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年”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碎片化的格局与保守主义的复兴

【关键词】西方国家政党  美国大选  英国议会选举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欧洲议会选举

2024年，多个西方国家以及欧洲议会举行重要选举，基本都是在野党胜利、执政党失败，激进派胜利、主流和中间派失败。深受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影响，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增大、排外主义情绪蔓延等困境。西方政党政治格局总体呈现极端化、碎片化和民粹化的发展趋势。持续动荡造成的政治发展不稳定、政策不连贯，与世界的变乱交织互为因果。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正进入保守派周期，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

美国政党政治：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程序民主的失败

2024年总统大选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混乱、变数最多的选举。特朗普时隔4年卷土重来，成为继1892年克利夫兰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两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总统。未来4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势必进一步右转。

一、共和党“特朗普化”与民主党身份标签化

8年前，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派”代表人物横空出世，恰逢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产生不信任与厌烦之时。而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的主旋律都是反特朗普。哈里斯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回头”，便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奥巴马在2008年的成功使民主党高层坚信，只要不断加码推出更符合进步主义、具有身份政治光环的候选人，就可以从不断扩张的少数族裔手中赢得选票，取得选举胜利。在这种逻辑下，身份政治已经逐渐超越了“优绩主义”。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取得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双重胜利，进一步冲击了美国传统精英政治，未来4年将进一步重塑共和党，加剧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在高度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两党的极端差异性显著。2024年大选清楚地表明，民主党强调身份动员，带有明显的身份群体标签。相比之下，共和党更像是一个理念型的政党，同时带有基于经济政策考量的阶层标签。两党在美国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方面的主张存在明显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共和党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将美国带回到“辉煌的过去”，重建美国人的故土家园，在历史中找回当下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迷失。而民主党强调多元、自由、进步，将美国带向一个天堂般美好、同时没有人见过的不可知的未来。在下一个政治周期，共和党“特朗普化”与民主党身份标签化仍将持续主导美国政党政治。

二、美国政党政治进入保守派周期

未来4年美国政治右转、进入保守派周期已成定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以及全美相较于2020年选举的“红移”趋势，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选民对其所代表理念的认同，美国可能正在“变道”。

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讲，他把 “治愈国家”作为首要任务，承诺将带领美国弥合近年来的社会裂痕，重塑国家凝聚力。然而，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均将对方视为民主的威胁，认为只有自己赢才是民主，相互之间攻击与诋毁不断。特朗普兑现承诺之路必将充满挑战。

2024年11月13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将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为国务卿，并在声明中称赞其为“国家强有力的代言人”、“盟友真正的朋友”和面对对手绝不退缩的“无畏战士”。如果这一提名最终获确认，卢比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丁裔国务卿。这一任命不仅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团队的重组，更是对共和党鹰派力量的再度集结，预示着未来4年美国外交将采取更为强硬和保守的策略。

三、从初选制度看美国程序民主的失败

拜登是通过民主党党内初选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后来却因老年化表现被“劝退”。而随着2025年1月就职，特朗普将再次刷新美国总统就职时的年龄纪录。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拜登和特朗普的年龄问题就被反复提及，引发美国国内对老人政治的担忧。这暴露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两党正面临政治精英的代际危机。

拜登虽是高龄，但毕竟走完了整个初选程序，几乎横扫民主党全国所有初选和党团会议，取得初选胜利。按照流程，拜登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拜登却不得不在民主党内部及金主压力之下宣布退选。哈里斯成为自两党在20世纪70年代共同确立以党内初选来选择总统候选人以来，首位没有参加初选就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当即提出民主党“颠覆了民主”，说这是民主党将作弊或正在作弊的迹象。特朗普则称民主党大会为“一次被操控的大会”。尽管关于“换登”是否违法存在争论，但可以确认的是民主党这一行为使党内初选制度变得无效和失败。

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两党之间的选举竞争也愈发激烈。政党具有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录用功能，选举应该只是选拔政治精英的手段而非目的。当下美国政坛，胜选反而成为第一位的，也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能否胜选往往比能否治国更重要，选举与胜选后的治理脱节，形成两种矛盾的政治精英导向。在高度政治极化的时代，两大政党较之以往更加担心输掉选举，因此他们将资源投入到自认为可以最大程度增加获胜机会的任何候选人身上，而不管他们年龄多大、是否具有执政能力、是否赢得党内初选。

英国政党政治：大选显示两大主流政党的衰弱

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大选，改选下议院全部650个席位，并决定新的执政党。英国下议院换届选举采用“单席位单票制”，全国分为650个选区，每个选区均采用“简单多数制”选出一名国会议员。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60%，是自1885年以来的第二低，仅高于2001年的59%。[1]最终执政党保守党惨遭自1923年以来的历史性失败，反对党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个别小党崛起但影响有限。

一、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与保守党的历史性挫败

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改革党和绿党分别获得下议院650席中的412席、121席、72席、5席和4席，反对党工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击败了苏纳克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成为新首相，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地位。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为57.4%，这是1918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小党派在选举中获得创纪录的42.6%的选票。在野的自由民主党也取得自1923年以来破纪录的成绩，成为下议院第三大党。

工党得票率为33.7%，是有记录以来多数党中最低的。工党赢得的席位比2019年上一届大选多211个，共计获得412个席位，但总票数减少了50万张。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嘲讽工党的多数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深”。[2]保守党的席位减少到121个，得票率为 23.7%，这是该党历史上的最差选举结果。保守党总共失去251个席位，包括12名内阁部长和前首相利兹·特拉斯的席位，以及在威尔士的所有席位。在英国政坛，部长失去议席的情况并不常发生。苏纳克的忠实支持者、防长沙普斯在自己服务了近20年的英格兰东部城市韦林哈特菲尔德，以3799票之差输给了工党的卢因，成为迄今为止因败选失去席位的最资深保守党内阁成员。沙普斯自200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他批评保守党无法消除分歧，败选后称：“今晚的成绩再清楚不过，与其说工党赢了，不如说保守党输了。”[3]

二、保守党落败的原因与工党面临的挑战

这次选举是工党自2005年以来首次在大选中获胜，一定程度上说，工党的胜利应归因于选民对执政党保守党的极度不满。保守党自2010年成为执政党以来，或不得不组建联合内阁，或不得不面对“悬浮议会”，执政之路步履维艰。2016—2022年更换5位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保守党内部的分歧与混乱，以及政党在国家治理上的失效。经历英国“脱欧”、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危机、派对门、腐败丑闻、疫情后的生活成本高企、英国政府危机和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影响后，保守党政府的声誉持续下跌。与此同时，保守党内部的极右派和温和派分歧加剧，该党内部缺乏凝聚力。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叠加影响下，保守党最终失去执政地位。

保守党落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带来挑战。保守党传统上一直是英国政治光谱上的中间或中右翼政党，但伴随着极右翼政党在整个欧洲的来势汹汹，保守党也受到来自英国本土极右翼改革党的挑战。改革党此前从未在选举中赢得任何席位，但在本次大选中获得411万多张选票，并从保守党手中抢得5个议席，正成为英国政坛的一股新力量。改革党的极端反移民纲领成为其有效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多个工党候选人所赢得的选区结果显示，改革党对保守党的分票效应令工党“渔翁得利”。二是保守党内部的动荡与分裂。过去14年，保守党政府中一共出现5位首相。自2016年“脱欧”以来，卡梅伦离任后，更是在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肥皂剧”中出现了4位首相，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在任49天。除了此次选举失败下台的苏纳克，其他首相都是辞职离任。选民们显然对此感到疲惫。加之新冠疫情期间的派对门丑闻、腐败指控、性骚扰丑闻等使保守党形象严重受损。三是经济及民生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以来，英国经济发展始终无法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彻底恢复。此后的新冠疫情和“脱欧”进一步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2020年GDP比上一年度下滑10.4%。虽然2021年和2022年有小幅上升，但英国又在2023年秋冬两个季度陷入负增长。同时，受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能源和农作物出口供给的影响，英国国内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生活成本加大。保守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民众对于保守党的失望和不信任积累已久，在此次选举中显露无遗。

工党尽管击败了保守党，但其执政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工党虽然获得970万张选票，但得票率仅有33.7%，只比2019年败选时的得票率多出1.6%，这也使工党创下英国现代选举史上胜选政党得票率最低纪录。《卫报》社论称选举结果给工党政府带来 “选举合法性危机”。[4]其次，工党面临严重的内部派系纷争。工党自成立以来，内部“左右之争”从未间断，派系林立。工党的右翼、中间派联盟、左翼成员在党内各有席位，派系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分裂风险。一旦工党在民生和福利改革上遇阻，党内左翼与中左翼派系可能会在增税等议题上对斯塔默施加压力。最后，工党的施政纲领相对保守，缺乏改革魄力。如果说2019年工党竞选宣言因过于激进而易被选民视为空头支票，那么此次竞选宣言则显得过于保守，缺乏切实推动改革的决心。工党在竞选中强调上台后将优先关注经济稳定和全民医疗服务，虽然回应了民众对民生和医疗的迫切需求，但受制于当前英国经济状况，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仍困难重重。

三、小党崛起深受简单多数选举制度的限制

此次选举中虽然小党的表现相当亮眼，但选举结果显得非常不成比例。工党仅以34%的选票取得63%（411席）的席位，而改革党在获得14.3%的选票下，只赢得不到0.8%（5席）的席位，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被投票系统“严重夸大”。[5]根据加拉格指数（得分越高越不成比例），此次选举得分为23.67，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不成比例的选举。本次选举显现出的选举不成比例问题是由英国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造成的，在这样的体系中，左派政党和极右翼势力都不太能获得真正的突破。本质上，这一制度对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