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小说家

贵州省安顺市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在《鹿鸣》《贵州作家》等刊物发表。

1

小说里，设计一个角色死去并没那么容易。我不打算写马奋进的死，虽然很多年后他的确死了，并且死法一点儿也没背离我的预料。

他在贝斯九号别墅的二楼书房里，就凭那颗聪明的脑袋，我确信他一定能住进贝斯别墅区。他斜躺在书桌旁的太师椅上，用一条鸭绒长毛巾盖着下肢，面色红润，带着似有似无的满足笑容。书桌上的那盆文竹刚刚喷过水，半杯热牛奶尚存余温，这是善终的“场景模型”。

也可能是死于一场车祸里。当时，车里正在播放Don Henley的歌：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我必须寻找来时的路回到从前的地方）。

“向左拐，向左拐。”那女子仍在副驾驶位坚持自己的任性，除了因为这句歌词坚称自己喜欢Hotel California，还有因为Hotel California坚持非向他要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前两件事都依了她，最后一件他不肯了，非向右打方向盘，然后就出事了。

一辆160迈的汉兰达从右后侧疾驰而至。5.38秒后，他的车狠狠地朝高速路左边的护栏飞去。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了说没就没的人生。那女人倒幸运，仍然活着。之后很多年，她始终忘不了那具被安全气囊裹成粽子的尸体，并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再也不敢接近男人。

真实情况如何？谁知道呢。38岁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讲的只是他回五家巷期间发生的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男人名叫马奋进，今年38岁，大高个儿，弓背；马脸，寸头；眯眯眼，但看人看事有准心；厚嘴唇，但说话很刻薄——如果那人正好符合我以上描述的其中一条，请别对号入座，好吗？这只是天然的巧合。

为帮助那些习惯对号入座且困扰于同理心的读者朋友，避免他们进入现实与虚构共同构造的混沌误区，我认为有必要换个称呼，他的绰号就挺好——马愤。

两天后，早晨。

我把这个短篇小说的开头发给马愤，他秒回：“一天不咒我三遍不安逸是不是？”

我回道：“不是一天咒三遍，是一段咒三遍。”

我原本的计划是，等小说成型了，再“Ctrl+F ”全文替换更得体的名字。谁知他发来一个表达蔑视的微信表情。他离开匀城后，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我们觉得普通他却难以接受的世间不平事。他质疑过导师，辱骂过领导，甚至撰写网评文章企图预测经济发展走势。在他，蔑视已成为心理惯性，一个微信的表情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还是认为不可理喻，难道只有他认为的不平才是不平？他对我施以蔑视就是大大的公平？

小子，是你逼我的，我可要按我的心意来写了。

我是在马愤返回匀城后才被归类成胡同小说家的（只把我一个归为这类，他笑着说这样才能表达对我的高度重视）。胡同小说家，像一个小说流派的名称。此前，我是有关机构认定的“世界华人小说家”，获得过很多世界级的奖项，出过三个短篇小说集和两个长篇，作品入选《新世纪汉语小说（亚太卷）》《低小说二十家》等二十多个选本，我的名字入选了《世界汉语写作1000人名录》《环太平洋小说家人物谱》，所以说我很出名。虽然如此，但我从未想过自成一派，因为懒嘛，创建一个新的流派没那么容易，得有相应的文艺评论文章作为理论支持，自己写或请人写都行，但都得花钱。市场经济时代，做什么不讲个钱字呢？做什么不讲个成本呢？投入和回报肯定是成正比的，这很好理解，是不是？打个比方吧，燕麦儿就是小说给我的回报。

“你的小说素材全部来自‘胡同串子’的胡言乱语。”马愤进一步解释后，我才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他丢盔弃甲蔫头耷脑地从北京返回匀城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讽刺我诋毁我打击我。

我无法反驳，只是红着脸争辩：“不是胡同串子，是街溜子。”

街溜子会用很粗暴庸俗的语言骂人，会面红耳赤表达任性，会毫无逻辑地对人拳打脚踢。街溜子可恶可恨，却不至于死人，手底有分寸。他认定我的笔以街溜子的言谈为素材，死不了人。

我不信，偏要让小说里的人物故意死几个。我可以任性操控小说里的人，随意分配维持他们生命体征的氧气、水以及氨基酸，操控他们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

有了这个想法，提笔时我感觉自己是王，是将军，手中的笔是青龙偃月刀、干将或莫邪、倚天或屠龙。

几年不见，我发现马愤变了。他彻底失去了指点江山的兴趣，转而迷上阿加莎·克里斯蒂、爱勒里·奎因、东野圭吾和雷蒙德·钱德勒，他们都是用笔杀人的能人，用脑推理的高手。在阿加莎们笔下，密室杀人、远程杀人、连环杀人、心理谋杀……无所不用其极。马愤的脑袋里便装满了各种奇葩的杀人逻辑，时间长了便自诩高智商，对胡同小说家不屑一顾。

“低质量又琐碎的情节，传播距离不会超过五棵洋槐树。”他没说错，我们两家只隔着五棵洋槐树。他知道我是个犟脾气，又使出了最具伤害性的武器，是对一个词组的肢解：“胡同、小说、家。”就像肢解一只宠物，很残忍。

2

我身边文友很多，有写诗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只读不写的。他们对我的小说视如珍宝，有人声称读过三四遍五六遍甚至七八遍，说我的小说很隽永，常读常新，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这些溢美之词让我很受鼓舞，很快又开新题。开了新题，写出新稿，再次得到新的鼓励，再次开题……就像圆周率一样。

马愤“呸”了一声，说：“圆周率是无限不循环的，你这个是无限循环，做的一直都是重复劳动，每次都会往小数点后退一位，退位就意味着被削弱。”怕我不明白，他取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按“10÷3=3.3333……”给我看。于是我被唬住了。

他用一个可视化的数学算式就概括了我跨度五年写小说的经历。

“重复劳动是低效劳动，没有意义或意义微弱。”怎样才能有意义呢？他总结：“要跳出惯性与庸常。比如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条普通巷子，不要只看到两旁摆放青椒、萝卜、大蒜、土豆等各种蔬菜和猪牛羊肉的小摊，不要只看到踩着人字拖的懒散中年人，捏着发黑烟斗的垂暮老人，伏在一张方凳上写家庭作业的小学生，被孩子拖瘦显得耐看的燕麦儿。”他伸手一指，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我问：“只要眼睛能看到的，都应该统统排除在写作素材之外？”他乜了我一眼，仿佛很失望，说：“不，你得从日常细节里找到超常规和反常规来。”我懂了，趁机打比方：“看着一派和谐繁荣的五家巷，可不可以成为一场凶杀案的犯罪现场？死者是谁？凶手是谁？有没有目击者？”他沉默，不愿再指教我。

跟马愤在他家喝酒，直到凌晨一点才回。燕麦儿还没睡，正斜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阳台上的滚筒洗衣机发出嘈杂的嗡响。她不是在等我，是在等洗衣机完成工作，得把里面的衣服晾好才能去睡。我心有所悟，认识到这一点，便判定这是不可原谅的。我脱口而出：“你该死！”

燕麦儿没听清，以为我在问两个孩子，就说：“早就睡了，难道还等你啊。”又被伤害一遍，我有些按捺不住。但杀意这种东西最难执行，我极力忍耐着，说：“你去睡吧，衣服一会我晾。”

“算了，里面有你的衬衣和西装，扯不平整，晾干了还是皱皱巴巴的，又得重洗。”嗯，我努力说服自己，忍耐。

和燕麦儿认识的那年，我就已经出名了。我和她的遇见是一个错误。当时，因为我大名享誉国际，我真这么认为，给我介绍相亲的人不少。原本那天来相亲的人是马萧萧，临出门知道我和马愤的关系，想改主意，爽约又怕得罪中间人，灵机一动，换了燕麦儿来应付。没想到燕麦儿用力过猛，真是来相亲的。

第一眼，我就觉得她配不上我。微胖，单眼皮，招风耳，头发营养不良，像脑袋上顶着一簇茅草。相亲的那天，她翻看我随身携带的《世界汉语写作1000人名录》时崇拜热切的眼神，显示她是个功利的女人。很显然，她爱的并非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名气。我当时想，爱名气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但首先你要爱我的小说。第二次见面，我给她带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她当着我的面读，很虔诚。婚后我才知道那是装的，实际上她已经心领神会，那些小说狗屁也不是。与燕麦儿交往前我没有谈过恋爱，几乎没怎么与女人交往过，更不知道女人最会伪装，否则怎会让她得逞。

可能与燕麦儿结婚是我做过最错的决定。和她结婚后，我的知名指数不断下降。生老大后，她开始挪用我交给出版社和杂志的版面费，导致好几个很牛的小说都只能锁在抽屉里。老二出生后，她把我的银行卡没收了，又在我的微信和支付宝上解绑银行卡，从源头上堵死了我发表伟大小说的道路。她越来越蛮横：“人家写小说赚钱，你写小说花钱，写的什么鬼小说！”我想说她不懂文学，终于忍住没说。老二的奶粉和纸尿裤，老大要上艺术培训班，一家四口人要吃喝拉撒，哪儿哪儿都得花钱，不对我进行财政封锁，还能怎么办？就凭纺织厂每个月发给她的两千五至四千块不等的工资？显然不行。

马愤一语点破：“想通过放大庸常的夫妻矛盾达成寻找犯罪动机的方法行不通。情、理、法，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住脚。夫妻感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感情，有时候看着像吵架，其实只是打情骂俏。有时候在人前和和气气相敬如宾，背地里却早已陷入了冷战的旋涡。”

在教诲我这件事情上，马愤从不吝啬：“得将这些微妙情感的关键理清摸透，才能触碰生死命题。”

3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才会反目，恨意才会飙升，达到激起杀机的峰值？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天，得到的终究还是那个庸俗的答案：没错，燕麦儿变心了，出轨了。

即使她没变心出轨，为了完成这篇小说，我也会假定她做了见不得光的龌龊事。马愤却说：“基于假定前提的小说情节只是没有真情实感的空洞叙事。”他建议不必假定：“你只需让自己敏感一点，脆弱一点，放大猜忌，发挥想象，以增强现实的方式为某些未曾亲临的生活场景脑补画面细节和人物关系，就能将一粒会发芽的种子种进潜意识里，达成自我催眠。”

经心理咨询师推荐，我买了一个时间沙漏。我不太确定，不借助辅助器械是否能成功催眠自己，保险起见就买一个。琉璃工艺，很好看。购买时我问售货员：“里面有多少粒沙？”“这有什么要紧？”我回答她：“我想买的是有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粒沙的沙漏。”她诡谲一笑说：“不多不少，正是你需要的数字。”“你没骗我吧？”“不信你自己数。”

我蹲在柜台前的一方小茶几上数，蹲了十五分钟，数到第一千六百五十二粒（比读秒稍快），脚麻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揉脚踝，乜售货员。“儿豁？”她笑得很坚定：“儿豁！”这是我们当地方言，不骗人的意思。

我没有把买沙漏的事告诉马愤。如果我告诉他，他也许会阻止这场催眠，因为毫无意义。按照马愤的逻辑，在选择相信售货员的那一瞬间，我就彻底失去了猜忌的能力。

回到家，没人。燕麦儿去幼儿园接老二去了。岳父生病住院后，老大一直是岳母去接，老大的小学与医院直线距离只有五百米，他会跟外婆一起到医院吃食堂，再从食堂带流质食物到病房去。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会唱儿歌哄外公进食。岳父中风后，总是咧着嘴，在右边的嘴角留下一个豁口。食物不愿去往幽暗的食道，就拼命顺着那个豁口往外流。老大以为外公笑了，儿歌唱得愈发起劲。

岳母不喜欢将餐余垃圾留在病房，说没几分钟就会发出恶臭，容易招来讨厌的蚊子与丑陋的苍蝇。等外公吃完，老大会把一次性食盒扔到病房外的垃圾桶里，在回到病床前，找纸巾帮外公擦拭嘴角的豁口。

反正不到晚上十点，我和燕麦儿都不能去医院接他。

大概还有十分钟，燕麦儿就能接到老二。依照惯例，燕麦儿接上老二，还会到幼儿园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有几年，为了谁接送老二，我和燕麦儿多次争吵。一个著名小说家的繁忙，她怎么可能懂？比如今天下午的这场自我催眠，在她眼里就只会是慵懒的走神或恍惚的发呆，那些文学活动不过是缺油少盐的无味闲侃，或一边吃吃喝喝一边无味闲侃。我纠正她，不是吹牛打屁，我们聊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卡佛和《新手》、詹姆斯·索特和《暮色》、乔伊·威廉姆斯和《微光渐暗》，反正都是高深莫测的话题。

所以马愤返回匀城后，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心想总算有一个在市文联圈子外又能在同一频道聊天的人了，谁知道他喜欢推理小说，还自诩比我高级，每次聊天都要呛我。

被呛了几次，我只好回家接着和燕麦儿吵。燕麦儿喜欢撒泼，有几次吵不赢，我只好去接老二。但几次之后，燕麦儿彻底失望，说：“你还能干点什么？”终于剥夺了我接送老二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