三亩责任田了，也是口粮田，要保住的。我们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农民没有田不行。再怎么忙，田里按时按季的活是要保证的。”

大忙时，厂里的工人便来帮忙收割、脱粒。我家屋后河对岸就是打谷场，打谷好像是抽签，轮到我家脱粒时好像总是晚上。大人小孩吃过晚饭，就到场上站好，爸爸、二叔男劳力靠着脱粒的老虎机，一个把稻把子朝老虎机脱粒口里送，一个在出粒口用大铲子把堆起来的稻或麦朝麻袋里铲。其他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传球一样地传送稻捆子。有一个人站在稻垛上朝下传或朝下扔。大人脱完粒，收拾好家伙（农具），便开始叫唤，“大双子啊！回家啦！”“小梅啊！走啦！”“秋香啊！还不快冒出来，快点啊！”每逢这样的晚上，夜里总是有尿床的。晚上疯得狠了。

这就是我家的“一厂两店三亩地”。

我中考前，父亲从山东出差回来，我跟他要交毕业照的钱，父亲特地关照了我一句，照片拿到手，给他两张。我问他要我照片干什么？他说给我办营业执照，让我去卖西瓜，吓得我熬了一个月的晚，把几本书一遍又一遍地过。有时看书打瞌睡，一个盹碰到了蜡烛上，刘海都烧焦了。父亲60多岁，身患重病了，还斜倚被垛，眼含憧憬，向我描述他病愈后的蓝图，他要去湖西草滩承包100亩荒田，到兴化抓上500只小猪秧，办养猪场。现在想起来，父亲的头脑是真大啊！接下来几年，猪价真的是嗤嗤飞涨，若他老人家长寿至今，《光明日报》又不知报道几次了。

父亲已经去世24年了。今年一向健朗的母亲春节前腊月十七的晚上也突然离世了。松树下，两个并肩的坟头里永远地安息着我人世间的父母双亲。

作者简介：

张月芳，江苏理工学院教师，文学爱好者。喜欢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见闻、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