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慢走，下落不明

一

终于见到了曾祖母，一切尘埃落定。

零点时分，我才踏进家门。放下东西，一路小跑到老屋。老屋出奇安静。她躺在大厅右侧，七八个人在大厅外坐着。我掀开盖在她头上的红色印花棉被，喉咙有块石头，反复几次才说出：“阿祖，我来晚了。”她的额头明显发凉，像冬天摸在公交车扶手上。我又轻声说了一句：“你终于回家了。”铁水般的眼泪滴在她的床沿。我希望在遥远的天国，她重新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和先辈团圆。

我细细打量她，打量她的一生。

久违的笑容回到她脸上。最近两年，她一直被疼痛折磨，经常哎哟哎哟叫喊，黎明，黄昏，深夜，一直没有停止。她的双脚终于伸直。再次骨折之后，她第一次完成这样的动作。她的皱纹舒展开来，展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唯一的不同是嘴唇往里收缩，有些干瘪。她闭着眼，仍然和以前一样好看。我俯下身，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我拉着她的手，像拉着一条漫长的河流。

她不知道我经历了多么煎熬的等待和被人出卖的绝望。

接到消息的时候，我在玉林的北流市，到铜石岭风景区参观。下午三点多，入景区大门十分钟，电话响了起来。那边没有声音，我以为信号不好，找到一块空地，还是没有声音。我正想挂断，爷爷哽咽着说：“你阿祖去了。”没有停留万分之一秒，他挂了电话。我们村的人都这样，石头一样坚硬，绝不轻易显露悲伤。我感觉身体套上了千斤锁链，立刻矮了一截。电话的嘟嘟声像木棒敲击我的胸腔，我只看到一片空白。阳光灼烧皮肤，我依然感觉全身冰冷。我低下头，像有了严重的驼背，极力避开众人的目光。我的耳膜有一层结实的挡板，隔开他们的笑声。他们离我十几米远，却像隔着千沟万壑。在偏僻的角落发呆了几分钟，我确定自己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赶回家，马上赶回家。

她不知道我的脚步有多慌乱。我大口喘气，在广场上折返三四次，才意识到应该跑到景区门口看看有没有车。几分钟后我重新陷入绝望，周围没有一辆车，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不知所措，问售票员怎样最快回到酒店。售票员伸出头看看马路，再看看我，反问为什么不用打车软件。我掏出手机，哆嗦手指打开定位，输入目的地。我没有任何耐性，用力戳着屏幕，手指变成了长矛。

半个小时后回到酒店，把行李往箱子一塞，一路小跑到附近的北流站。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当天回梧州的车已经出发，玉林市总站也不会发车了。我更慌了，但来不及多想，跑出候车广场，求救于路边的摩托车师傅。他好像和我有很深的共情，马上表情凝重地调转车头，回过头用力拍两下后座，把上面的灰尘弹开，说十块钱可以载我到主干道旁边，那里还有玉林市总站到梧州的班车经过。每走两三百米，我都变着法子询问是不是确定有车，他用力点了四五次头，说每天下午都有一辆，时间肯定赶得及。

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看着他黝黑的背影，我觉得他是救世主。

九月的下午，接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我拖着行李箱在北流的主干道旁，双腿像被子弹击中一般软弱无力。我的目光紧紧锁住来车方向的四个车道，恨不得掘地三尺。我要穿过形形色色的铁块和货物，找到一块挡风玻璃上的“梧州”两字。弥漫的灰尘和斜晒的阳光让车道变得白茫茫，像起雾的河。流动的摩托车和五颜六色的身影不停摇晃，让我的目光无法停靠。在红绿灯处，泥头车和22轮大卡车挡住视线，我只能一次次侧身寻找。我一定要找到那辆车。我知道玻璃上的字足够大，班车也会停下来拉客，还是忍不住担心那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概率——司机的视线被大车截断，一脚油门呼啸而过，把整个城市甩在身后。

她不知道我对自己的天真有多后悔。一个小时后，我越来越担忧，也越来越怀疑。我问一起等车的人，往日这个时间有没有到梧州的车，得到的是语焉不详的答复。又过了一个小时，太阳降到山顶，一拨又一拨乘客上了车，我还站在那里。其间有个顺风车司机摇下车窗问要不要坐车，也到梧州，再等两个人就走。我像足球守门员，往左往右扑球，只能选择一边。我焦急地看着来车方向，觉得它既然晚了那么多，应该很快就到，于是在犹豫中摆摆手。司机很可惜地摇摇头，开车走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从下午四点半开始的三个多小时里，我这个守门员扑了个空。

她看不到绝望如何一次次放大我的疼痛。在异乡的马路上，我不想虚掷一秒钟。越来越深的怀疑，让我怨恨起那个摩托车师傅。我像搜集罪证一般，反反复复回忆他的表情和语言。我认定那个本地人已经入行多年，不可能对基本的班车信息都不了解。他的面善只是表象，他一定经常训练那种凝重的表情，变成极具诱骗性的伪装。他点头的时候一定在偷笑又宰到一个。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小，变得猥琐阴暗。我绝望又气愤，眼睛射出的光可以掼倒一头牛。我对着马路诅咒起来：“这个骗子，以后肯定不得好死！”

她看不到我挣扎之后的热泪盈眶。身后的黑夜将我驱赶。我决定不等了，向所有桂D牌照的车招手。十几分钟，没有一辆车摇下窗。我打开打车软件，盯着来车方向，输入目的地，选择拼车，十几分钟没有应答。我又重新输入，选择专车，直直看着屏幕。反复操作三四次，终于有司机接单，显示五分钟后到达。我像溺水时抓住了救命稻草，脸上生出两条瀑布。

二

当母亲因为我出生不会啼哭而惴惴不安，当我在巷子里蹒跚学步，曾祖母已经在这个十户人家的村子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见证她的老去。我对她最初的印象，是两个模糊的场景。一个是我趴在她背上，双手搭着她肩膀，在巷子里摇摇晃晃。她身上有风油精的味道。她用双手托住我，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会往下滑。出于本能，我用力揪住她的衣服。她反应过来后，慢慢弓起腰，突然用力一颠，顺势把我往上推，又直起腰慢悠悠地走起来。另一个场景是她在巷子里追着我跑，但是跑不过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追越远。我跑几步之后回过头朝她做个鬼脸，庆祝自己摆脱了束缚。她看到我停下来，用手指着我，气喘吁吁地叫我站住。我偏偏不听，转身又跑几步，再回过头对她嘿嘿笑个不停。

那时候她皱纹不多，脸上带着红润，但是身体纤瘦，干不了重活，最多只能挑大半桶泔水去喂猪。她的口音夹杂着普通话和接近粤语的方言。两种发音完全不同的语言从一个人口中拼凑出来，第一次听的人经常摇摇头说不明白。为了纠正她的发音，我经常让她跟着我唱粤语押韵的“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去睇龙船”，唱着唱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在梧州几十年，她的口音仍在提醒人们——她来自远方。

安徽省庐江县。初识这个地名，是因为她桌面上的旧信封。我八九岁，在她房间里玩耍，偶然打开桌面上锈迹斑斑的铁盒，发现了那个信封。信封有一部分被白蚁咬掉，上面有几十处牙印。还好白蚁只是咬到边缘，中间有字的地方完好无损。我还没认得几个字，上面的字又有连笔，并且经历岭南潮湿气候年复一年的打磨，模糊到有了重影，辨认起来很费力气。我认得上面的时间，它来到村子比我早六七年。我反复辨认寄信人地址那行龙飞凤舞的字，最后根据那个人的写字风格得出结论，上面写的是庐江县。至于它在安徽的哪个方位，我完全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安徽在哪里，离我家有多远。

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住在叔公家。房子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一百二十平方米，除去大厅、天井、厨房、鸡舍和杂物房，只有两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用来住人。空间本来就小，还要住七个人，只能在每个房间中央摆一套一米半高的柜子来隔断，当作四个房间。地面没有铺水泥，是拉着牛来回踩踏，再用木槌梆梆梆敲打，直到足够结实。地面颜色很黑，加上窗户比较小，白天在房间里找东西也经常要开灯。经历了无数次踩踏，大厅的地面凹凸不平，开了几条闪电状的裂痕。房子有两层，二楼是用三厘米厚的木板在梁柱上搭起来的，放置稻谷和农具。木板隔音不好，老鼠在上面爬，下面的人能从窸窸窣窣中判断出位置。听到老鼠的脚步声，她会做一个“嘘”的动作，让下面的人屏住呼吸，然后通过目光指定一个手脚灵活的人，抡起木棒蹑手蹑脚地从大厅角落的木楼梯爬上去，“咚”地给它来个了结。

叔公经常自豪地说，三四十根梁柱，每根都有两三百斤，是他从两公里外的山上拼命扛回来的。每次回忆起来，他都从口袋拿出乌黑的烟袋，拉出褐色的烟丝卷起来，用力舒缓一口气，像卸下长期压在身上的重担。两三百斤，是他那匹马承受的重量了。很多人笑着说他吹牛忘了谱。每次我向旁边的曾祖母求证，她都左右看看，跟着笑起来，没有说是真是假。

这就是她处世的艺术。江南女子的文静让她不急于争辩，不轻易否定别人。正因如此，叔公在我心里首先立起的是伟岸的形象，而不是个自吹自擂的骗子。人们喜欢聚在大厅和她聊天。村里也没有更惬意的地方了：位于村子正中间，离谁家都不远；前面是篮球场大小的晒谷场，再往前是鱼塘和田野，通风自不必说；长长短短的凳子比较多，村里人闲时围在一起也足够用。

我上小学那几年，特别喜欢听她讲起安徽。对我来说，安徽成了远方的符号，而她是连接两个地方的唯一纽带。在她口中，安徽的冬天比广西冷很多，屋里没有暖气，一觉醒来能看到窗户上挂着厚厚的冰。衣服晾在外面，没多久就会结冰，硬邦邦的，立在地上都没问题。

岭南地带湿度大，冬天气温还在四五摄氏度就让人苦不堪言。我用柴火烧水倒进桶里洗澡，往身上泼几下就见底，没沾到水的地方冷冰冰的。风吹过来，像刀子来来回回割在身上。擦干身子的时候，寒冷的刺痛让我忍不住跺起脚。刚上小学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黄豆雪叮叮卜卜地跳在瓦房上，桶里的水结出薄冰。我脚上生了冻疮，奇痒无比，像脚底爬满蚂蚁，找块木板擦来擦去，擦破皮还不见好转。听她说衣服都会结冰，我觉得她是村里最不怕冷的，对她肃然起敬。

再听下去，她自然又回忆起到广西的缘由。曾祖父年轻的时候是国民党一个通信连的连长，驻扎在安徽，1949年看到形势发生变化，想起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也没向家里带去任何信息，估计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不在了。想了几天，他谢绝了为他安排工作的好意，决定回家种田。她已经怀胎十月，到了桂林，肚子痛得很厉害，估计要生了，慌慌张张地往医院赶。没多久，爷爷就在桂林出生。

久远的信息零零碎碎，需要拼凑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我后来得知，曾祖父曾被抓去游村。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意味着有段时间一家人过得并不如意，遭遇冷眼和指指点点是难以避免的事。她还告诉我，曾祖父回到家乡后种过蘑菇，价格七毛一斤，和猪肉一样。好景不长，他瘦弱的身体撑不起常年劳累，六十六岁就去世了。她说出那些遥远的信息，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好像在陈述和自己无关的

事实。

她在安徽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虽然有过几次通信，但是她只在1980年和嫁到市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回去过。她们坐班车到太平镇，住了一晚之后赶往桂林，从桂林坐一天一夜火车到武昌，从武昌过汉口，又坐船沿长江到安庆，再转汽车到她家。路途确实遥远，农历八月初十出发，八月十五才到。她回去探亲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晚饭过后，以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她弟弟家里，努力回忆村子三十多年前的光景和邻里之间的故事，比如谁住哪间屋子，谁养过什么，甚至谁和谁曾经动过手都被重新搬出。“回来那天，弟弟还送了只大鹅，让你姑奶奶抱回来呢！”每次回忆起来，她都特别兴奋。

三

不可避免，巷子里的青苔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苍老。桌面上圆形的镜子，边框早就锈迹斑斑。镜子被碰碎后，她捡起最大的碎片继续用。年轻的时候肤质够好，她有了长时间照镜子的资本，到老也非常注重打理头发和皮肤，哪怕有了四五条很深的皱纹。那些皱纹，还有松动的牙齿，在立体又漂亮的轮廓中显得不值一提。倒是面对梅雨天气长出的青苔，上坡的时候她伸出手来，示意我扶一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以前总说：“你扶得了几

次哟！”

那时候我上初中，周末才能回家，确实扶不了几次。叔公在晒谷场上盖了新房子，她觉得自己老了，身体不中用，不知道哪天大限到来，给新房子带来晦气，怎么劝都不肯搬进去。从那时候开始，她独自住在叔公的旧房子里，生活由我家和叔公家轮流负责。她每天反复穿行在巷子里，从旧房子走到叔公家，又从叔公家走到我家。她经常慨叹双脚没有力气，上坡越来越慢。到了梅雨季节，巷子长出青苔，她走起路来身体前倾，上坡的时候弯下腰，双手几乎摸到地面，做好随时撑住的准备。

在能够勉强走动的日子里，她反对使用拐杖，也不想让其他人扶，特别是下一代。她特别不想让下一代知道她的老去，好像老去是一件羞耻的事。为了证明自己，别人一搀着她，她就加快脚步，但是短短五十米就要七八分钟。她的脚抬不高，几乎紧贴地面，每一步都会弹起灰尘。也许是我和她聊得多，她总会放心把手交给我。我的力气在变大，扶着她越来越轻松，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她的力气在慢慢减弱。我很默契地闭口不提，好像衰老只是她和我之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