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转型  全球经济治理  数字经济

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创新全球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百年变局下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动力与压力

百年变局给全球化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升温，新冠疫情对开放合作带来新的冲击，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经济全球化发展压力增大。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化转型动力充沛。全球化发展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并制定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开放合作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百年变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正在积聚。

一、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指不断消减阻碍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规范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国际规则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及生产全球化，三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持续演进。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济普遍相互竞争与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全球化促进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创造了单一的全球市场，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将其概括为“世界是平的”。[1]

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从理论层面看，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少有三重逻辑。一是全球化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提高世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全球化促进国际分工水平提高，推动各国生产力更快发展；三是全球化延伸及拓展市场边界，促进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从实践层面看，根据麦迪逊数据库测算，1970年至2010年全球经济增量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2300多倍，而1000年至1700年全球经济增量仅仅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16倍。[2]

科技革命及现代制度变革构成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外部动力。观察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当代全球化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主要得益于促进全球化转型发展的两大有利条件。一是现代科技革命减少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通信成本及交通时间，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为当代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世界主要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共同的市场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变革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资金支持。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和平的发展环境。[3]在上述条件下，跨国企业携带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及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主体，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成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制度保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经济全球化转型升级的直接动因。当前，百年变局不仅塑造经济全球化新的环境，也推动各国合作思维理念的改变，更催生传统经济的深层次变革，经济全球化唯有转型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百年变局下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增长贡献度呈减弱趋势，美西方霸权主导的全球化难以持续，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积极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化。与此同时，百年变局正催生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变革依托互联网突破传统的国家边界，积极塑造去中心化的全球合作新环境，推动以传统经济合作模式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同步变革转型。

二、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

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全球化转型较难凝聚共识。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有赖于世界各国的积极协调和合力推动。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一些国家认为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转而对经济全球化持消极态度，甚至有些国家认为自身的问题是由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导致各国对经济全球化转型难以达成共识。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不仅未寻求破解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难点痛点，反而搞“小院高墙”，通过组建技术联盟等手段限制技术出口，对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

地缘经济风险上升，经济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压力。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转型不仅受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而且遭到地缘政治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当前地缘经济面临的分裂风险正上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叠加巴以冲突，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发酵，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受到较大冲击。以往世界主要国家将发展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强调的是多边主义，倡导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应对，但现在许多国家更加强调安全，注重区域或者双边谈判，经济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问题。

相较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滞后，经济全球化转型缺乏机制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持续迭代更新，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世界主要国家将人工智能等领域列入抢占制高点的战略重点，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越来越突出，构成当代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其中，数字经济涉及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数据不仅是生产要素，还包括个人隐私及国家安全等重要信息，如何实现跨境数据安全传输，平衡去中心化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但迄今尚无明确的治理方案。

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中国方案

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转型有赖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日益明显，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1980—1999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7%，而同期美国贡献率为31.7%，但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至9.8%，同期美国下降至19.1%。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4]在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下，中国经济仍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左右。二是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家。2023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3.38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三是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2，以24个科技创新集群的拥有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一。2023年，中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产品合计出口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增长29.9%。

中国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增进团结互信，坚持发展优先，携手应对挑战，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正轨注入动力。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制沟通合作，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运营和筹资的能力和效率，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特别提款权等储备资产使用效率，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国际公共产品投资，多边债权人应共同参与债务处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经济全球化转型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5]

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但也存在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等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些前进中的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设法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6]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治理机制及发展动力三重转型，构成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理念。

首先，坚持合作共赢，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缓解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合作方式转型。尽管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有利于不断做大全球经济蛋糕，但世界各国从全球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却存在差异，一些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未能得到足够利益的国家甚至出现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倾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谩骂，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7]如果世界各国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化互利合作，构建让各方共享共赢的新规则新标准，让成果惠及各国人民，那么不平衡问题就能得到显著缓解，有助于凝聚世界形成共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共识，推动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其次，推动兼顾代表性和效率的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的代表性，推动经济全球化治理机制转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复杂多样，其中代表性和效率是决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否稳定运行的核心因素。二战结束以来，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通过七国集团（G7）等治理平台主导全球规则标准的制定，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模扩大而同步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缺乏代表性的挑战，改革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治理机制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平衡效率与代表性。

第三，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弥合全球化数字鸿沟，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快速发展，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贸易大幅增长，数字化与全球化相互融合，全球经济数字化程度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力。在此背景下，一些拥有先进互联网技术和发达数字产业的国家，迅速由传统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享受数字经济红利，但那些数字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则成为“信息孤岛”。数字鸿沟正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群体，甚至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扩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8]中国主张加快推动世界各国数字跨境合作，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动，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全球化转型提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