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桂林（四）

一、梁巨川

桂林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产生过影响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我认为不是王鹏运、况周颐的临桂词派，也不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而是梁漱溟。梁漱溟倡导的乡村教育，至今依然有意义。

人生读书最宜读史，21世纪初，读点20世纪初的闲史，也蛮有意思。上世纪20年代，于知识界而言可谓风云变幻，先知先觉者如王国维，似乎已经看到了20多年后的情状，预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智者的眼力可以穿透时光，但无力改变，所以只能预言。这位写过《人间词话》三种境界的国学大师，选择六月一个晴朗的日子，自沉于昆明湖。有人说他殉清，其时清早已覆亡，颐和园的草木，已枯荣了十七个春秋，他殉的是道义。

要说有谁殉清，另一位士绅更接近，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角，桂林人梁巨川。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但如果告诉各位，他是大儒梁漱溟的父亲，就比较清楚了。一百多年过去，世人只记得梁漱溟，不知当年巨川先生之死，乃惊天动地之事。

巨川是字，其名梁济。祖上是桂林人，不过梁家早已入京，梁巨川父亲是道光庚子年的进士，梁巨川本人是光绪乙酉年的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三十五岁时得子梁漱溟。巨川先生身为朝廷命官，目睹清廷之末日乱象，深知王朝兴衰乃大势所趋，心中时有伤感。

不过他不排斥新思潮，只是不主张暴力，在得知梁漱溟参加同盟会活动时，他并不阻止，而是对儿子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要革命？倘若大势所趋，坦然接受就是了。如此苍生可免涂炭之苦。

梁巨川虽不鼓励儿子参与革命，但对革命党人素有敬佩，尤其对同姓新党梁启超的才智极为倾慕。有段时间，听说任公来到京城，梁巨川欲面见结交，并索扇面作为留念。他比梁启超年长十五岁，不惜亲往梁宅求见达五次之多。

彼时梁启超是京城的红人，每日应酬无数，只把这位前朝官宦，视作迂阔之人，竟一次也没接待。梁巨川后来看见，梁启超为武生谭鑫培（艺名小叫天）题诗，心中很是不快。他在日记中写道：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竟无暇为我题字。

梁巨川的官位不高，但心气是很高的，王国维自沉前九年，也即1918年，梁巨川写下万字《告世人书》，昭告天下，自己要为时代尽忠殉道：“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

“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

“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覆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配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

“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

梁氏的遗书，字字铿锵，句句啼血，如今读来依旧动人，可触及其拳拳之心。这个一口纯正京腔的桂林人，显然是保守派，既不能容忍官场的腐败，也不愿看到民众的觉醒，然而政见虽不同，却自有其风骨，其遗书中信仰之豪气，绝不亚于谭嗣同那句“流血请从嗣同始”。

11月的北平已初显寒意，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梁巨川选择这天离开世界。临出门时，他与儿子梁漱溟闲聊了几句，他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彼时在北大当哲学老师，他回答父亲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巨川说，能好就好啊。

京城没有河流，梁家住在城北的小铜井胡同，附近有水名积水潭。梁先生缓步出门，随后自沉于潭中。一条巨川就这样终止于一汪积水。这天是1908年11月14日，也即农历十月七日，是梁巨川的六十岁生日，人生刚好一个六十年轮回，一天也不多。

1915年，也即梁巨川自沉七年后，梁漱溟将先父的遗稿整理成册，以书名《桂林梁先生遗著》刊印面世，其中收录了梁巨川日记。梁漱溟专门寄了一册给梁启超。梁启超读后大为羞愧，给梁漱溟复函表达歉意。

任公在信中写道，梁巨川殉难后，自己曾在报章上读到《告世人书》，“感涕至不可仰，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之积弱”。并请梁漱溟于春秋祭奠时，代为表达敬意。

梁巨川自沉的地方，原先是有纪念碑的，如今不但碑没了，梁氏父子的故居也没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个世界有没有如梁漱溟所说，一天一天往好里去，我们不好评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类向善的路途上，我们只是跟随者，不敢妄言有所超越，能避免在先人趔趄的地方绊倒，已属万幸。

二、阳太阳

熟悉桂林的人都知道，桂林市区有两条江流过，一条是漓江，另一条是桃花江。这桃花江由西边逶迤而来，两岸树木葱茏，每逢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杂树生花，是赏花的好去处。都说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这话还真不假，除了粉色的花儿，江边还有大眼睛的美人儿。

我常去的一家米粉店，在路口村，也就是通往临桂新区的一个路口。店家有两个女儿，从小闻的是柚花香，喝的是桃花水，长得那叫一个标致，活脱脱一对米粉西施。刚去时只有十六七，转眼就嫁人了，又过两年，都有了孩子，见我就叫伯伯好——我以前习惯于被叫叔叔，乍一听还有点愣，后来想想也是，桃花江边的小美人都做妈妈了，我自然成了伯伯。

如今粉店分成了两家，分别由两个女儿看护，相互有些竞争力，更满足了食客的口福。看米粉西施做米粉，自然有视觉的享受，不过要论味道，还是小伙子做得好，冒粉的火候，配菜的刀工，卤水的多寡，当中的微妙分寸，都是小伙子拿捏得比较准。

风景好的地方，不但产美人，还出大画家。桂林山水养育了很多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李可染、吴冠中、宗其香、白雪石都画过桂林，不过他们都是外省人。那么如此秀丽的山和水，有没有养育出杰出的本土画家呢？有。

芦笛岩大家都知道，是与象鼻山、七星岩齐名的风景区，桃花江经过芦笛岩时，转了一小弯，留下几座小村子，其中一座叫庙门前村。上世纪初，村里有个遗腹子呱呱坠地，这孩子接了山水的灵气，面相聪慧，长相也清秀，七岁离家进私塾求学，后来几十年先后在上海、日本东京和广州开画展、办学校，赢得荣誉无数，曾任广州美院院长。他叫阳太阳，是桂林继石涛之后最好的本土画家，也是中国当代美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说石涛是桂林人可以，说是桂林画家就未必了，他早年离开桂林游历江南，后定居扬州。阳太阳则在桂林度过一生，一生都生活在山水间。阳氏对画坛的一大贡献，是创立漓江画派，推动本土画派与外省画派，尤其与岭南画派、江浙画派的交流，在切磋山水画技巧的同时，提升山水画的艺术境界。后一点格外难能可贵，给桂林本土画家走向世界，洞开一扇明亮的窗。

要说本土画家的局限，那就是见识。桂林画画的人不少，也曾出过绘画的神童，叫画童。由天津而来的大画家李骆公，曾专门辅导过那些孩子，不过仅靠童年的认知，是成不了大器的，更多的学识和技艺，需要后天的积累。

想当年阳太阳在日本参加油画展，画作曾与现代西画大师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同场展出，丝毫不逊色。阳太阳给过先父几幅画，其中一幅是牡丹与蝴蝶。那牡丹不似北方画家笔下的大红大绿，只是略施粉色，点染得很精致，总让我想到梅花或桃花。

阳自小在桃花江边长大，心中装满了桃红柳绿的美景，想来提笔作画时，笔下画的是牡丹，心中想的或许还是家乡的桃花。庙门前村距离芦笛岩也就两三里地，以前只有田埂可走，现今修了步道。游客看过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后，不妨下山走走，穿过芳莲池走几分钟，就是庙门前村。

那里有阳太阳故居，有新盖的纪念馆，村口还有一棵大树。过这村子再往东，是张家村、合家村和桃花江边的鲁家村，鲁家村也有粉店，运气好的话，没准还可以看到新一代的米粉西施。

三、龙子仲

我与子仲君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他在学报做编辑，住在王城东北角的教工宿舍，每次去找他，都要穿过一处洗衣服的地方。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你足。我曾对他开玩笑。子仲常说80年代是令人怀念的岁月，我则说怀念80年代的人都是善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时刚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眼前忽然出现广阔的想象空间，善良的人会感受到幸福，就像刚成长起来的少年，哪怕没有初恋，心中也会有春意荡漾。

子仲的学问是没得说的，民俗、宗教、文字学、编辑学、古文献、文学批评、随笔创作，凡涉及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尤其是古代文化的造诣，同辈无有出其右者。他对西学的理解也很透彻，常建议朋友多读些基督教的书，认为西人的社会批判意识，其实来源于信仰。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子仲的价值在于其风骨。

国人历来是很看重风骨的，风骨是文化人的立身之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面对浊世，谋与不谋是良心的分水岭。蔡京不能说无才，但因为与昏君沆瀣一气而落下无德的恶名;谢朓诗名不可谓不高，却因助纣为虐留下灵魂的污斑;侯方域也曾有“古月还窥神女庙，孤舟直破大王风”的豪气，但晚节不保降了清，连李香君都瞧他不起离他而去。

国人推崇的是竹，还有竹林里的贤人如嵇康。竹有节，竹林七贤有气节，这是我们的历史观。不过也许是东方专制太厉害的缘故，一般人哪怕厌恶权贵，也只敢不合作罢了，我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至多借酒装疯披发佯狂，如郑板桥那般醉酒画竹，说白了还是想用酒做自我保护。传统文化人的姿态是躲，而子仲超越了这一点，他的姿态是不仅不躲，还要迎头痛击。

有的人面相厉害，内心很软弱;有的人表情温和，思想如剑一般犀利。子仲属于后者，他的文字是带刀锋的，刀锋指向假学者、伪大师、追名之辈、逐利之徒、学霸财阀，还有各级在位的大小官吏。我从未见哪位官员喜欢他，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撞刀口上自取其辱。这一点是他有别于传统士人之处，而更接近西方批判主义思想者。

人的爱与憎要分明，憎不清晰，爱也是无力的。再者，这些年中国人钱多了，操守少了，无论官场还是文化界都一派堕落景象，吃花酒的官员多，逛窑子的文人也不少。但子仲素来洁身自爱，绝无传统文人偎红倚翠走马章台的陋习，做人的境界丝毫不低于做文。这一点至为可贵。

这里有自我砥砺的修行，也得益于对鲁迅的研究。子仲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是一本读《野草》札记，这本书与其说是研究鲁迅，不如说是借研究之名，浇胸中块垒。他在阅读中看见了鲁迅的困境和内心挣扎，子仲也有子仲的挣扎，而这挣扎除了他自己知道，能洞悉，能相助的也没几个旁人。在挣扎中思索并成长，是思想者必修的灵魂功课，而一个人一旦拥有灵魂，孤独是他的宿命，自由是他的品格。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龙回大海，子仲西归。桂林有子仲，是桂林的幸运，本地三报一刊都发表了追怀感念的文章，这多少给新朋旧友一点安慰，虽然子仲本人是不在意的，他若听闻此事，想必会露出惯常平和的微笑。

鲁迅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作暗夜，暗夜里也是有风的，风的存在不会因为夜的深沉而消弥，所以波兰人米沃什说：“我是刮在黑暗中又消失了的风，我是去了不再回来的风。”暗夜里唯有火能传达思念。清明将至，谨以此文做引火，将怀想送向彼岸——我宁可相信生与死只是在河的两岸，而不是九天和九泉。

记得一次跟子仲聊天，他说起京城的皇家园林，说里面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但官员很头疼，因为散步时常有鸟屎落下来。于是有大官员每次出行，都要侍从撑上伞，哪怕艳阳高照的三伏天，也照样撑伞出游。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觉得够滑稽。

转眼间，子仲去世已逾十年，每每想到他，不觉得有什么怆然，因为他是个心境平和的人，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若跟他相处，会感到天地宽阔，忘却现世的促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