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过后百花开

年边了，一向骄横跋扈的大风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地间突然安静下来，连续阴冷了好些日子。从早到晚，天空昏黄，让人难以分辨晨昏，就连准时啼鸣的大鸡公，也出现了乱啼。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天总要拄着拐棍出门仰望一会儿天空，然后满怀期盼地自言自语：难道是要酝酿一场大雪吗？要是真能下一场铺坪大雪，那该多好。

大雪意味着丰收，谁不盼望呢。

这样的日子，人们都不愿意出门，连牛也可以不放，让它安逸地待在牛栏里咀嚼干稻草。一大家子守着一盆木薯根火，母亲缝补衫裤的针线似琴弦般拉出岁月悠扬的琴声，父亲和我则争抢着埋头阅读《隋唐英雄传》《杨家将演义》《山林支队》一类的通俗小说或者连环画，火灰落了满头也浑然不觉。除了大姐，另外几个姊妹总是一声不吭地学着母亲织布刺绣或者做别的针线活。

父亲本来是极不愿意出门的，他是生产队的会计，没人能够顶替的会计。队长伯伯硬是将他拽走了，几个生产队里的人，在冷飕飕的田野里弯腰撅臀地丈量，听说很快就要分田到户了。

大姐十八岁了，婚恋的事搅扰得她像一只即将生蛋的母鸡一样焦躁不安，一会儿笑靥如花春风拂面，一会儿眉头紧皱冷若冰霜，一会儿对我这个唯一的弟弟关爱有加，一会儿又对我流露出嗔恨和不满，脾气时好时坏，令人难以捉摸。不知什么时候，她变成了一只刺猬。

这么冷的天，大姐非要挑甘蔗上街卖。

从我们村到县城街上有五六里路，空手走没什么，若是挑上百多斤甘蔗，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大姐计算过了，甘蔗能卖一毛钱一斤的话，她要卖掉一百斤甘蔗才能凑够钱换成一张大团结。

分手是她先提出的，她的未婚夫要她还回那十块钱，钱是两人恋爱期间，未婚夫在她身上花掉的。大姐要强，心想还清了他，互不相欠，从此一刀两断，见面已成路人，各自嫁娶，各为各小家，各奔各前程。除了卖甘蔗，再也没有能弄到钱的办法。甘蔗是自留田里出产的，我们生产队给每家每户的自留田不过几分。自留田就是一大家子整存零取的银行，平时的油盐酱醋牙膏肥皂，过年的压岁钱都指望它。

大姐主动提出分手的起因，是认为未婚夫软弱没主见，他家几兄弟不团结，下不了决心争取承包下他们村里上百亩的花果山。大姐当初跟他通过对歌确定恋爱关系，主要是看中了他们村那片集体果园，各村各寨都在传言要分田到户了，听说他们村集体果园打算给个别家庭承包。

头一天，大姐自己挑了一百斤甘蔗，还让我也扛了几根跟在她身后。大姐用卖了甘蔗给我买铅笔作业本另外加一本连环画做诱饵，让我像一条小鱼儿一般乖乖上钩。那年我八岁，读小学三年级。可是头一天一无所获，甘蔗十分之一都没卖出去，其实就是无人问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种有几分田甘蔗，县城里领工资的人少，大冷的天，谁舍得花钱买甘蔗呢？满怀希望进县城，垂头丧气转回家。

第二天，大姐又拉我跟她上街卖甘蔗。我颇有些不愿意了。挨冷受饿不说，还得承受路过的熟人异样的眼光。大姐提出只要一卖出一根或者半根甘蔗，立即给我买两个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圆吃。我又被诱惑了，管不了自己的两条腿，像条小狗一样跟着大姐出门。大姐担心我路上反悔，不敢再让我扛甘蔗了，她全部挑上。我又有些心疼她。谁能想到，第二天的遭遇，跟头一天一样。

第三天，大姐仍然要拉我出门，陪她上街继续卖那毫无希望卖掉的甘蔗。我悟出大冷的天卖甘蔗，比卖梳子给和尚还要困难十倍的道理，大姐却比牛还要犟，她跟甘蔗杠上了，好像我们家的甘蔗都是跟她争抢口粮的牲口，不卖掉一部分，人就要挨饿。

我躲到母亲身边，像一只小鸡寻求母鸡的庇护。大姐像一只凶恶的老鹰，硬是将我捉走了，同时还将小我两岁的大妹也捉走了。我和大妹成了她的俘虏。母亲敢怒不敢言，害怕不依着她她就犯病。母亲拄着拐棍，跟出门口，脸上写满担忧，叮嘱我照顾好大妹，她不敢叮嘱大姐照顾好我们兄妹俩。母亲怕大姐，就像老弱病残的母鸡害怕飞扬跋扈的老鹰那样。

第三天出门，望到村头那条小路，就跟望见一条毒蛇一样，我实在不愿意踏上它出远门。大姐像一个老巫婆一样具有不可抗拒的威慑力。大妹更怕她，她可怜兮兮地紧紧贴着我走，像一条鼻涕虫。

甘蔗是好甘蔗。父亲用花生麸猪栏牛栏粪下的肥料。是刚刚兴起的黑皮蔗。大人的手腕那么粗，两米多高呢，甘蔗皮黑红透亮，皮下藏着清甜的汁液，牙齿轻轻一碰就汁液四溅，这种甘蔗蔗渣很少，甜得你恨不得连渣都吞下肚。看着甘蔗一天天长粗长高，父亲的眼神像看自己的亲生崽女，更加小心伺候着，眼里全是一张张钞票，不敢对甘蔗动一下品尝的心思。哪怕一闪而过的馋嘴念头，都觉得是罪过。阿弥陀佛，那甘蔗皮里，吸纳的不正是父亲一天天挥洒到泥土里的汗水吗？

出了村子，一路上就没再碰到熟人。天气比前两天还冷，谁愿意出来啊，缩在被窝里，或者猫在柴灶边，是一年里难得的偷懒。那若有若无的阴冷北风，从高高耸立的墓碑后面刮来，好像嘲笑我们的不谙世事。那条曲里拐弯的田基路，在天气好的季节，我不知跟随父亲上街赶闹子走过多少回，放寒假前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跟父亲上街赶一回闹子的，自然再熟悉不过。可是被大姐驱逐着走在前头，我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常常停下脚步，回头偷看一眼大姐，总觉得大姐不像父母那样爱我，如果危险来临，父母肯定是宁可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护好儿子的，大姐呢，就难说了。我不停地回头，看到大姐偏着头扛着甘蔗，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汗水都濡湿了她前胸和后背的衣服，心里又不免心疼，为不能替她分担而愧疚。

总算走到了街上。大姐目标明确，一直走到百货大楼对面灯光球场高高的围墙下，才搁下甘蔗捆。因为赶路，她的脸红扑扑的，长长的睫毛透露出少女的天真执拗。她小心翼翼地从甘蔗捆里，抽出了专门为买甘蔗的客人削皮的镰刀，满怀希望地看向南北走向的大街两头。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到晌午了，大街上行人稀少。我心里呼唤着那些吃了火锅和大鱼大肉的富贵人，都出来买我们的甘蔗。哪怕价格压得再低都卖。至少傍晚回去的时候，大姐不用扛那么重啊。

可是，姐弟仨就那么呆呆地守着甘蔗，一连站了几个钟头，除了冷风，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问一下价格！

我真想跑去大街中央，拦住好不容易才匆匆走过的个把行人，可是那些人却像看出了姐弟仨内心深处的渴望，他们不是掉头就跑，就是低头而过，熟视无睹。

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因为风吹得实在冷，我情不自禁缩到了邻近的水煮汤圆摊主的身后，想让偶尔飘过的热气驱散一下身上的风寒。可是，热腾腾的熟食的香甜气味，勾出了胃里的馋虫，又叫人羞愧难当，无脸见人。就在这个时候，终于盼到一个后生崽，他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径直驶向甘蔗摊，驶向沉默不语的大姐。我心跳得厉害，以为生意终于来了，恨不得跑上前去提醒大姐，不能对访客冷眉冷脸，应该热情大方，笑脸相迎，只要给钱就卖，管它呢，卖得钱，我们先各自吃两个汤圆，喝上半碗姜糖水，暖暖身子呀！

没想到大姐竟然下意识地背过脸去，好像有意躲避那人似的，那人也不多说话，略一沉吟，只丢下一句——你只要还我一张大团结（拾元）就可以了！然后默默地转身，骑车走了。

我突然发觉那后生崽似曾相识——对，就是他！他就是大姐不顾一切恋上的对象啊。

大姐十四岁那年，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争得了生产队唯一的名额，跟一队二十多岁的光棍汉李超美到遥远的鸟源山，建设鸟源水库。大姐离家一年，在工地大坝都经历了些什么，我只是从她偶尔向母亲倾述的话语里得知一星半点，我不知道回来后大姐就患上了病，跟鸟源水库那段艰辛的经历有多大关系。大姐的病让无助的父母听从了远亲近邻的主意——给大姐介绍对象。

最早给大姐介绍对象的是母亲的三姐——羊公井的三姨妈。三姨妈比母亲长得精瘦，穿着整洁利索，因为三姨妈在她们七姐妹里，生的崽最多——五个还是六个，被认为是最有福气的，她自己估计也认为在亲姐妹里最有话语权吧，所以她坚决主张将大姐尽早嫁给她丈夫的亲侄儿。相亲那天，没出日头，也没下雨，阴天，他却一直戴着个“湖南帽（小型斗笠）”，这让大姐起了疑心。就在母亲默允了三姨妈的订婚请求，他满心欢喜地转身，情不自禁地摘下湖南帽。那一瞬间，大姐瞥见了他后脑勺鸡蛋大一块发亮的疤，大姐心里打了个激灵，立刻反悔了。可是三姨妈却以为驳了她面子，气愤起来，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母亲带着大姐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三姨妈又徒步二十多里路，来到我们村大声叫骂。母亲也为三姨妈说媒时故意隐瞒她亲侄儿头上的疤生气，但想到毕竟是亲姐妹，家丑不外传，几次央求三姨妈进屋慢慢商量，但是三姨妈在大姐没改变心意同意婚事之前，就是不肯进屋，坚持在村道上高声大嗓地数落到日头落岭。母亲害怕她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危险，又多次放下烧火棍，跑出去要拽她进屋住夜，但母亲最终拗不过三姨妈，三姨妈撂下绝交的狠话，一头钻进夜幕走了。

为了让三姨妈死心，大姐答应了跟大嫂去跟她娘家侄儿相亲。这个后生的长相，大姐倒还满意，可是看过他家的屋子后，大姐不愿意继续交往下去。

不久，大姐又顺从了嫁去新田村的大莲姐的说合，这回介绍的是她丈夫的堂弟，一个脸皮白净长相斯文的代课教师。大姐跟代课教师交往了几个月，不知为什么，两人就是找不到共同语言，找不到那种触电的感觉，两人相处得像兄妹，不像情侣。这桩婚事不了了之。

就在村里人为大姐的挑三拣四大嚼舌根的时候，大姐突然带了她自己通过赶会期对山歌看上的后生回村。

那天傍晚放学回家，我突然发现家门口的晒谷坪上站着个陌生人，嘴里无聊地嚼着根草茎，我揣想他应该是进我们家做客的，但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所以望了他几眼就进屋去了。屋里母亲正在灶头边忙碌，准备煮夜饭吧，我叫了声妈妈，示意我放学回来了，放下书包又走出大门口。他看到走出屋子的我，身上没了书包，终于肯定我就是他追求的客姑妹子的弟弟，于是急红了脸，忸忸怩怩地，想巴结我又不知如何入手，他不断地将咬断的草茎扔向我，算是同我打招呼，挽留我陪他一起玩耍。我心里想着要不要跑去找小伙伴玩打仗游戏呢，母亲就瞥见了我，母亲走出门口，笑着大声说，崽啊，叫阿哥啊！于是我明白这个身材魁梧却腼腆的陌生人，就是大姐自己看中的对象，我决定走近他，好好观察一下他。我们两个靠近了，他很紧张的样子，不懂怎么跟我攀谈套近乎。我呢，毕竟那年才七八岁，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懂问他些什么话，我们俩就那么别扭地站在一起。

我猜想大姐把他带进屋，就故意躲出去了，故意让他独自面对父亲晚饭桌上的考验。

父亲面相凶，其实却是个老实善良的人，只是向来沉默寡言，不擅交际。那年头，做客姑妹子的没经过父亲同意，没有媒人引荐，就带后生进屋，被视为破天荒的败坏族规的大事，母亲很害怕父亲突然坏脾气爆发，将客人骂走，把大姐毒打一顿。母亲找机会，教我一直陪伴在他左右，避免父亲进山背杉木回来，冲客人发脾气。看得出来，他也把我当成救命稻草。

天擦黑的时候，父亲终于拖沓着脚步，扛着筒杉木回来了。他终于壮起胆子，上前跟父亲打起了招呼，给父亲敬了烟。父亲面色还算开朗，接了他的烟，招呼他回屋坐。

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几个月前，大姐是让母亲躲在玉米地里，偷偷观察过他的，大姐这次突然带他回屋，算是得到过母亲的支持的。

好在家里备了些米酒，菜么，好在有一碟油炸花生米。他终于放松身心，跟父亲喝起酒来。喝过酒，他就算跟父亲混熟了，好像有没有大姐这层关系，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大姐直到第二天早上，一直没露面。晚上母亲特意安排我陪他睡地铺。第二天吃过早饭，母亲又让我送他走出村头。我估计大姐躲在村头的松树林里，俩人估计是约好了出到街上才走到一块儿。

那次之后，大姐经常在饭桌边，故意跟母亲透露一两句有关他的消息。消息是透露给父亲听的，母亲呢，只要观察到父亲脸色并不难看，就会小心赔着笑脸，算是赞赏了大姐跟他的秘密交往。母亲小心提醒过大姐几回，要大姐找福音伯娘将窗户纸挑破，充当媒婆，以便两人的婚恋走到明处，有序发展。大姐也没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