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一

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我最爱看的是奥尔罕帕慕克那张脸。相较于海明威的稳重成熟、贝克特的消瘦沉闷、库切的冷峻严肃，帕慕克显得亲和许多。他有一张棱角柔和的面庞，笑起来十分迷人，眼神自带一种柔情，看过来时没有逼人的压迫感，反而会让你放松下来，“你说吧，我在认真听着，而且我会非常理解你。”总之，他倘若不是如此著名的人物，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人，你会想要跟他交朋友，甚至很想跟他倾诉。从他的脸上，你还能看得出他一定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那神情中没有备受生活催迫的紧张感，显得从容优雅。事实上，他家境的确不错。1952年6月7日，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塔石一个倾向于西化的世俗主义中产阶级家庭中。帕慕克家族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后裔，“帕慕克”这个姓氏的意思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棉花”，帕慕克的祖父母两人都来自马尼萨附近的戈尔代斯，他们的家族被称为“帕慕克（棉花）”。我不知道“棉花”在土耳其语境中是否有延伸出的含义，对我这样一个中国读者而言，棉花自带的那种洁白、蓬松、温暖的感觉，很符合我对帕慕克本人的想象，他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特质。

奥尔罕·帕慕克的好样貌，有他母亲的贡献。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收录了不少他父母的照片。有几张照片，是他母亲抱着年幼的他或他哥哥的照片。那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母亲，笑容里有隐藏不住的忧伤。奥尔罕这个名字就是他母亲取的，原因是“在所有的奥斯曼苏丹当中，她最喜爱奥尔罕苏丹。奥尔罕苏丹不曾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而是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因此史书谈起这位奥斯曼第二任苏丹时总是恭敬而节制”。也就是说，他母亲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温和低调的人。日后证明，母亲这个期望落空了，奥尔罕书写的作品与发表的言论所引发的关注和争议，导致的绝不是安稳的人生。帕慕克的父亲也是一个美男子，“除了偶尔发发脾气，父亲对生活几乎无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欢自己的好长相、好脑筋以及他从不设法隐瞒的好运气”。好运气的确是真的，帕慕克的祖父留下巨额遗产，这让他父亲始终保持了一份公子哥式的洒脱，哪怕是人到中年投资频频失败，也还是那么天真和乐观，对待孩子也相当和善，“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他父亲有一个藏书室，还曾经在巴黎街头邂逅萨特和加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虽然他本人没有成为作家，却为儿子创造了成为作家的优越条件。

奥尔罕·帕慕克曾这样描述父亲和母亲：“若有倒霉事降临，烦闷逼近，父亲便相应不理，保持沉默。制定规矩的母亲眉头一扬，教导我们人生的黑暗面。跟她相处乐趣虽少，但我仍非常依赖她的爱和情感，因为她奉献给我们的时间远比抓住—切机会逃出家门的父亲要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父母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们在性格上的差异给帕慕克带来了不同的创作影响。1978年，帕慕克的父母离异，虽然知道父母的关系不好，但走到这一步，还是打破了他对家庭幸福的幻想。帕慕克曾在《画画和家庭幸福》一文中以带着感伤的笔调写道：“晚上穿行于街头或眺望窗外，我仍喜欢透过街灯的橙色光景，朝别人屋里瞧。有时看见某个妇女独自坐在桌前算自己的命，摆出的姿势就跟我父亲没回家的那些漫长冬夜我母亲所做的一样，抽着烟，耐心地玩单人纸牌。有时我瞧见一间简陋的底层小公寓里一家人吃着晚饭，在跟我们家相同的橙色灯光下一同说话，从外头观望他们，我天真地判断他们肯定很幸福。”

父母离婚，对帕慕克的冲击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决定专注于小说创作。原本，他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画画让我名正言顺地逃脱日常生活的灰暗世界”。但一旦开始转向写作，他就把自己关在房中，独自审视内心世界，用语言建构起一个新世界。原来的画画培养了他的耐心，写作与此类似，“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他的工作就是经年累月地、充满信心地去慢慢发现那片塑造了另外一个‘我’的世界。‘我’感觉到‘我’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塑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个‘我…。也就是说，有两个“我”，一个“我”是现实中的我，以肉身亲历世事；一个“我”，从现实中汲取养分，并在精神世界里构建出一个新的“我”。这样的好处是，在真实世界与“我”之间有一层保护膜，让“我”不至于与痛苦的现实直接肉搏，反而可以把破碎、痛苦、失望转化为文字。这样偏向于内省的写作，正如帕慕克后来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所认为的：“小说是第二生活。就像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所说的各种梦，小说显示了我们生活的多样色彩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似曾相识的人、面孔和物品。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恍若进入梦境，会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让我们受到强烈的冲击，忘了身处何地，并且想象我们自己置身于那些我们正在旁观的、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之中。当此之际，我们会觉得我们遇到的并乐此不疲的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

帕慕克的作家成名之路可谓一帆风顺，虽然一开始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反对他写小说，尤其是长辈们指责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但事实证明他不仅靠写作养活了自己，甚至远超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想象：从1974年放弃绘画决意写作，到1979年完成了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写成后并在1982年顺利出版，此后获得了《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自此之后一路得奖不停，之后的种种荣耀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真正奠定帕慕克文学大师地位的，是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在随后那篇著名的演讲《父亲的手提箱》里深情地表达了对写作的热爱：“我们作家常常问的问题，也是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何要写作？我写作因为我有与生俱来的需要才写作。我写作因为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做日常性的工作。我写作因为我想读像我写的那些书。我写作因为我对每个人都不满。我写作因为我爱整天坐在房间里写作。我写作因为我能通过改变生活而参与生活。……我写作因为我从来不是为了开心。我写作因为我开心。”如开篇所言，帕慕克的脸是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我最爱看的，而这篇深情动人的演讲稿也是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中我最常阅读的，每一次读，都深受鼓舞。

二

在我的旅行清单里，伊斯坦布尔始终是我想要去的城市。原因无他，这是奥尔罕-帕慕克生活和书写的城市。我知道有这样愿望的读者不在少数。伊斯坦布尔与帕慕克，就像是乔伊斯之于都柏林，舍伍德-安德森之于温斯堡，王安忆之于上海……在文学的世界，这样的作家与这样的城市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其说他们在小说里书写的是一个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书写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城市滋养了作家，而作家代言了城市。他们的作品诞生之后，读者将无法躲过文字的浸润去想象这个城市。

2018年，中国有一家媒体专程去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家中采访，借由镜头我们参观了他宽敞明亮的房间，堆满书籍的书架，宽大的木制写字台，几张花色布艺沙发，但最迷人的还是他家的窗外风景，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便是分隔欧洲与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面碧蓝如洗，一望无际。拥有这么壮美的海景，真是让人艳羡。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一幢位于尼尚坦石的房子，也就是“帕慕克公寓”。那幢公寓建在一块曾经为某位帕夏所有的府邸花园上，从一楼到五楼，住着帕慕克的父母、兄弟、祖母、叔伯姑婶们。在那栋房子里，帕慕克家族的成员，或为了家族的财产，或为了公寓楼层的分配，或为了感情的纠纷，大吵大闹，大哭大笑。在公寓之外，越来越多的帕夏宅邸被拆除，一座座更加现代化的公寓拔地而起，“看着一栋栋帕夏官邸被夷为平地，我的家人处之泰然，就像我们沉着镇定地面对王子发疯、后官妻妾抽鸦片、小孩被关禁闭、女儿背叛苏丹、帕夏遭放逐或谋杀的种种故事以及帝国本身的衰亡。如同我们在尼尚坦石所见，共和国已废除帕夏、王储和高官，因此他们留下的空宅只变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在帕慕克公寓，童年的帕慕克着迷做一件事，就是数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罗马尼亚邮轮、苏联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还有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在他投身于这场数船游戏之时，他身后的家中，父母亲正无休无止地吵架，家庭之船四处漏水，直至碎裂沉沦。此时，他把目光从逼仄的生活中投向那一片海峡，身心都得到了解脱，“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着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土耳其语中的含义是“咽喉”，其重要性可见—斑。在地理事实上，博斯普鲁斯海峡连通了黑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它将土耳其分隔成亚洲和欧洲两个部分，海峡的西岸属于欧洲，海峡的东岸属于亚洲。两岸分布着罗马帝国时代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保留下来的遗址。伊斯坦布尔因此注定就不会是一个平凡的城市。如此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军事要地，上千年来引发了多少历史纷争，单看它名字的更迭就让人叹为观止：拜占庭、维赞特、新罗马、安图沙、沙皇城、米克罗城、君士坦丁堡、君士堡、伊斯堡……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才被确定为唯—正式使用的名字，意思为“进城去”。有鉴于它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它又被称作“众城市的女王”。每一次的名称变化，都在标记一段历史。最为我们熟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当年有多璀璨夺目，到后来就有多破落不堪。192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共和国，首都也定在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成了废都。正如帕慕克所写：“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到了帕慕克出生和成长的时代，伊斯坦布尔虽然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重要性却已大不如前。土耳其为了融入世界秩序，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完全斩断了与奥斯曼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关联，这种极具精英主义倾向的改革措施虽然有利于国家的快速发展，可也让民众陷入迷惘之中：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边是古老奥斯曼帝国的东方文明，一边是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提倡的西方文明；一边是雅骊别墅，一边是新式公寓。那么土耳其到底是一个东方国家还是一个西方国家呢？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到底是属于亚洲还是属于欧洲呢？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还有千千万万的土耳其人究竟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呢？……这些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昔日帝国辉煌不再，在西化道路上又进行得并不顺利，想积极投身于西方世界而不得，由此引发的失落感、孤独感在社会各阶层弥漫开来。帕慕克经常在作品中提到的“呼愁”（huzun），在土耳其语中为“忧伤、忧郁”之意，其来源与宗教紧密相关，这里我们就不细究了。帕慕克用它来描述土耳其民众的这样—种集体感受是非常贴切的。

不过对于作家来说，夹杂在东西文明之间进退两难的土耳其社会，“呼愁”挥之不去的本国民众，不都是创作绝佳的素材吗？这样说虽然有点残忍，但的确有点“家国不幸诗家幸”的意味。帕慕克一直未曾远离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但他意识到不能只依靠传统写作，一方面要借助西方旅行者的眼光来观察这座城市，“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欢喜，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他们时而准确地（因此有点令人难堪地）描写后官、奥斯曼服饰与奥斯曼仪式，这些描写与我本身的经验有着天壤之别，就像描写的不是我的城市，而是别人的城市。西化，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作‘异国’来欣赏，品味如画的美景”。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前辈作家的经验。帕慕克在《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里写到四位写伊斯坦布尔的作家，“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自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作家先辈们绝不从众（甚至会冒犯民众）的写作倾向，被帕慕克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