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及前景

【关键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新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党  中左翼政党

在国际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疫情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经济社会遭到重创，诸多因素同时作用导致欧洲国家多数中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失利、民众支持率下降，选民流失到极左翼、极右翼或者选择弃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出现明显衰落并进入严重而长期的衰退阶段。如何摆脱困境，是其亟待解决的课题。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衰落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驯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团结与平等”，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通过国家干预实现收入再分配，利用宏观调控使经济发展符合大众利益，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建设福利国家体系，使资本主义社会能更加民主、公正和团结。20世纪后半叶，西欧和北欧国家都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因此被打上“弱势群体代言人”的标签。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蓬勃发展。西欧国家的中左翼政党主动塑造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理念，推动社会改革，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纠偏，但也确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良主义政党的政治定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也随之陷入困境。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欧洲各国政治氛围开始“右转”，经济政策更加侧重效率，面临选举压力和竞争对手挑战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奉行实用主义，被动接受右翼阵营的部分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逐渐偏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传统和纲领目标。[1]经过变革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呈现复兴之势，一度掀起“粉红浪潮”，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均由中左翼政党执政或联合执政。例如，1997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凭借“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开启工党连续13年的执政周期；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与绿党组成“红绿”联盟联合执政至2005年。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全球化进程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将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现象放大，加重了底层民众对中左翼政党的不满情绪。尽管2021年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实现“回归”，但其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的冲击下再次中断。欧洲国家的中左翼政党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下降，大多在选举中失利，其流失的选民转而支持极左翼、极右翼政党，部分选民甚至放弃了投票权。

欧盟大国德国、法国的中左翼政党衰落明显。2021年，德国社民党虽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但得票率仅为25.7%，其上一次大选获胜还是1998年，彼时的得票率为40.9%。由于得票率较低，社民党只能与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三党意识形态差异较大、分歧不断，加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后社民党支持率一路下跌，2024年1月民调支持率仅为15%，排在中右翼联盟党和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之后。2012年，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曾以52%支持率战胜时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但在2017年和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和伊达尔戈在第一轮投票中分别仅获6.4%和1.8%支持率而遭淘汰。在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仅有个位数支持率的法国社会党不得不与其他左翼政党组成联盟参选。法国中左翼政党在移民、环境、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及欧洲问题上，几乎没有创新思维，其衰落在很多方面都象征着欧洲范围内左翼思想的匮乏。[2]

自2010年起，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连续4次落败。工党和保守党作为议会中的两大党，占得民意支持的七到八成，过去十年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率均上下波动。“脱欧”前后，英国工党支持率变化明显，近三年来工党民意支持率不断升高并显著超越保守党成为民意支持最高的政党。为了增加吸引力，前党首科尔宾在任时，工党在经济、福利、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保持左倾。工党现任党首斯塔默相对走中间路线，注重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努力打造能引起广泛共鸣、有说服力的政党形象，力图在下一次大选中重新执政。

北欧四国的中左翼政党长期主导政坛的地位正在发生动摇。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是瑞典政坛第一大党，累计执政长达72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然而，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2010年大选中首次被温和联合党超越，其民意支持率也从之前的接近半数跌至30%以下，与温和联合党和瑞典民主党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在1999—2023年的7次议会选举中，芬兰社民党有两次得票率第一，其余5次得票率均保持前四，但该党在关键议题上的掌控力下降。2006年，芬兰社民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在此后的总统大选中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优势丧失。21世纪以来，挪威工党在6次议会选举中始终保持第一大党地位，连续执政。但自2021年以来，挪威保守党支持率逆势上扬，达到30%以上，而工党支持率跌至20%以下。丹麦社民党是欧洲中左翼政党整体处于衰落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党分别于2011年、2019年以及2022年单独执政或组建执政联盟。丹麦社民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采取了更为中间派的立场，在移民和融合问题上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场，以缓解民众对移民过度享受福利和“平行社会”出现的担忧。

在南欧国家中，希腊中左翼政党的衰落是较为极端的例子。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2009年大选中以43.92%的选票获胜，成为执政党。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债权人“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强制紧缩措施，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迅速衰落并失去执政地位，在2015年1月大选中仅获4.68%的选票。此后其支持率有小幅回升，2023年大选获11.46%的选票，位列第三。意大利民主党呈稳步衰落趋势，该党曾在2006—2008年和2013—2018年执政，但在2018年大选中遭到反建制的“五星运动”挑战，其在意大利南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选票几乎完全被接管。自2008年以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衰落非常显著，该党在2008年西班牙议会选举中以43.9%的支持率排名第一，而在2011年选举中支持率下滑到了28.8%。在2019年大选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重回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支持率只有28.7%。为保持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该党联合极端左翼政党组建了执政联盟。葡萄牙是南欧国家中的一个例外，葡萄牙社会党在2012之后支持率基本上保持领先地位，其领导人科斯塔自2015年起开始执政，于2019年和2022年两次成功连任。执政期内葡萄牙经济增长稳定是科斯塔连选连胜的主要原因。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的缘由

多重复杂因素造成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泥潭，难以重振。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中左翼核心选民流失，多重危机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严重削弱中左翼政党的吸引力，偏离传统意识形态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无法“驯服资本主义”，中左翼政党的“职业化”造成领导层与底层产生隔阂，而卡特尔型政党发展路线导致与其他政党政策趋同、模糊了中左翼的标签。

一、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中左翼政党核心选民流失

第一，工人阶级的数量减少、工会衰落。传统上，工人阶级是中左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欧洲典型的蓝领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逐步减少。德国制造业经常被视为欧洲制造业的缩影，1970—2021年，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48.8%降至23.57%。[3]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必然带来工会成员数量减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除少数国家和部门外（如公共部门），整个欧洲的工会成员数量急剧下降，工会衰落强化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并影响了他们的投票行为。工人阶级出现萎缩后，欧洲中左翼政党希望能够吸引中产阶级选民，但由于中产阶级原本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比工人阶级更具异质性、流动性，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工作类型以及生活方式也更加多样，这给中左翼政党整合其利益关切带来了难度。与右翼政党抢夺选民的做法侵蚀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左翼政党在争取新支持者和维持传统支持者时往往面临两难境地。有研究发现，在丹麦、瑞典和西班牙，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生产工人是中左翼政党的支持者，而在法国和瑞士，上述群体不再投票给中左翼政党，中产阶级才是中左翼政党坚定的支持者。在德国和挪威等国，民众没有明确的社会民主阶级意识，中左翼政党想要同时获得这两个群体的支持难度是很大的。事实上，只有英国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之间的平衡。[4]

第二，不同群体的利益对立给中左翼政党扩大选民基础带来困难。吸纳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延迟退休年龄、促进女性就业、创造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这一改革浪潮造成非正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由此，劳动力市场内存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内部人”，劳动力市场外还存在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外部人”。同时，伴随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相关行业生产方式的日新月异，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人”也受到持续冲击，6%—69%的欧洲常规职业、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职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边缘，[5]随时有可能从“内部人”变为“外部人”。“内部人”之间以及“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中左翼政党常常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制定符合“内部人”利益的政策，例如实施强有力的就业保护措施，就会损害“外部人”的利益，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者放弃投票；反过来，如果中左翼政党提出有利于“外部人”的政策，“内部人”就会将选票投给中右翼或者其他竞争者。[6]

二、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降低了中左翼政党的吸引力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公正、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欧洲国家的贫富差距也没有消失。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加剧，底层民众是直接的受害者。

接踵而至的危机对欧洲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欧洲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08—2022年德国实际收入指数增长了6.9%，消费者价格指数却增长了26.8%，[7]直观地反映就是民众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下降。乌克兰危机令欧洲能源价格高企，尽管有政府补贴，但能源费用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依然难以负担。据统计，2022年，有9.3%的欧盟公民陷入“能源贫困”（即无法负担室内舒适温度），而2021年这一比例为6.9%。[8]以英国为例，普通家庭平均一年需支付3549英镑的能源费用，高达700万户家庭陷入“能源贫困”。能源价格飙升反过来造成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高企，2022年欧盟27国通货膨胀率为9.2%。[9]根据麦肯锡的统计数据，在乌克兰危机之前，约1/5低收入者的基本必需品支出已占其收入的73%，危机爆发之后，这项支出增加了9%。[10]新冠疫情则扩大了欧洲国家收入不平等、健康医疗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社会矛盾升级、社会安全感受到挑战、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争论的话题，[11]欧洲福利国家的根基被动摇。

自2015年起持续涌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则让底层民众感觉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公共资源被抢占。首先，本就在劳动力市场边缘挣扎的弱势群体面临更大工资和就业压力；其次，包括住房市场、学校教育、公共住房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公共资源更为紧缺；再次，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面临潜在压力。因此，中左翼政党较为宽容的移民和自由放任的融合政策令其失去了一些底层追随者，特别是蓝领工人对此感到失望。

生活成本上涨、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平等加剧、自身利益受损令本就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底层民众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的中左翼政党产生不满情绪，他们认为中左翼政党无法保障其社会权利并消除不平等，一些人转而支持极左或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