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关键词】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命运共同体  全球产供链  亚太经合组织  开放型世界经济

全球产供链重塑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与加速演变的百年变局之间的联动关系日趋紧密。全球产供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征深刻影响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效能。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全球产供链体系的总体安全和稳定，确保各国充分参与全球产供链的平等机会，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和贸易总量分别约占世界的60%和50%，集中了除欧盟成员以外最主要的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和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因此，积极拓展和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将在稳定和完善全球产供链体系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会为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全球产供链重塑的动因和趋势

全球产供链重塑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共振所驱动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深入剖析全球产供链重塑的动因和趋势有助于充分认识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明确未来的合作导向和优先领域。

从经济因素来看，全球产供链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和演进的，因而其重塑也与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趋势直接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和贸易陷入较长时期的结构性低迷，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与全球化进程反向而行的思潮与行动。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给全球产供链发展的宏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国际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的势头明显放缓。

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也对全球产供链的特征和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经济不仅在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而且加快了传统产业和不断迭代的信息技术之间的双向融合，从生产、流通、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引发全球产供链的全方位变革。推动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为背景和动因，催生了涵盖能源供需、经济竞争力和环境质量三大要素的国际环境制度，如何在环境约束下获得更大经济发展空间成为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形式、全球化参与者的构成以及相关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逐步加深，从而加快了全球产供链的重塑。

从非经济因素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逐渐增加，地区冲突频发，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对全球产供链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事实上，与地区冲突相比，给地缘政治博弈披上经济合作的外衣，打着合作之名行排他和“脱钩断链”之实，将经济事务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武器化的做法，给全球产供链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也更深远。新冠疫情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场持续数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各国普遍强化了产供链安全意识。跨国公司在制定生产和营销策略时也更加注重中间品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弹性和可替代性，适度收缩全球业务布局，并将一些外包业务收回到企业内部。

在上述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重塑在区位和空间分布上表现为本地化、区域化和短链化的特征，在转型和升级导向上则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特点，[1]其总体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通过增强自主和可控性提升产供链安全水平，通过多维布局提升产供链韧性，通过打造经贸新规则调整产供链利益分配格局，通过现代科技创新拓展产供链发展空间。

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

全球产供链重塑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面对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多方面变化，能否有效应对关系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效和前景。同时，鉴于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路径，无疑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

在驱动全球产供链重塑的影响因素中，少数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私利，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打造“小圈子”、割裂产供链的行为无疑是最大的挑战。为此，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应把维护亚太产供链体系的整体稳定置于优先位置，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保持各成员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向心力。在这方面，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的进展和成效最值得关注。

APEC是亚太地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级别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自1989年建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进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20年，APEC提出了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新愿景，并将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列为支柱合作领域。在近年来亚太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APEC依然能够确立如此有雄心的愿景目标，充分反映出其大多数成员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参与APEC合作的核心利益诉求，即不希望APEC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心因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冲击而改变，期待APEC开展更加多元化的合作，使亚太地区民众获得更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更加充分地分享收益。

亚太地区成员对构建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度在202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得到了检验。美国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寄希望于借助APEC平台为2022年启动谈判的“印太经济框架”造势和铺路架桥，使更多的成员将合作重心从亚太转向印太。但是，会议最终达成的《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不仅未提及“印太经济框架”，而且还重申了各成员对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和主渠道地位的认可，以及克服挑战、实现2040年新愿景目标的信心。[2]这充分表明，亚太共同体建设作为APEC长期秉持的“亚太大家庭”精神的新载体，将有效拓展和深化新时期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防止亚太地缘经济的碎片化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APEC框架下的亚太共同体并不是经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所指的经济共同体，其内涵更接近于中国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因此，依托高标准的大型自由贸易安排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可以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将有效化解地缘政治博弈对APEC合作的离心力。正是基于这一考虑，APEC将加快构建亚太自贸区纳入2040年新愿景框架。

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最初由APEC学术界提出，其目标是对亚太地区已有或正在推进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整合，打造一个完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框架。自2007年起，亚太自贸区建设被APEC列入官方议程，获得领导人层面的持续关注和积极推动，并于2014年和2016年相继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此后，由于美国转向实施“印太战略”，亚太自贸区进程趋缓。进入后疫情时代，亚太自贸区议题在APEC中再度升温，来自工商界的支持声音尤为高涨，这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APEC新愿景为构建亚太自贸区注入了新驱动力；二是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未涉及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内容，亚太自贸区对于工商界而言显然更具吸引力；三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18年和2022年相继生效，使建成亚太自贸区的基础条件更加成熟。从前景来看，RCEP与CPTPP成员可以通过一揽子谈判，以共同接受的规则标准达成亚太自贸区协定；另一条可选路径是RCEP和CPTPP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并行发展，RCEP不断提高标准，逐步与CPTPP水平趋同，最终以融合对接的方式形成亚太自贸区。

二、全面加强亚太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

面对全球产供链加速重塑的趋势，亚太成员普遍期待本地区各类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够与时俱进，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合作，有效增强产供链安全和韧性。然而，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增强产供链安全和韧性被少数国家刻意曲解，用来作为“脱钩断链”的借口。为此，必须在市场机制下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为根本导向，为亚太产供链合作正本清源。

一是充分利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已有成果，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领域推进务实合作。例如，APEC在2010、2015和2022年相继实施了三个阶段的《亚太经合组织供应链联通框架行动计划》，以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为绩效指标，重点在边境管理、物流服务、基础设施、规制合作、电子商务等方面改善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效率。[3]2014年APEC北京会议制定了《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主要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推行贸易投资友好型政策，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公私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传播等举措，使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小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上述合作内容的重心不是规则导向，而是成果导向，以实施项目为主，可以比较好地适应当前亚太地缘经济和政治环境，应积极落实和推广。

二是加快推进亚太成员之间的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产供链合作营造更好的地区环境和基础条件。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于2010年前后在东盟框架下发起并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此后，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的制定为标志，该议题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实现了主流化，受关注程度不断提升。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人员交流和规制融合，不仅有助于拉近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还可以促进要素流动、提升经济密度，使亚太成员更加充分地融入区域生产网络。全方位互联互通与产供链合作存在密不可分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产供链合作议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掣肘时，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可以实现殊途同归的效果。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注重强化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合作，鼓励和吸引私营部门参与，积极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共同打造可持续和多元化的亚太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在人员互联互通方面，积极推广APEC商务旅行卡的成功实践，通过便利商务人员跨境流动促进亚太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并逐步使受益群体扩大到医疗、工程和教育等行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规制互联互通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一些“边界后”措施的实施复杂度和敏感度相对更高，海关程序、标准一致化等侧重于技术层面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应作为优先议题。

三、推进以人为本的亚太数字经济多维合作

过去30多年来，亚太地区始终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劲驱动力。从21世纪初开始，新经济、电子商务、无纸贸易、数字贸易、互联网经济等相继成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数字经济以新技术、新要素、新设施等方式更加深刻地融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产供链、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深，凸显出全面加强亚太数字经济治理合作的必要性。因此，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合作不仅在APEC框架下被定位为推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支柱领域之一，还成为亚太地区新近达成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