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极端和民粹政党的发展动向及影响

【关键词】欧洲极右翼  民粹政党  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

2024年，全球迎来史上规模罕见的“超级选举年”，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至少50个国家将举行全国性大选，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不确定性空前上升。在欧洲，除了6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外，葡萄牙、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还将举行全国性选举，德国东部三个联邦州也将迎来州议会选举。大选之年的一系列重要选举成为欧洲的政治“风向标”，欧洲一体化再度面临“方向之争”。极右翼政党和民粹政党（以下简称极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带，而在时代变局下，极右翼/民粹政党在不少欧洲国家走强。有鉴于此，一些欧洲政要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视为“决定命运的选举”，认为其结果将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前途方向。极右翼/民粹政党能否突破主流政党筑起的“防火墙”，推动政治光谱集体右倾，无疑将对欧洲政治生态以及一体化进程产生深层影响。

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内涵

不少人对于右翼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个概念存在误解，时而将其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存在本质区别，一些较知名的民粹政党也主动与极右翼言论保持距离，避免被公众贴上极右翼政党的标签。

一、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

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概念。德国学者巴克斯和杰瑟认为，政治极端主义是“各种拒绝民主宪政国家及其基本价值观和规则的政治观点及活动的总称”。换言之，极端主义涵盖各种反对民主宪政国家基本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活动。[1]不少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是与民主有着本质区别的对立概念，是与民主宪政国家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秩序，具有违宪、排外等基本特征，其概念不能单独存在，而是作为“民主宪政国家的对立面”依附于其他概念和价值。[2]与极端主义的概念不同，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将社会划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群体，并认为政治应当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3]德国学者穆勒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反多元主义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德纯洁的人民同不道德的精英相互对立，要求道德上的单独代表权，以真正纯粹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4]

穆勒强调，民粹主义始终是一种身份政治的形式。[5]事实上，极端主义同样具备身份政治的特征，其与民粹主义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右翼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是一个种族及文化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反自由、反多元主义的国家理念和社会理念。与此相反，民粹主义尽管可以被界定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但自身内涵有限，只是一种“单薄的意识形态”，是由少量核心要素构成的叙事，而不是前后连贯的学说体系。[6]极端主义围绕民族/种族这一核心话语，发展出一系列极端保守主义和排斥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例如大国沙文主义、排犹主义、排外主义等仇恨和极端思想，其政治理念违背了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平等权利等基本原则，从本质上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反之，民粹主义围绕人民这一核心话语，提出反建制的要求，其政治主张并不挑战民主宪政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本身甚至不具备某种固定的核心理念内涵，而是倾向于与其他意识形态相结合，也因而衍生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等不同形态。

二、极右翼/民粹政党的界定

与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相对应，极右翼政党和民粹政党是两种彼此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政党类型。极右翼政党是典型的“反体制党”，即反对现行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公开宣扬极端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新纳粹话语，一些极右翼政党还美化历史上的纳粹政权。[7]民粹政党则是典型的“反建制党”，即反对现有政治精英集团，但极端化程度较低，不像极右翼政党那样表现出反民主、排外、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公开破坏民主的根基。[8]换言之，这两类政党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现有国家制度的态度上，极右翼政党反对现行政治与社会体制，拒绝甚至攻击其基本政治原则，而民粹政党多以反建制、反精英的抗议党姿态成立，不明确对抗现有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

这两类政党的差别也体现在欧洲各国对于具体政党的定性上。在德国，目前被宪法保卫局整体界定为极右翼政党的共有5个，分别是家乡党（2023年改名前为国家民主党）、右翼党、第三条道路、自由萨克森人和新势力党，他们都是政治影响极其有限的小党。[9]而德国选择党被界定为右翼民粹政党，该党在萨克森州、萨安州和图林根州等德国东部地区的党组织被定性为极右翼组织，该党的青年组织则被定性为极右翼嫌疑。德国选择党刻意避免公众对其形成极右翼政党的认知，在联邦宪法保卫局2020年将其派系“羽翼”定性为极右翼组织后，该党就敦促解散了这一派系并开除了个别发表极右翼言论的高层。在法国，国民联盟（2018年改名前为国民阵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自身的民粹主义定位，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意愿，刻意摆脱种族主义、“新纳粹”、极端主义等负面标签，推动公众对其认知实现“去妖魔化”。

欧洲国家对于极右翼政党和民粹政党的应对也存在明显区别。民粹政党不在国家宪保机关的整体监控之列，而对极右翼政党，欧盟及其多数成员国均将政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并列，视其为民主法治国家的共同挑战，持续追踪极右翼思想的传播情况，并对极右翼政党采取电信监控等措施。例如，德国政府设立专门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联合防御中心，自2011年起每年向宪法保卫机关拨款2500万欧元采取应对措施，[10]2021—2024年更斥资10亿欧元打击极右翼和种族主义。[11]

极右翼/民粹政党的特征

与传统主流政党相比，极右翼/民粹政党在政治纲领、组织动员和社会基础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一、政治纲领

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边界并不清晰，相互之间甚至是流动的，极右翼政党时常将反体制和反建制话语混合使用，而民粹政党也不同程度游走在极端主义边缘甚至与其合流，给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带来挑战。极右翼/民粹政党最核心的概念是民族和人民，极右翼政党同时还强调基于血统论的种族概念，两类政党在此基础上建构保守主义话语，强调基于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文化和文化共同体，其核心思想是种族或者民族归属决定个人价值，应当仅赋予本国国民以基本权利。极右翼/民粹政党围绕人民、民族、种族等核心话语，发展出一系列有别于主流价值观的政治纲领和立场。

在移民政策上，极右翼/民粹政党宣传基于生物特征的民族理念，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渲染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种族和文化“异化”，煽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针对个别群体的排外主义，例如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炒作移民带来的安全问题，反对本国成为移民国家，并抵制欧盟移民政策，要求限制移民、拒收难民、关闭边界。在福利政策上，极右翼/民粹政党打出“本国优先”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旗号，代言小人物利益诉求，主张实施本国优先的福利沙文主义和福利民族主义，要求只为本国国民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赋税。在欧洲政策上，极右翼/民粹政党要求维护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地位，质疑欧洲一体化的前进方向，反对继续向欧盟转让主权或支付高额会费，不同程度提出疑欧和反欧元主张，甚至要求本国退出欧盟。在家庭和人口政策上，极右翼/民粹政党提出基于种族基因的家庭政策措施，例如，德国国家民主党在2021年竞选纲领中主张通过积极的家庭和人口政策保障“德意志民族的存续”，要求只为德国家庭的母亲提供根据生育子女数量递增的工资。[12]在教育、卫生等其他政策领域，极右翼/民粹政党同样表现出种族优劣思想和排外色彩。此外，部分政党主张分离和独立运动，例如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的核心诉求是弗拉芒地区独立。

二、组织动员

与传统的中右翼政党相比，极右翼/民粹政党在政治沟通和动员选民方面表现出鲜明特色。一是善于搅动身份政治，发掘和调动社会当中潜在的害怕、失落、不满等集体心理，重点面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社会群体揭批政治或社会弊端，试图激发共鸣、左右民众的基本判断。二是采取煽动性的政治话语，多运用具有反智主义色彩的话语策略，采用简单易懂、坚定有力、直达人心的政治口号，遵循标签化、情绪化、批判性和抗议式的行动逻辑，渲染大规模移民或欧洲一体化给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诉诸示威游行等街头政治，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三是采取直接的沟通方式，对传统主流媒体持极度不信任态度，主张取消中间环节，实现与纯粹民意的直接沟通。新技术革命带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为极右翼/民粹政党实现实时政治沟通和动员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渠道。四是发挥政治领袖的个人作用，充分突出核心政治领袖的个人风格和党内权威地位，尤其重视借助一些言行举止特立独行的魅力型领袖积聚人气，吸引“愤怒选民”。

三、社会基础

从地域分布来看，极右翼/民粹政党往往在居民大量外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老工业区、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更为成功。例如，法国国民联盟的支持者多集中在南部、东北部的老工业区，德国选择党在东部五州和西部偏远地区动员能力最强，其地域上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保守边缘群体通过支持极右翼/民粹政党向中心地带的精英示威，拒绝接受世界主义思想下的现代化改造。不过，从其他结构性特征来看，极右翼/民粹政党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支持者的社会属性较为多元，分布状况整体均衡。从政治倾向看，选民构成非常混杂，远未局限在政治谱系中的某个固定阵营，不但有很多先前的右翼保守选民倒戈支持极右翼/民粹政党，左翼阵营亦有大量选票向其流失，尤其是转向民粹政党。从支持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此类政党拥有各个年龄段选民的支持，分布相对均衡。从选民的社会阶层来看，此类政党的支持者主要分布于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 涵盖了社会大多数。这些选民多出于对政治或社会现状的不满投票，但并不代表其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糟糕。他们中不少是典型的中产阶层，之所以支持极右翼/民粹政党，是因为此类政党的核心论调切中了他们对于政治现实的悲观认识。

极右翼/民粹政党走强的缘由

近年来，从欧洲各国选举和民调结果来看，极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势头强劲。2022年，梅洛尼领导下的意大利兄弟党在大选后上台执政，成为该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个极右翼政府。2023年，芬兰人党在议会选举后成为第三大党并参与执政；瑞士人民党在大选后继续领导政府；有“荷兰特朗普”之称的维尔德斯领导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首次跃居议会第一大党。从民调看，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均稳居首位，而德国选择党、瑞典民主党和葡萄牙“够了”党同样表现突出。[13]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多兴盛于危机年代，其发展壮大折射出时代转折期的欧洲深陷困境。

一、经济不振催生失意中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大行其道的超级全球化、去监管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攀升和福利削减等负面效应，导致中产阶层开始担忧个人境遇下滑，对福利国家制度产生失望情绪。2024年1月，乐施会发布《全球不平等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全球前五大富豪财富翻番，而近50亿人却由于通胀、疫情和战争影响日益贫困。[14]同时，欧洲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欧洲国家间的分配冲突，激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国的局部地区，数十年来都存在一定比例的“愤怒选民”，这些选民对主流政治的不满情绪日益积聚，不少人出于惩罚现有官僚机构和主流政党的心态，投票支持各类新老边缘政党以及新兴抗议运动，成为极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要拥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