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

何葆国

1966年生于闽南，中国作协会员，自由职业者。已发表各类作品数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同学》《山坳上的土楼》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潜入地里》等三十多部，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奖一等奖。

1

“老东结婚，有没有请你啊？”

孔多志一脚踩上门槛就冲着纪伟政问，但是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说错，连忙改口说，“是老东的儿子结婚，不是老东……”

纪伟政坐在一只塌陷的老沙发里，整个人像是瘫坐在地上一样，那扶手的皮革开裂出好多粗糙的口子，他的手按在上面，按了几下，身体也没办法往上升起一点，他的脑子就像他的屁股一样转不动，说：“老东啊，老东啊，结婚也不说……”

“不是老东，是他儿子！”孔多志再次更正说。他双脚走进了伟政家的客厅，这本来就窄小的厅堂，一下显得更局促了。

“老东啊老东……”伟政双手撑在扶手上，往上撑起了一点身子，屁股下的弹簧咚的一声，也往上蹿起一点。这时隔壁房间里传出一声异样的响动，伟政听到最高指示似的，整个人像弹簧一样往上蹿起，腿脚灵便地拐过茶几，就向隔壁房间急急如律令般扑过去。

那房间是卧室，满满当当对摆着两张床，一张是伟政的，另一张是他老爸的。他老爸快九十岁了，早年是马铺县味精厂厂长，眼下这房子正是味精厂三十几年前建的宿舍，而味精厂早已在多次的改革改制中灰飞烟灭，只留下两排破旧不堪的平房宿舍。孔多志还是马铺一中学生的时候，经常跟老东来这里叫伟政一起上学，那时候马铺城里的房子主要还是土坯房、木板房，钢筋水泥房尚不多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伟政本来也离开这里多年了，他是去年初监狱出来后，无处可去，又回到这里的——他学生时代的家，正好母亲过世，父亲需要有人照顾，他也总算有了栖身之所，而且据说他老父亲是享受离休待遇，退休金这几年上涨可观，基本上可以维持父子俩的日常生活开支。孔多志三不五时来这里坐坐，从没见过他父亲，但是卧室里稍有动静，伟政便十万火急赶赴过去，这让多志感受到他父亲巨大的存在感。伟政总是说，我现在啃老啊，要是老人家不在，我就没饭吃了。

孔多志在两座位的木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的茶盘不知多久没清洗了，茶壶的盖子掀开着，里面的茶叶都发了白霉。他想这应该是自己上次来泡的茶，五六天前了，上次来也是他洗的茶盘和茶杯，那洗的不知是多久之前的。这厅堂后面是厨房，光线暗淡，那里有个水龙头和水池，取水和洗茶盘都不是很方便，然而这几年，多志几乎每次来都要重复这不愉快的体验，今天他不想做了，口渴就忍忍吧，反正，什么事忍忍就过去了。

墙角柜上的电视机里播着国际新闻，画面很火爆，却是静音，多志在屁股下摸出遥控器，开了声音键，轰的一阵爆炸声立即在房间里炸响，从电视上看，到处兵荒马乱，难得自己还有闲暇来别人家看电视啊。

纪伟政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看了孔多志一眼，又在他的专座上坐下来——这只老沙发不知是老父亲从哪里弄来的，粗拙、笨重，皮革开裂，弹簧松弛，他从监狱出来重新回到这里，第一眼就看到老父亲坐在这塌陷的老沙发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父子俩阔别多年的相互对视，显得非常漫长而无趣。他来了之后，老父亲渐渐不出来了，把活动范围局限在卧室里，这老沙发就变成了他的专座，一坐下来，整个人便不由自主地往下沉，这让他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你老爸怎么样？”多志问。

“还好啊，还好。”伟政说，“现在我全都靠他了。”

多志笑笑说：“伟哥，你还有得靠，不错了啊，我什么也没有。”

伟政的身子在老沙发里耸动了一下，说：“靠一天算一天吧。”

“对了，老东儿子结婚，没请你我。”多志说。

“老东结婚，也没请你我啊。”伟政说。

多志愣了一下，猛然想起来——这可不是吗？原来伟哥的话大有深意。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老东在土楼乡中学结婚，他和伟政不知从谁那里听到消息，立即决定赶往土楼，那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通往土楼的班车每天只有上午一趟，他们只能站在路边拦过路的运输车，等他们找到老东在土楼乡中学的宿舍时，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两个人饥肠辘辘，都快饿晕倒在地上……

伟政叹了一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不请，三十年后不请……”

多志绷着脸，很严肃地问：“三十年前不请，我们去了，今天我们要不要去？你说要不要？”

2

毕福东、孔多志和纪伟政都是1966年生于圩尾街，从小玩在一起，彼此间互称老东、多孔、政委（后来改称伟哥）。上了初中，纪家搬出圩尾街，住到了味精厂宿舍，他们还是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上了高中，孔家也离开了圩尾街，他们三个人当中一个读文科，两个读理科，依旧是形影不离的铁三角。那时多孔和政委都有了自行车，老东就坐他们的车上学、回家，今天想坐谁的车就坐谁的车，随心所欲。高二那年暑假，他们还教会了老东骑车，不过直到高中毕业，老东家里也没给他买车。1985年他们都考上了大学，老东和多孔在福州，分别是福建师大和福建农学院，政委则考上了厦门大学。前面三年，他们联系得非常频繁，独创了一种联系方式，就是买一本软皮笔记本，老东在上面写了几页，拿到农学院给多孔看，多孔再写几页，然后寄给政委，政委看了，在后面接着写，然后寄给多孔，多孔看了，到师大找老东一起写，然后再寄给政委，如此往复不已。他们在共同一本本子上的书写，很率性，很真诚，写一些日常琐事，包括对某个女生的评价，有时则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写上好几页，也可以三言两语，有时还写诗，或者画个漫画。三年下来，竟然写了五本，每本都被手摸出了一种暖心的光泽。大四那年，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他们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少了。大学毕业，他们都回到了马铺，这时多孔和政委才知道，老东犯了错误挨了处分，所以被教育局分配到最偏远的土楼乡中学，他们来到老东还在圩尾街的家里，可是老东不愿意多说什么，三人相对无言，第一次感受到无话可说的尴尬。他们约好报到那天送老东到汽车站搭车去土楼，但是老东提前一天走了，后来他解释说是学校突然派人上门通知他提前一天报到，先进行政治学习一天。政委分配在马铺宣传部，多孔在水利局，他们办公室都有电话，虽然电话机被锁在了一个铁盒子里，但他们有钥匙可以打开，可惜土楼乡中学没有电话，他们和老东之间的联系还只能靠写信。

那天下午快下班时，多孔接到政委的电话说，老东今天结婚，你知道吗？多孔说，我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的？政委说，我听他们校长来宣传部顺口说的。老东大四那年在福州街头结识了一个中医学院的女生，她是个北方女孩，高考那年才随当兵的父亲来到福建，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她得知老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乡下中学之后，经常写信给他安慰和鼓励。书信往来中两人燃起了爱情的火花。老东在给政委和多孔两个人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个“命运派来的北方女子”小于的真挚热爱，也诉说了他的矛盾和困惑。他们明白老东的心境，内心里非常希望老东获得爱情，获得幸福，对那个视爱情如生命的小于，他们虽未曾谋面，心里早已敬佩得不行。听说分配在省立医院工作的小于专门请了婚假，昨天从福州转了几趟车来到土楼乡中学，今天上午跟老东到乡政府办了结婚手续，回来学校给同事们发了喜糖。多孔说，老东结婚也不请客，多冷清啊。政委说，怎么请？他在那么偏远的乡下，父亲不在了，母亲长年生病，几个姐姐都嫁到外地。多孔说，可是，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政委说，是呀，小于那么好一个女子，这也有点对不起人家吧。多孔叹了一声。政委也叹了一声。多孔说，我们去。政委说，我们去！多孔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我们要去给他们祝贺一下。政委说，老东没什么朋友，就我们两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不去还有谁去呀？多孔说，走。政委说，走。两个人说走就走，但是下午已经没有前往土楼乡的班车了。从马铺县城到土楼乡五十多公里，那是一条坑洼不平的盘山公路，叫做天岭，多孔和政委虽然都是本地人，也在政府机关工作半年多了，都还没有走过那条路，倒是常常听人说起那些陡坡和急转弯，心生畏惧。但是那时候，他们只想着怎么越过天岭，赶去祝福朋友，什么困难什么麻烦，想都不想。他们一路走到进土楼乡的路口，决定站在路边拦过路的运煤车或运木材车，这是唯一的选择。

向晚的风吹到身上，多孔和政委都打了个哆嗦，他们双手抱在胸前缩着身子，双脚不时在地上踢几下。前面有大车跑过来了，他们赶紧就抬起手，不停地挥动着。往土楼乡走的都是空车，哐隆哐隆，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卷起一阵阵尘土。他们不停地招手，可是司机根本就看不见，或者看见也不想搭理，然后一片漫天尘土几乎把他们掩盖了……

一小时左右过了五部大货车，可是没有一部车停下来，眼睁睁看着它们从面前驶过去，头发上、衣服上蒙了一层灰土。他们一边搓着头发、拍着衣服，一边继续耐心地等待。天色暗下来了，听到了车声，还有车灯扫过来，他们往路中间移动了几步，这样有点危险，但为了拦车，他们也是豁出去了。

一辆大货车哐隆哐隆地跑过来了，两个人站在路中间不停地挥动着四只手。大货车嘎地刹住车，司机探出头来骂了一声。两个人兴奋地走上前，请求搭顺风车，把他们捎到土楼乡。驾驶室坐满了人，要搭车只能上车斗，而且车也不到土楼乡，只到离土楼乡还有十几公里的仙都村。两个人相视一眼，眼色中达成共识，即使这样也要走，到了仙都村再想办法，那里总归更接近老东和小于了。

两个人手忙脚乱爬上了空荡荡的大车斗，还没站稳，大货车就往前蹿去，他们一下全都摔倒了，幸好这是运木材的车，要是运煤车就摔出一身污黑。他们抓住栏板站起身，行驶中的大货车像一头猛兽往前撞开黑暗，拧着身子在黑暗中左右腾挪，他们一会儿被甩向左边，一会儿被晃到右边。夜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竖起来了，身上的衣服也吹得哗哗响。多孔说，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站在车斗上。政委说，你说什么？老东也真是！多孔说，老东一定想不到我们会来。政委说，从没这么搭过车，人生第一次啊。两个人发现说出来的话有时被风吹得含糊不清，有时被车震得支离破碎，他们干脆就席地而坐，靠在车头的角落里，一手抓着栏板，把两只腿伸开来，这样全身感觉舒服了一些，避开了越发凛冽的夜风，说话也能听得清楚了。

多孔说，小于一个北方姑娘，自己跑到土楼乡嫁给老东，这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啊。政委说，老东受了磨难，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多孔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没有亲人祝福，连一个朋友也没到场，那实在不行啊。政委说，是呀是呀，我想我们要是今晚不来，以后心里肯定会很不安的，虽然老东没有通知我们。多孔说，他是不想麻烦我们，他犯错误被贬到土楼乡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沉默了。政委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来，我们要对得起朋友，也要对得起爱朋友的人。

大货车在夜色中爬山越岭，一路颠簸跳跃，把车斗里的两个人震得全身都要散架了。多孔和政委又渴又饿，五脏六腑像是被筛子上下左右地筛着，脑子里嗡嗡直响——车停在了路边，司机喊他们下车，他们还恍若在车上摇晃，听不到司机的喊声。司机不得不登到踏板上，冲着他们大声地喊：还不下车啊？我到啦！

两个人惊诧地爬起身，哆哆嗦嗦地翻过栏板，从车上爬了下来，两脚落到了地上，他们似乎还没缓过神来。司机说，前头有部拖拉机正好要去乡里，还不快去！两个人怔了一下，也顾不上说一声谢谢，就往前头跑去。

前头的手扶拖拉机已经砰砰砰地向前走了，他们两个人喊叫着追了上去，多孔身手比较敏捷，踩到踏板一脚蹬了上去，然后返过身，朝政委伸出手，一把拉住他，把他也拉了上来，两个人一起摔在了车斗上，但是想到终于赶上了这趟专机似的拖拉机，他们还是开心得哈哈大笑。

拖拉机停在乡街上，这里只有一条狭窄、漆黑的小街，一间杂货铺还开着半扇门，漏出一道昏黄的光线。两个人一边摸着被震痛的屁股，一边走向杂货铺，一问土楼乡中学就在前头拐弯几百米的地方，不由得松了口气。多志突然想起来，说，我们要给老东包一个红包啊。两个人把身上的钱凑起来，共有10元票十张，5元票四张，还有其它零票若干张，他们决定包一个120元的红包——这在当年是很大的礼金了。多孔向杂货铺老板讨了一小片红纸，把钱包起来，政委还借了圆珠笔在上面写下“永结同心”四个字。多孔看到桌上一只空罐子插着一枝山上采来的哆尼花，那紫红的花朵把昏暗的店铺映照出一种说不出的美丽，他掏出身上最后5元钱，对老板说，把那花卖给我吧，我朋友今晚结婚，正好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