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下

月姐的变故

我在2021年4月初给月姐打电话，是因为我完成了她的一个“理想”。此前，一直做着“民事庭”陪审员的月姐给我讲了她耳闻目睹的许多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案子，她想要我为这些弱势女性鼓与呼。每每在讲完一个故事之后，她长长吁一口气，然后连珠炮一般轰出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像一个斗士。我被她的正义和情绪深深感染，明确表示愿意去“复盘”她口述的这些人和事，最终形成一个长篇“非虚构”来警示女性朋友。复盘是艰难的，但月姐常常陪伴左右，帮着给司法工作人员打电话，为得到采访对象许可出谋划策，虽然推进采访的成效不甚显著，但她对这件事的上心程度不容置疑。月姐是体贴的，她知道我家里因为适应老人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替我调度最适合的访谈时段。

所以，当作品最终完成并即将发表出版，为了答谢月姐提供的线索及诸多支持，我需要一张她忙碌于公益现场的图片附于杂志上。然而那天电话接通，另一头传来的并非日常爽朗干练的话语，而是沉默片刻突然爆发的哭声：“我家的那个出事了！”我一惊，忙问：“怎么了？”

“他昨天被确诊得了癌，说是很罕见的瘤子，长在肠子上。”月姐的话音未落定，便被沉重的抽泣接续。

我从未见月姐如此的悲恸，这一发打碎了我头脑中对月姐的固有形象。月姐的日常是稳重端庄，在盛产女干部的S区，她算得一个标准“女干部”。脸部化着若有似无的淡妆，这样的妆容精致隐晦，不会太明艳，但细看确实是认真拾掇了的。喜欢品永川秀芽，办公室里悄悄备上一小盒。咖啡偶尔喝，抿上一小口，便掏出纸巾轻轻擦嘴角。通常情况下，和人说话，她都是面带微笑看着对方的眼睛，耐心倾听着，等人把话说完了她才开腔，而她说得哪怕再在兴头上，看别人有说话的意图，便会停下，给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一年四季，月姐几乎都是裙装，只是秋冬季节要套一件呢子大衣。有一回初冬季节开会，有人玩笑着从月姐大衣上摘下一个极小的绒球，然后告诉她背上还有不少这样的玩意，后来就再没看见月姐穿过这件咖啡色的薄呢大衣。羡慕五十出头的月姐头发乌黑油亮，四十出头的我已经长了许多白头发，月姐靠近我耳边轻轻说：“才不是呢，我也是白了三分之一，戴着假发呢！”半晌，又补了一句，“不然，白头发亮闪闪的露在外头，不好看。”说者无意，我的脸倒是红了几秒。

空闲时间，我也摸出手机在淘宝逛了逛，发觉假发不比想象中便宜，动辄几百元起底，想咬牙买一顶，但转念想到巴渝长达小半年的炎热，汗水本就自头皮奔流不息，若再顶个“帽子”，怕不是得一层盖一层的痱子，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心里格外起了一层对月姐保持形象的钦佩。

电话那头一直抽泣，我胡乱安慰着，因为面对这样突至的变故，旁人尚且大吃一惊，又如何能找到合适的言语宽和那灾难漩涡中的当事人呢？

“这可怎么办呢？”抽泣声里伴随着月姐的发问。作为我那本书的串线人物，月姐是那样的有勇气，她不该是发出这样一问的人。在采访中，我倒是常常会碰到遭遇婚姻挫折、家暴，被“重要人物”性骚扰举报未果的女人发出这样的一问。

月姐平时很少提及她的丈夫。我只知道，月姐管他叫老周。老周是个退役军人，现下在S区某局工作。月姐日常提得最多的是女儿，常常把女儿的漫画作品发到朋友圈或者私发给朋友，我收到过几次。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漫画很有时尚感。月姐的女儿小芊毕业于某美术学院工艺设计专业，因为热爱漫画，所以并没有着急出去工作，而是远赴日本进修。小芊2019年底出国，2020年春天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弥漫海外，即使学校开始长期上网课，各种花费白白流淌，也没有动过回国的心思。也是2020年春天以后，我频繁因为琐事皱眉发愁，月姐依然成日笑眯眯。“有啥好愁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月姐讲。月姐数年前遭遇车祸后，她从S区政府机关调到某群团组织，此后再无动静，大概半个月前，又调到区里的某局，这次改了“非”，做了一名普通“副调”。

在月姐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大致得知了这场变故的始末。

一个寻常的上午，月姐家的老周去医院做检查，为了一次偶然发现的十分隐匿的便血。通常，这种情况是痔疮所致。但是肠镜却发现了极严重的真相，在结肠拐弯部位，有一颗质脆易出血的肿瘤，现场检查的医生高度怀疑恶性。当过兵沉得住气的老周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不确定的巨坏消息告诉月姐。回家，妻子像往常那样絮叨着自己这次的调动，人老了，改了“非”，把现在的位置让给年轻人，本来，“80后”当下格外吃香……不当领导也好，少操一份心，只是不知道那新的单位，局长分管副局长管得严不严。男人听着，嗯嗯答着，垂着眼，盯着膝盖上摊开的那本旧汽车杂志，半天都没动一动。老周自己应该不很怕，因为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过战场，觉得从枪林弹雨里活出来就很幸运。其实，他是担心事情说出来，又没完全确定，家里倒先大震荡了。几天过后，病理结果出来，果真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且伴着极大的转移可能，接下来有一大堆无创或有创的全身检查，要继续隐瞒妻子显然是一件难事。于是月姐知道丈夫得癌了，并且凶多吉少。

他们托了人，好不容易挂上顶级专家号，但专家与他们把话说到一半，恰好还没讲预后生存期的问题，就被突然而至的紧急会诊打断了。顶级专家临走，把事情交代给一直坐在旁边的一个医生——因为口罩遮住了半张脸，从眼睛来看也算不得年轻。等专家离开，这个不大年轻的医生便挪了挪，坐在专家的位子上给月姐夫妇俩继续答疑解惑。说到预后，这个医生先瞅瞅老周，老周摆摆手：“没事，你讲。”医生点点头：“得等到所有检查出结果，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如果扩散了，那就几个月；没有扩散的话，还有希望。”

这会我给月姐打电话，正值她等待一张全身磁共振的片子。她在电话里情绪激动地哭泣，仿佛我的意外来电为她开启了一个泄洪的突破口。本来，我预计与她的通话在一分钟左右，只需告知她发图片即可，岂料一通电话却撞破了一起别人家的大变故。

我站在广场上，手里提着从罗莎店买的面包，小雨淅淅沥沥下着，因为一直同月姐说着话并关照她的情绪，罗莎店赠送的盛装面包的纸袋不知不觉湿透了，袋子突然一倾斜，险些掉落地上。一看，纸袋的一边提手已经湿透断掉。原来，看上去牢固的纸袋，并没有想象中牢固。通话结束的当儿，月姐又一再叮嘱我，不要向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说起这场变故。我理解她的嘱咐。怕将来工作出了岔子，领导多半认为是家事所累。于是，我赶紧地应承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给月姐打电话，想着问问最终情况。她依然在电话里哭泣。她告诉我，老周身上的肿瘤已经扩散了，从头到脚，都有。我赶紧问她：“那么医生怎么说，需不需要我帮着找人再看看。”

月姐说：“找人倒也不必了，这样的晚期，其实应对方法本就有限了。”

“还有，医生提供了几种法子试一试，说可能对延长生存期有效……”月姐补充道，“都需要自费，一个疗程可能要花上几万。”

“那你准备怎么办？”

“哎，总不能看着不管，还是试一试吧！”听起来，月姐下了决心。

难念的经

大半月过后，我接到月姐主动打过来的电话，这次她托给我一件事，替她介绍个律师，尤其是熟悉“遗产继承”“财产分割”之类的，她有急事要咨询求助。

我说：“你自己不是做过陪审员吗？难道你不认识人？”话一出口，那头一阵沉默，我才想起月姐是有自己苦衷的。然后，我连连应承，表示帮着找一个曾采访过的优秀律师。

“你不好奇我怎么就打起遗产的主意来了？”月姐突然问。

“这个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回答得很尴尬。

“说得对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月姐已经恢复了一些精神头，说话也像过去一样有条有理。

这时候我才知道，月姐家的老周，在二十多年前与月姐恋爱结婚时，已经历过一次婚姻，并且还有一个女儿，一直跟着前妻。因为各种缘故，多年来这对母女并不多于和老周来往，但她们如今也知道老周突然身患绝症且时日不多的消息。这一段，前妻生的女儿丹丹在老周跟前跑得很勤，丹丹老公帮着联系专家，甚至动用了自己表兄的朋友的朋友的关系。

“到底血浓于水嘛！”我帮着解说，往好的方面去启发月姐。

月姐在电话那头冷笑了一声。

大约五年前，丹丹结婚，甚至没有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发请柬，为了这个事，老周甚至找到前妻狠狠打了一场口水仗，这是他们分开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据说，老周是忍得住事情的。那年跟前妻刚领完离婚证，老周还没落实下住处，深夜加完班回曾经的家，敲门没人开，拿出钥匙捅半天开不了门，人家白天趁他不在已经换过门锁了。老周使劲儿憋回口气，在被小孩拿弹弓打坏的路灯底下跺跺脚，便径直回办公室睡下了。之后两个月“打游击”，住办公室、住朋友家，前妻和女儿连问也不曾问上一句，就这样，老周也没有动火。当然，老周想要陪伴亲生女儿丹丹走进婚礼殿堂的热切愿望，更加不能实现。前妻再嫁，丹丹并不认可继父。所以那天结婚仪式上，是舅舅把丹丹送到新郎身边，但继父还是得到了继女和女婿敬上的一杯茶。这一切，老周亲眼看见。他没有被邀请入席，那天中午在酒楼同一层的另一个包间独自点了酒还有两个菜，顺便藏在人堆中看了自己女儿出嫁的盛况。从酒楼回来，老周醉得又哭又骂，醒来被月姐一顿数落。

月姐只说老周此前在丹丹那里得到的冷遇，至于老周为什么和前妻及丹丹关系弄得那样不堪，月姐只字未提。但她强调，今时不同于以往，就这几天，丹丹他们两口子忙着往老周这边跑，连前妻都时不时打电话问候鼓励老周。

“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就这么几天肉就长出来了？”月姐愤愤说，“她们在想什么？人啊，就这么现实。”

月姐现在这么讲究，想来年轻时也精致，精致的女人有心气，又怎么会嫁给有过婚史还有孩子的老周？话都说到关键地儿了，月姐也就趁便向我解释了这个疑问。

在月姐的原生家庭，父亲要看母亲脸色，因为父亲不如母亲进步，而且母亲说话快且狠，像红旗轿车的车轮，又像尖利的剔骨刀。在买肉需要肉票的日子里，母亲特意在小厨房里装备了一把剔骨刀。红旗轿车把领导送回家之后，司机又顺路送母亲。一到家，母亲立时由一个严肃的机关女干部变身熟稔的家庭主妇，她直奔厨房，父亲已经待在那里多时了，他摘青菜淘米削萝卜皮，母亲从手头紧捏着的布袋里取出托人情买来的事先砍成两截的猪棒骨，再从墙壁上取下挂着的剔骨刀，贴着案板，把骨头上附着的厚厚一层肉，拿刀一点一点剔下来，就像门口的大花猫用满是锋利倒刺的舌头舔着已经被炸得焦黑的鲫鱼骨头——没有一丝多余的肉被放过。刮下的肉，被拿来做糖醋肉圆子，光秃秃的棒骨炖萝卜汤。

父亲小心翼翼炸着肉圆子，听着母亲的教训：“谁让你在大会上讲那个事情是虚的，你难道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上面抓的吗？你有没有一点头脑……”月姐大专毕业，刚分到单位就和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在家里，月姐谈到恋人满面笑容，母亲低头熨一件毛领子大衣，眼也没抬下：“哟，农村的呀，家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将来麻烦多哟！”月姐要说更多，母亲没再理她，但她跟母亲说起不久要带小伙子到家吃饭，母亲却爽快答应了。

星期天，小伙子来了，提了一大兜苹果香蕉，还带了一个崭新的大背包，说是专门给月姐父亲买的，听说这位伯父经常出差。母亲面上淡淡笑着，把水果拎到一个角落，说是明天让家里帮带幺妹的阿姨拿给乡下的孩子，又指着那个大背包，说：“我家出差都用箱子，虽说这背包比起箱子要便宜许多，但到底装不了什么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没用，我们不要。”母亲使的都是软钉子，不久，小伙子知难而退。再后来，月姐交往的几个对象，母亲都没看上眼，也都没成。在母亲退休的前一年，逼着当了大半辈子“窝囊废”的父亲离了婚，也就在那一年，快三十岁的月姐嫁给了老周。月姐跟母亲说：“反正无论什么人你都不会满意，那我干脆捡一个你肯定不会满意的嫁了，这样你反而没话说了。”

母亲扯着嘴角抛出冷笑说：“你这一辈子是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月姐很快跟老周扯了结婚证，婚礼是在老周北方的家乡办的，月姐离婚离家的父亲专门坐火车倒客车去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母亲则从始至终没露过面。父亲给女儿塞喜礼，也顺便跟她说：“别埋怨你妈，她还是心疼你。”月姐没说话，但母女就此彻底生分。过年过节去母亲那边，母女之间能好言好语小半天，但上不得饭桌，那饭吃着吃着，母亲就要发感叹，陈年旧事一堆摆上桌面，饭菜变了味。月姐在自家人面前，也做不得那么收敛，一来一回，擦枪走火，吵闹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