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父亲

1980年农历九月十二日，这日期我早忘了，是母亲告诉我的，她把它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放在箱底。那天什么天气，我一点印象没有，母亲说是阴天，风刮得桑树和楝树哗哗作响，鸡圈里旋着鸡毛，她给父亲系了条亲手织的红围巾。

那天下午，我在盐城黄庄自家猪圈旁，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我们俩都是五岁，他龇牙咧嘴气喘吁吁地搂着我，鼻涕干结在鼻孔里，嘴里的萝卜干味呼在我脸上，一只手钳住我一条胳膊，一只手掐我的肋骨。他力气比我大，我脱不了身，我在他布鞋上踩了一脚，趁他松手之际，一把抓住了他开裆裤里的小玩意，他立刻嗷嗷叫唤，摆手喊疼。他向我求饶，甘做手下败将，我松开他，他捂着裤裆跑开，跑远时回头喊道：“你等着，‘小上海’。”

他们叫我“小上海”，是因为我父亲是上海知青，他这会儿穿着松垮垮的中山装站在门口和母亲嘀咕什么，身上背着土黄色的帆布包，脚边放着蛇皮口袋，母亲正往里面放馒头。他愁容满面地看着我，在我有限的儿时记忆中，遥远而缥缈的父亲似乎一直是这种形象：身材瘦高，中分头，脸色蜡黄，戴一副老气横秋的黑框眼镜，眼神深邃，又带点幽怨。

母亲曾经对我说，你太爷爷是国民党司令，你爷爷是画家，你爸爸高中读的是上海中学。我对此毫无概念，我母亲的祖上世代为农，翻看族谱追溯到明代才出了个师爷。我对父亲的印象大多跟我和孩子打架有关，比如有一次我披着墩布似的破烂衣服回到家，母亲在抽风箱烧火，看到我的窘态咯咯地笑，父亲在给我的课本包书皮，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又打架了？我甩开他的手，咬着牙说，他们叫你蛮子。父亲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一头雾水，踢了一脚地上打盹的狸猫，去房间换衣服，丢下一句，真是个娘们。

到了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瘀青的脸上抹上草药，平静地说，打架了不用跟你爸告状，你爸是文化人，动口不动手的，哪像我们黄庄人，都是野蛮人。我不说话。母亲说，你认识西边的李驼子吗，卖烧饼的。我点点头。母亲说，李驼子就佩服你爸，说他和邻居为了地界争执了半辈子，后来你爸跟他讲了个什么六尺巷的故事，李驼子逢人就宣扬，说大城市人肚量就是大。

夜晚宁静，流动一股冷气，屋外竟传出阵阵寒蝉的鸣叫。我有点困乏，母亲剪去灯花，把我双手绷着的毛线收回去，说，去睡吧，明天还得上学。我突然想起有个黑胖男孩说过的话，他把我们聚集到一起，边抠鼻屎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黄庄的孩子打架爸妈从来不打不骂吗？一个高一点的男孩说，他们才懒得管我们，喂猪喂鸡，锄草施肥，都忙不过来。黑胖男孩抽了抽鼻子说，才不是这样，我们打架打累了，晚上就会睡得跟猪一样香，大人就可以……他卖个关子，不说话，脸上挂着坏笑，继续抠鼻屎。我们起哄，要说就说，大人们干吗？他压低声音说，昨天我被尿憋醒了，听见我爸妈房间“哎哎”的声音，我贴着门缝，看到他们光着屁股搂在一起。我们红着脸会心一笑，哦——原来如此。他给我们出了个馊主意，让我们睡在父母中间，不让他们好戏得逞。我问为什么这么做，他用抠过鼻屎的指头点了点我的脑门，说，你傻啊，他们再生个弟弟妹妹，我们就得去摇摇篮，哪也去不了了。

想到这我笑了，母亲问笑什么，我摇摇头。我没有睡在父母中间过，而且毫无必要。在我看来，父亲过于清心寡欲，有几次我起来撒尿，发现他坐在煤油灯下看书，他带来的一包书对黄庄人来说毫无用处，反倒招致他和母亲的矛盾。有一次母亲到地里锄草，叮嘱他看着天，场院上晒着玉米，结果他躲在屋里看书太入神，玉米遭了雨。过几天，父亲的书失踪了两本，一本糊了墙，一本放在茅坑做了草纸。他气得发抖，咬牙切齿，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他的眼睛黄褐色，布满缕缕血丝。我以为他要揍母亲，我希望他动手，好在男孩们面前为我文弱的父亲正名。结果他叹了口气，用衣服下摆擦擦镜片，戴上眼镜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我认为“小人”说的是我，我处处惹祸的确让他头疼，他始终不明白孩子们无休止的争斗有什么意义，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他看那些晦涩难懂的书有什么用处。

父亲拎上了蛇皮口袋，对我说：“你要听话。”这是一句废话，我要听他的话就得安安静静坐在屋里背书，不能打架，不能爬树，不能捞鱼摸虾，这不得憋死我？我以为他要去邻乡看望一道来的上海知青，后来才听说那人一年前就回城了。但我对父亲去哪一点不感兴趣，我正想着晚上去隔壁村看电影，并且一直惦记路上一处果园里沉甸甸的鸭梨。

我的手背被抓破了，渗出血珠，母亲从屋里取来眼药膏擦在我的患处。我问母亲父亲去哪。她平静地说，回上海了。我问她，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没说话，拎了桶猪食向猪圈走去。

父亲的离去未对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母亲更符合我理想中父亲的角色，一是她力气惊人，能轻而易举地扛起一百来斤的大米；二是处事干练，遇事绝不婆婆妈妈，三言两语，快刀斩乱麻。父亲偶尔会寄信来，夹着一小笔钱，母亲只有小学文化，读他的信非常吃力，我有时听得只言片语，什么“无失农时”，什么“尔体自重”，全都不知所云。母亲不得已会花上一块钱请村里代写书信的老先生读给她听，并请他执笔回复。我问父亲写了什么，她每次都说没什么，等我上到三年级，自认为能读懂父亲的信，但她一次都没给我看。我去问老先生，老先生用烟袋敲敲我的屁股，说行有行规，他这行不能嘴巴像裤腰。

母亲一生未提及他们通信的内容，我挣钱后准备贿赂老先生的中华烟也没派上用场，他已作古。我在求学、工作、结婚生子一系列艰苦碌碌的人生旅途中，一度忘了这桩事。多年后好奇心驱使，我问父亲给母亲写了什么。他脑子里切出过肿瘤，记忆出现模糊错乱，说话也常词不达意，会把“黄庄”说成“装潢”；更糟糕的是他恶劣的身体状况常让他恼羞成怒，小便时不是尿到腿上就是尿到鞋上，我看到他湿漉漉的裤脚和他厌恶的神情，担心书信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再次激怒他。父亲变得暴躁执拗，我想扶他坐在马桶上小便，他朝我发火，混账东西，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母亲把我叫过来，小声说，算了，尿壶我也扔掉了，他宁愿坐电梯下楼躲到树林里小便。母亲说父亲在黄庄时从来没有在野外如厕，有时在地里干活尿急，他非得跑回自家的茅坑，倒是母亲不拘小节，想方便时在田垄上旁若无人地褪下裤子。

1988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冷风飕飕地钻进不密封的门窗，我穿着臃肿的棉袄，棉鞋里垫了两层鞋垫，外加一层棉花，然而我的手上还是生了冻疮，指关节肿得像面疙瘩，奇痒无比。母亲叮嘱我不能抓破冻疮，会留下疤痕，我只好敲下屋檐下的冰凌在手背上搓揉解痒。母亲在我书包里塞进刚蒸好的馒头，这让我想起她送父亲的一幕，我问她在干吗，她说送我去父亲那。我以为我们母子是去投靠父亲，好一家团聚，但她说她不去，镇上有个人去上海办事，她托那人路上照看我。

母亲反复强调，她送我去父亲那是因为她已辅导不了我的功课，我并不相信她的说辞。在1988年，上学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邻居家的孩子已经决定去县里学理发，我们在多年的肉搏中最终相互体谅，握手言和，他答应学成归来给我剪一个最时髦的发型。我隐约感到跟父亲最后一封信有关，那天母亲没有去请教给她读信的老先生，她拿了我的《新华字典》逐字逐句查起来，读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信锁在箱子里，而是就着煤油灯烧掉了。

我早上到了上海，在一个弄堂门口的公交站下了车，父亲站在站台前向我招手，晨光隐去了他小半边脸。他还是戴那副沉甸甸的黑框眼镜，鬓角白了些，胡子拉碴，面无表情。上海热闹多了，虽然是个小弄堂，但街上人头攒动，车水马龙，街边的早市烟雾缭绕，香味扑鼻。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看到一家卖羊肉汤的，门口的汤锅肉香四溢，勾得我直吞口水。我只吃过一次羊肉，邻居家女儿定亲，他家杀了头羊宴请亲家，给左邻右舍各端了碗羊肉，母亲没吃，她说味道太膻，我吃了个碗朝天，晚上牙也没舍得刷，顾着回味肉味。

父亲问我吃大碗还是小碗，我说吃大碗，他要了两份大碗。我吐了一路，肚子里早没存货，吧唧着嘴狼吞虎咽，吃完肉喝尽汤，把碗底的胡椒粉也舔了。我眼巴巴望着父亲，他细嚼慢咽，才吃到一半。父亲问我吃饱没，我说没吃饱，他问老板汤要不要钱，老板说不要钱，他让老板给我空碗加满汤。汤加满，父亲把他的碗推给我，把我的碗端了过去，我犹豫片刻，埋头吃起来。他问我包里是不是装的馒头，我说是，他拿出一只，馒头冷透了，硬邦邦的，石头一般，他掰成小块浸在肉汤里，像吃泡馍一样。我问他为什么不再点一碗羊肉汤，他的笑容很勉强，说羊肉汤主要是喝汤，精华在汤里。我吃完父亲剩下的半碗羊肉，也加了一碗免费汤，我听到老板娘在嘀咕，说这两人真能省。我不管她怎么议论了，也学父亲泡了块馒头，身上热腾腾的，头皮冒汗，衬衣黏在身上，一股气涌上喉头，我打了一串脆生生的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座位。

我在父亲那只住了一年，回想起来，确实是我们重逢的那顿早饭最温馨。父亲领着我往逼仄的弄堂里走，弄堂两侧是老旧的民房，青砖上写着各种公示，墙边停着自行车，两个老人蹲在窨井盖边刷马桶，头顶上的电线东拉西扯，屋檐下晒着一排排衣服。父亲从一家裁缝店旁的铁楼梯上了楼，他住在二楼，门上的朱漆斑驳不堪，房间很小，一室一厅一卫。阳台上搭了个灶台，客厅里堆满了杂物，有一张黑色的沙发，沙发有几处破了洞，露出了海绵。折叠餐桌靠在沙发边上，沙发对面的柜子上有一台电视。我一屁股坐到松软的沙发上，问父亲电视能看不？父亲打开电视，转动天线，调出一个《加里森敢死队》。我看到魁梧的外国兵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冲锋陷阵，顿时觉得黄庄孩子们打架太小儿科。这张沙发成了我的卧床，这台电视机成了我对父亲恋恋不舍的主要原因，以致一年后我患了近视，我回到黄庄，母亲看到我也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吃了一惊，以为父亲返老还童了。

另一个上海女人的到来让我的处境变得微妙，她叫曹玉芳，父亲让我叫她曹姨。曹姨非常白净，手背上青色的血管像潜伏的蚯蚓，她脸形圆润，慈眉善目，有几分邓丽君的神韵。我住在上海的第二天傍晚，父亲从印刷厂下班回来，后面跟着曹姨，拎着一袋菜。我看了一天的电视，眼睛发胀，父亲和曹姨的身体显得模糊扭曲，像是重叠在了一起。曹姨在灶上炒菜，父亲给她系上围裙，两人谈笑风生。曹姨的手艺不错，或者说经由她手做出的新奇上海菜吸引了我，比如爆炒山芋藤。我不解地说，在黄庄山芋给人吃，山芋藤喂猪。曹姨夹了一根香脆的山芋藤塞到我嘴里，笑眯眯地说，在上海刚好反过来。不过我的注意力不只在佳肴上，我看到曹姨给我夹菜后，又给父亲夹菜。她左顾右盼，眼睛水汪汪的。父亲略显局促，总是有意无意瞥向我，观察我的反应。我为了缓解饭桌上的尴尬气氛，突然向我父亲发问：“什么是‘爬灰’？”这是我和黄庄孩子酣战中听来的，一个被我打得流鼻血的男孩边跑边回头对我说，你爷爷跟你妈爬灰。曹姨一口饭喷到了桌上，父亲故作严肃，憋红了脸，在她肆无忌惮的笑声下咧开了嘴，露出参差不齐的白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开怀大笑，说实话，他笑起来面目狰狞，笑容镶嵌在褶子里，眼睛成了一道缝，闪着幽幽的光。他们最终没告诉我什么是“爬灰”，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吃过饭，曹姨和我们父子闲聊，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九点。父亲不停看表，嘴角动了几下，提醒我到睡觉时间了，明天还得早起背书。我虽然上了半年初一，在父亲看来，我那点可怜的学识根本达不到上海学生的水平，他打算让我在家自学半年，重读初一。他要求我每天早上七点背英语单词，在他八点上班前我必须背熟指定范围的单词。我并不想立刻睡觉，电视上放起了《黑猫警长》，我正为老鼠们的命运担忧。曹姨起身说，那也不早了，明天再见。父亲送曹姨到门口，夜色下，他们头好像碰在一起，垂下两具缥缈的身影。

当曹姨每每吃过晚饭和我们聊天到深夜，我便想起黑胖男孩的话。黑胖男孩的计划未能实施，他被他父亲绑在电线杆上，一年后，父母生下龙凤胎，黑胖男孩垂头丧气坐在屋里，两只脚一刻不停晃动摇篮。电视总是在这时间段播出扣人心弦的节目，我不可能乖乖睡觉，而我每天保质保量完成父亲布置的功课，他又无法因为我沉迷电视而迁怒。半个月后，我早上醒来，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发现电视坏了，任凭我怎么转动天线调试，屏幕上始终是咝咝啦啦的雪花。我喊来父亲帮忙，他拍拍电视，扭动旋钮，转动天线，依然没信号。他嘴角按捺不住的冷笑出卖了他——他不可能和这次无缘无故的电视故障毫无干系，当天晚上他多次奚落枯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的儿子。他看到我去洗漱，穿上睡衣，兴奋地说，这就对了嘛，小孩子就应该早点睡。他打错了算盘，我不会让他们好戏得逞，我拿起沙发上的枕头，大摇大摆走进了父亲的卧室，对他说想跟他睡。父亲一直没有进卧室，他在沙发上和曹姨窃窃私语，我看了会故事书，想了会母亲和黄庄的孩子，不知不觉睡着了，一睁眼窗外大亮。楼下裁缝店老板养的画眉鸟叽叽喳喳叫唤，阳台上哧溜一声，父亲在做早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卧室睡，曹姨有没有离去，他上班后我在沙发上找到了几根香喷喷的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