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来电

广西宜州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北角村金银花开的时候，我的驻村工作告一段落，回到了区里。不久又接到调令，从区里调到市直部门。我的驻村工作和原来负责联系的帮扶户（也叫退出户），移交给了区里新派来的同志，一个姓林的年轻小伙子。此后我不需要驻到村里、频繁进入帮扶户家中，似乎卸下肩上的一副担子，以为心里会少了一份牵挂。

来市里报到之前，我专门回了一趟北角村，与帮扶联系户见个面，道个别。他们分别是韦忠歌户、韦用伙户、韦守强户、韦继锋户、韦玉平户、韦炳立户。5年了，我去他们家比回我区里的家、比回我父母的家还要多；见到他们的次数，比见到我父母的次数还要密。用当地的一句话说是，我在他们家里端过的饭碗，碗的边角都磨出光亮了，板凳都坐玉了，彼此已成为没有血缘的“老表”，或者说不是亲人的“亲人”。此次来，只是想看看他们，可他们却都放下手中的活儿，要去捉鸡捉鸭，无论如何要我再端一次饭碗才能走人。

我来驻村的这个地方民风特别好，全村没有赌博习惯，文化需求氛围高，驻村时组织过的几场文艺活动都上了网络，使得在外地的村民能了解到家乡变化的面貌，为他们回乡做建设搭起联系的纽带。除了劳作外，村里农闲时女人们喜欢集中烹制从田里或是小河里捡回来的螺蛳给家里男人当下酒菜。男人们则喜欢在家旁菜地里扯上几颗朝天椒配上盐蘸、炒点花生米小酌几杯，大家在北角村“春暖花开”微信群里互相分享工作、生活……

从村里走出村口的过程，几个联系户主家一直陪在身边，村委附近的群众在家的便自动集结过来送我。有一个叫“小卷毛”的孩子在我刚来驻村时才二岁，现在都快八岁了，他“姨妈姨妈”地叫着跑过来道别。我嘴里轻声应和：我还会再来，我们还会联系的。表面上风平浪静，转过头，上到车里，脸上涕泪搅动，视线已是一片模糊，车子启动，后视镜中“老表”们的身影模糊着远去。

村部附近妙杰姐家那只零点就开始啼鸣、一天率领一群母鸡四处游荡的公鸡，韦用伙家那头每天昂着头走过球场的公牛便渐渐消失在梦中。

一天夜里，我从办公室加班回来，门还没关上，手机响了。看到来电显示是“韦爱春”三个字。接通一听，是那个熟悉的声音：“程妹，一切都好吧？”我急忙回道：“好，一切都好，就是有点儿忙，跟在村里一样忙。”又问她：“春姐，你那边怎么样？”春姐说：“大家都忙，除了农活，来看我父亲老房子的干部一拨一拨的，我还配合乡府和村委充当讲解员。”那天在北角村道别后，午饭还是吃了，在春姐家里吃的。当年一纸文件，我被派驻北角村，住进北角村村部那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二层砖混房。村部位置有点微妙，处在大路岔往一条屯路的夹角落窝处（凹陷处）。四周散落着坟茔，几百米外才有人居住 。紧邻的一户是空房，主家全家外出务工，只有逢年过节时回来点个香、烧点纸钱，然后又关上门走人。红红的烛火陪衬着空房还真瘆人。

村部楼房老旧，一楼用作办公，二楼有两个小房间，我住其中一间。这两个小房间背靠背空气不对流，也没有室内走道和卫生间，想要下楼或是洗漱得围着室外走廊走。散落在村部周围的坟茔，距离最近的一座只有十多米远。报到那时刚好清明节后，目之所及是一片飘舞的白幡。夜里从二楼走廊望出去，那飘舞的白幡仿若脸上浓妆的伶人在幽暗的舞台晃动水袖，飘忽不定，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村部的卫生间是在外面的，要想上卫生间就得步入黑夜里的室外走廊，对于我这样一直生活在灯光明亮的街市里的女性确实是个考验。我虽自己打气告诉自己这只是小事，然而晚上还真睡不安宁。

驻村第二周某日早上，春姐来村委办事，那是我驻村后第一次在村委遇见她。当时，我站在村委大门前的小晒坪上，弓起腰用手使劲地把车前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盖上的纸钱薅下来。南方乡村，给去世的亲人送葬，习惯一路抛撒纸钱，沿途经过村委，纸钱随风飘散，村委在落窝处，纸钱便由高及低飞落堆积到车上。春姐看着我，定了定就问道：“小程没睡好是吧？”刚认识时，她称我小程。我点点头。春姐继续说：“今天来村委盖个公章，夜里忙完过来跟你聊一下村里的事，好不好？”我巴不得快点熟悉村里的情况，自然立即邀她过来。当天夜里，春姐抱着一只枕头就过来了。我在窄窄的宿舍里放平一张椅子折叠床，请春姐躺着。春姐便从村里的风俗、群体、贫富分布、村里想要做哪些事慢慢讲来。刚开始几天，她陪我直到天亮，然后逐步过渡到半夜见我睡着了，悄悄地回去，回到她的“蚕房”。春姐是个“蚕妇”，家里养了好多的蚕，养蚕是北角村村民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哪怕是后面我胆子壮了一些，电闪雷鸣之夜，春姐还是会来陪陪我。我在春姐的陪伴下知道了她不但是“蚕妇”还是英模的后代，她的陪伴使我循序渐进地适应了这个陌生的甚至有点恐怖的环境，慢慢地在北角村扎下了根儿，一扎便是整整5年。

我对电话那头的春姐说：“春姐，我正想着好久没联系你，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哎，打电话不光是问个好吧，不是喊我回去吃土鸡吧？有什么事就讲讲。”春姐说：“程妹，以前你讲过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联系，今天我不是来讲你以前联系的那几户贫困户的情况，也不是来讲你留在村里的鸡苗，更不是来讲我们村委建设和耕作区那摩桥建设找赞助的事。”我说：“那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讲，我能帮到的一定帮。”春姐停顿了一下才说道：“拍摄我爸事迹微视频的人最近下来了，你能继续支持我们吗？比如提供你之前搜集到的资料，还有你写过的那些记录（脚本）。”“我还以为什么事呢！这事好办，没有问题，我整理好后马上送去给你。”春姐连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要挂断电话时春姐突然说：“程妹，我记得你说过会想办法弄到我母亲的照片，还能弄到吗？”

呵，此事还得从春姐收藏的一扎红飘带讲起。当年刚到村里开展扶贫工作，要遍访山区村里贫困户。壮语在很多壮族老百姓家庭里是老一辈们唯一的交流语言，对于才来村里落脚的我的确需要有个“引路人”来打通入户时的语言交流这个障碍。春姐是除村委干部外的“引路人”。村民大白天的大都在田地里忙活刨那一口粮食，也有外出务工挣那二两碎银子的，傍晚后他们才有时间坐下来在家里整上一餐稍正式的晚饭。一天傍晚，我找到春姐，请她带我去一户光棍汉贫困户家，动员危房改造工作。春姐边应和我边走进屋里，不一会她又出来了，手里还拎了几条红带子。那带子颜色泛白，已旧！我看了非常不解却也不便多问。春姐看出我的疑惑，便笑了笑说：“等会我们去的那家跟户主说造房的事是政策照顾的大好事，这家户主又是光棍，我们拿上这个红带子傍身讨吉利，我们壮族山乡这里讲究这个。还有，这个红带子其实是我爸留下来的，以前我做小姑娘时还用来扎头发，现在刚好用上了……”春姐似乎陷入一阵子的回忆。后来我才知道春姐的父亲叫韦江歌。为了详细一点了解这位老英雄的光辉事迹，我从有关资料上查阅到：韦江歌1949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至1954年参加康藏高原筑路，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被评为“一等英模”“全国筑路模范”，5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全国百名英模排行榜第46名。1954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英模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55年服役期满时，被国防部授予“特等功臣”。复员回到北角村，他把军功章锁到箱底，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些荣誉。1966年他应邀回部队参加康藏高原“劈山开路先锋连”命名大会，他的英雄事迹才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而春姐拿在手上的那几条红带子正是他沉甸甸的军功章上的绳带。如今军功章已由韦江歌老英雄的家属捐献给政府收藏，唯留下几条带子作念想。我驻北角村时，韦江歌老英雄已离开人世。但每有机会与村里的老人聊天时，他们总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年轻的后辈提到韦江歌，表述中简单的桂柳方言词汇依然能让我听明白这些：他当生产队的保管员，一干就是10年。10年间，他把集体几万斤谷子像金子一样照看。每到出太阳，就挑出来翻晒。遇到下雨，他总是先收生产队的粮食，然后才收自己家的……赞颂他“有功不自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好品德。我于是萌生找相关部门拍摄一个叫《劈山开路者》的微视频的想法，通过微视频让韦江歌的事迹在青少年中世代传颂下去。恰好广西电视台的李导演在网络上看到我在村里组织的江歌诞辰100周年活动视频，便寻到村里。在收集拍摄资料的时候，电视台有个同志提供一个信息：当年涌入北角村采访韦江歌拍照的记者中，也给春姐的母亲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和她父亲的其他资料照片一起保存。如果能找到当年那位记者，兴许就能找到她母亲的照片。春姐曾说她母亲在世时，一张单独的照片也没有留下，特别想留一张母亲的照片。后来，我因驻村业务繁忙，微视频的拍摄、制作一直处于搜集资料阶段。寻找春姐母亲照片的下落虽挂在心上，但也没能继续追踪，如今春姐重新提起了这件事儿。

春姐来电提醒了我：驻村期间没做完的事儿，不管公事、私事都得继续跟进！好在我已搜集到了不少的珍贵资料，按制片组人员需求提供给他们就行了。只是春姐母亲的照片还没找到，我得想办法继续联系之前已联系过的那些人。年代久远，想要找到若干年前的某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找之人年纪已然不会年轻，是否还在人世？我只能想方设法通过A找到B，再通过B找到C或者通过组织找组织。这个“业务”之外的活儿，只能用下班后用休息时间做，只能晚上做。那段时间，每个来电我都关注。

那天夜里才刚熄灯上床，手机便响了。我刚说：“兰台长您好！有消息了是吧……”对方马上打断应道：“程妹，我是北角老韦，韦继锋。”下班时我给电视台兰台长打去电话，他没接，但短信回复还在开会，会后联系。没想到这都要睡下了，韦继锋打进来电话。我急忙道：“继锋叔你好你好！又有什么事啦？”韦继锋说：“没啥大事，有点小事就不能找你啦？”我连说：“是的是的，随时联系。”韦继锋又说：“我还真有事要找你，你跟林书记讲一下，今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不交了。”这个韦继锋，真够让村干部和驻村同志头疼。去年的“新农合”一开始他也不愿意交，直到跟他磨破嘴皮，他才磨磨蹭蹭地交了，是全村最后一户交的。当初韦继锋户在“致贫原因”那栏填写的是“因病致贫”，原因是他老婆患慢性病。他在成为我负责的帮扶户之前就已“名声”在外，先后换过几任帮扶联系干部。韦继锋对外界持有很强的戒备心理，缘于他有个儿子搞网络诈骗蹲过班房，儿媳妇也跑了。前几任帮扶干部上门填手册问询的一些收入数据，他一概说不知道。问到儿子给他寄钱没有，他就使劲摇头。若要估算填收入，他就不签字。实在一定要报收入，不报就没办法办低保，他才挤出几个百位数的收入数据。几任帮扶联系干部都没办法与他打交道，都说他这块骨头够难啃了。待到我驻村时，韦继锋这户就转到我名下。初次入户，他不太待见我，也就应付式地回答几句。我看了帮扶手册内容，了解到他有个孙子，比我儿子大两岁，就把这个细节记下来。一个周末，我带儿子下乡，儿子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和拼图，送给韦继锋的孙子。在韦继锋家里，看着两个男孩一起开心地玩拼图，我坐在旁边什么也不说；韦继锋进进出出，一下子说要煮几个红薯给我，一下子又说不知道城里人吃不吃红薯。后来我再登门填收入，韦继锋竟然就配合了。我心里想着往事，电话那头韦继锋还在絮絮叨叨。他说：“今年我是肯定不交了，去年我交了那么多，没生过一场大病，没吃过一颗药，白白地交了……”我打断他：“可别这么讲，有些话是讲不得的。你没病是因为你交了‘新农合’，病魔晓得后就不缠上你了。”韦继锋说：“我一大把年纪了，都不信这个，你年纪轻轻的还信！”我说：“有些事是讲不清道不明的，你把‘新农合’交了吧，钱也不多。北角村去年冬天不靠天、不靠地、不死赖政府出钱，自筹自建的耕作区‘那摩桥’你可是出大力的呀，没见你怕过哪点。大伙齐心协力搞自建，乡政府来人实地看了后都主动帮申请支持了一万元修桥经费。这个‘新农合’才交几多钱咧，你就抵死博赖没交，没交相当于没给我面子呗，也是没给林书记面子了。人家刚来接我的工作，你就不交‘新农合’，让人家怎么想啊！”脑海中不禁想起“那摩桥”修建时的情景：北角村两个耕作区中间隔有一条小河，往来收割及肥料运输要绕很远的一座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北角村村民计划自筹经费就近在村庄边一座宽0.8米、长7.2米的老石条桥位置重建一座桥。南方冬天枯水季才方便修建桥梁。然而南方冬天里那刺入肌肉侵入骨髓的冷感，让你无所适从，只想跺脚。修桥倒模当天上午，天空飘雨，旷野全是撒欢的风刺拉拉吹啊吹！人们把脸都躲在围巾后只露出两只眼睛。韦继锋、韦爱春等人披着雨衣在前头拉着水泥搅拌机，暴露在空气中的手掌都青紫了，后边又有好多人顶着机子前进。大伙推的推顶的顶终于把水泥搅拌机摆到桥边。队长在桥上扎钢筋笼，他边扎笼边告诉我，新桥通过重型农用车没问题，可以满足群众耕作收割需求。为了赶活路为了前途，拼命做事，大伙儿中午也没停工，妇女陆续担来便餐，就在野地里席地就餐。大铁锅煮的饭有很多锅巴，嚼起来嘎嘣脆还有点米甜味。七十多户人家出薪出力，终于把桥给建成了。韦继锋那头还在支支吾吾，我就一直支棱着耳朵听，也没听清楚他后边要说的。好一会，韦继锋才挂了电话。我想，他今年应该还是会把“新农合”交了的。手机叮咚一声，兰台长复信：有消息会及时通知。

也不知道是不是摄制组进村的缘故，这段时间乡亲们约好了似的，相继给我打来电话，其中有帮扶联系户、“五保户”，还有其他农户、村里的山歌队，都是夜里打来电话。这些“老表”只有在白天的劳作忙完之后才有时间唠嗑。当年驻村，除非任务很紧急，一般的工作布置会不在白天开，都是安排在晚饭后球场集中开，白天村民们都要干农活糊口。那时村委用广播大喇叭喊话，同时村干部还拿一面大锣来敲，随着锣声，各家各户就有一个代表陆续地从家里出来慢慢会集到球场。有些没吃完饭的还扛个碗来，有些拖个小孩来，有些人田里农活才忙完回家路上直奔过来开会。我则有过刚洗完头，湿答答地披头散发来，脖子上还挂着一条白毛巾，像陕北老农头上绑的那种。所以这个时段他们的来电总不外乎跟我分享村里的新情况新事物，比如村委管事的人换了，韦江歌故居已被认定为党员教育基地，北角的妹崽终于嫁出去了。北角村有个传统，村里的女人是不外嫁的，基本上都是招婿上门。我刚去驻村时，就被村里因婚嫁关系对家里亲人的称呼搞昏了头。谁是奶奶谁是婆婆若不是真知道这边情况的，你真的以为奶奶是男主人的妈妈，实则不然，有可能就是女主人的妈妈。总而言之，只要你了解清楚这家是男人上门的，那么在称呼上你把女方的家人按男方家人辈分称呼才对。这次能让村里女儿外嫁的人看来不简单，微信群分享不过瘾还要电话直打到我这里八卦才行。

那段时间，夜里与北角村群众通话，竟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内容。我也想知道脱贫后的村子有什么变化，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心寄托的需求。所以，有时候连续几天没有他们的电话，我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便主动打去电话。可是韦家和一户，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当年韦家和一户属于“危改”（危房改造）户，可他一直拖延，不配合“危改”。他的原帮扶干部没有办法就向乡里申请，请求援助。乡里为此专门到北角村开了一个“韦家和户危房改造攻坚会”，轰动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