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  周边命运共同体  安全治理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东升西降”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展，但冷战思维回潮、保护主义横行和安全治理问题突出等因素，严重威胁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秉持真正多边主义和普遍安全观，明确回答“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这有助于周边国家解决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从而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联系

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彼此联系、相辅相成。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有助于推动周边地区解决主权纠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进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具有优先性，全球安全倡议可在周边地区先行先试。

一、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有利于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环境

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以相互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坚持以对话协商作为化解纠纷冲突的基本路径，有利于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发展的稳定环境。目前，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理念多元，主要有东盟坚持的集体安全观、美国推行的同盟安全观和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美国推行的同盟安全固守“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热衷于搞排他性的“小院高墙”和“集团政治”，加剧了地区安全赤字。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思想理念，[1]冲破了美国“零和博弈”的冷战意识形态与“霸权稳定论”的思维禁锢，有助于推动全球秩序由霸权欺凌向普遍安全转变。此外，全球安全倡议也有助于弥补东盟集体安全理念辐射范围有限和难以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短板，充分照顾了周边国家对主权的关切和对强权的警觉，有利于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环境。

二、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相辅相成

中国周边地区是各种倡议落地生根的首要场所，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周边地区是否安全稳定，关系到全球安全倡议能否成功建立示范引领区。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水平最高，这为全球安全倡议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建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等周边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布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周边地区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2]中国与周边国家总体关系较好，但也面临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合作机制功能重合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多等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若中国能在周边地区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全球安全倡议必将对世界各国形成更大感召力和影响力。

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有利因素

安全是人类心灵深处最基本的需求。中国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具有周边外交的优先性、各国共同应对挑战的强烈需求、既往安全合作经验积累和中国践行新安全观的决心坚定等有利因素。

一、周边外交始终在中国外交全局居于首要位置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便相继提出一系列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周边命运共同体”等，均强调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均将周边地区视为优先发展区。2023年10月发布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明确指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并提到中国已与28个周边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与12个陆地邻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是周边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4]

二、共同应对安全挑战是周边国家的现实需求

中国周边地区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地区安全问题呈现复杂性、跨国性和多样性交织等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安全问题具有联动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合作进程的加快，周边地区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许多安全问题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文化等深刻根源，而非来自孤立单一的某个方面。二是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周边地区的安全议题愈发呈现出区域问题与国内问题叠加的局面，如湄公河水资源、东南亚跨境雾霾、海洋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解决这些纵横交织的安全问题。三是安全议题具有多样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安全格局，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棘手。这些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安全问题都需要以整体思维加以解决，否则便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此背景下，合力解决安全问题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现实需求。

三、既往周边安全合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上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和澜湄合作等机制中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安全合作，为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上合组织堪称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的典范。目前，中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上成绩显著，国防部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各层级会议会晤机制逐步完善。此外，中国和东盟也通过各种区域对话与合作平台，在打击恐怖主义、贩毒、跨国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成效明显，特别是澜湄合作机制在打击网络诈骗和赌博、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已形成协调发展的合作格局。

四、中国为践行新安全观发挥引领作用

近年来，中国为维护全球安全，特别是为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针对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中国创造性提出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以及坚持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的“双轨并行”思路，避免了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积极搭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重启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屯溪倡议》，发表《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5]在缅北冲突中，中国一直为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提供支持和帮助。2024年1月，缅军同缅北民地武组织代表在中国云南昆明达成正式停火协议。[6]中国还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有效维护南海局势稳定。

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目前，周边地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发展强弱差异和地缘政治竞争等多种因素，在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一些现实挑战。

一、域外大国恶性竞争使周边安全形势恶化

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最大外部变量。近年来，美国持续鼓吹和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论调，挑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诬称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建水电站是“水炸弹”，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手段，不断挤压中国周边的安全发展空间，以达到遏制中国影响力和维护自身霸权的目标。日本将东南亚地区视为实施新防卫政策和在亚洲扮演更自信安全角色的关键。2023年，日本同菲律宾启动相当于“军事同盟”条约的《互惠准入协定》谈判。[7]同年，日本—东盟特别首脑峰会大谈日本和东盟安全合作，以维护日本多次强调的所谓“基于法治的海上安全和秩序，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与安全”。[8]借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之机，印度加紧争夺地区影响力和主导权，甚至频频挑起边境争端，极力阻挠中国参与南亚地区事务。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稳定的中俄关系是以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但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紧张客观上对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造成消极影响。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的动荡和风险明显增多。

二、周边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

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是指相关国家存在以地理相邻而产生种种结构性问题。[9]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中国周边区域存在多种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如中菲、中印、柬泰、日俄、印巴、日韩等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等，这均会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岛礁的主权纠纷牵动着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关注，而美国等国家的挑拨和炒作，更使南海局势波澜起伏。日本经常性地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内的巡航反应过激，并持续歪曲中国的正当行为，其实质是为“强军”和“修宪”制造借口，严重威胁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持续数十年的对峙冲突是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最大隐患，也使印巴敌对关系难以缓解。此外，俄罗斯和日本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之间的主权纠纷，韩国和日本在独岛（日方称竹岛）的争端，柬埔寨和泰国在柏威夏寺主权归属上互不让步等，这些主权纠纷短期内难以找到解决之道，也使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存在诸多隐患。

三、现有周边安全机制碎片化、重叠化和低效化

中国周边地区的许多问题久拖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全机制的碎片化、重叠化和低效化，使安全治理的效能有限。目前，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机制主要有美国主导的联盟机制、东盟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和中国参与协调的多边安全机制。其中，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极易造成地区安全合作的分裂。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亚太地区极力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澳以及美日韩等三边协作，[10]试图构建一个在安全、科技和经济等各领域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这些机制通过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和复合性遏压，使亚太地区秩序呈现北约化和阵营化态势。[11]此外，东盟安全机制的辐射范围主要在东盟地区，难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发挥作用。东盟集体安全机制基于协商一致和充分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制定的很多政策文件因偏向于倡议共识而缺乏有效约束力。例如，早在2002年便签订的《东盟跨境雾霾污染协议》由于缺乏强制性，对解决实际问题成效有限。东南亚的跨境雾霾问题依旧突出，在2023年再次导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陷入口水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