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欧洲政治极化态势

【关键词】欧洲政党  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  极右翼  激进左翼

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严重危机，欧洲的经济困境与社会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浪潮空前高涨，出现了各式各样“杂乱的反抗”，激进政党趁势兴起，演变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政治极化现象。厘清上述政治进程和政治现象，需要考察欧洲国家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倾向的变迁。按照政治光谱从左到右的顺序，西方的政党或政治力量一般可划分为极端左翼、激进左翼、中左翼、中右翼、激进右翼、极右翼等不同类型。从以上政治坐标出发，冷战结束后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代表的中间路线长期主导欧洲政治和欧盟运转。民粹主义代表着民众对欧盟和本国政府政策倾向的不满，因此其所主张的替代方案通常位于政治光谱的两侧，而不再是传统的中间地带，这本身意味着激进和极端政治力量的增长。总体上看，近年来受困于多重危机的欧洲逐步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复杂困境推动欧洲民粹主义崛起与政治极化加剧，而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相互裹挟反过来又加深了欧洲的困境。

民粹主义浪潮下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长期未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力量相互交织，民粹主义乘势兴起。2015年前后，受叙利亚冲突等周边地区动荡影响，欧洲移民难民问题急剧凸显。与此同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后，欧洲接连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导致基于族群和宗教的身份政治问题进一步发酵。在多重因素推动下，2015—2018年，欧洲出现了一波强劲的民粹主义浪潮。从力量构成上看，这波民粹主义浪潮既有右翼也有左翼。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主要表现为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等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带来的选举冲击波，左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则在“科尔宾狂热”以及激进左翼政党力量上升等现象中得到集中体现。从特征和发展态势上看，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在这波浪潮中先扬后抑，右翼民粹政党则突破了传统政治力量制约，呈持续上升态势。由此，欧洲的政治极化从左翼和右翼力量相对均衡的“两翼极化”逐步走向“失衡的极化”，突出表现为极右翼势力的强劲上升和左翼政治的持续衰微。[1]

具体而言，2015—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有多方面的表现。2015年10月，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带领的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波兰议会选举，该政党与长期担任匈牙利总理的欧尔班·维克托带领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一样，具有明显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波兰、匈牙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执政党在中东欧形成相互呼应之势。2016年4月，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名列第一，虽然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劣势败北，但此次选举仍然堪称极右翼势力重塑欧洲政治版图的又一例证。2017年4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2018年后改名为“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得票率达到21.7%，仅低于排名第一的马克龙2.2个百分点。同年9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较4年前翻了3倍，达到12.6%。2018年3月，在意大利议会选举中，由力量党、北方联盟和兄弟党组成的极右翼联盟获得37%的选票；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则以31%的支持率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五星运动”随后与极右翼联盟联合组阁，成立了西方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府。[2]

2015—2018年的欧洲民粹主义浪潮虽然以极右翼力量为主，但起初激进左翼也曾显著扩大影响并在一些国家成功执政：2015年1月，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该党主席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成为希腊总理。2015年9月，科尔宾以接近60%的得票率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在英国青年群体中引发“科尔宾狂热”。从意识形态光谱来看，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和路线，具有明显的激进左翼特征。2015年12月，成立仅一年多的西班牙激进左翼政党“我们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得票率便达到20.7%，在众议院赢得69个席位。不过，2015年之后，激进左翼政党在欧洲主要选举中的表现乏善可陈。

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国际热点事件变迁以及选举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民粹主义在兴起的大趋势中，也出现了阶段性回潮。2018年以后，欧洲民粹主义进入相对平静期，但并未延续太久。2020年起，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带来深远影响，欧洲经济也随之陷入新的严重衰退并长期复苏乏力。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更是深刻改变了欧洲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盟内部分歧进一步凸显，经济低迷、通胀高企和能源危机使欧洲内部混乱与动荡明显加剧。与此同时，金融、能源、贸易、供应链等经济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乃至武器化，让处于困境中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雪上加霜。随着地区及周边局势持续动荡，欧洲不少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再次趋向严重，为民粹主义蓄积了新动能。2022年以来，随着新一轮选举周期的到来，极右翼力量推动下的欧洲民粹主义迎来一波更加强劲的新浪潮。

具体而言，2022年，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多个国家选举中的表现受到广泛关注。2022年4月，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的支持率高达41.4%，与5年前相比，更有力地挑战了马克龙所代表的传统政治派别。2022年9月，在瑞典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以20.54%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同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兄弟党以超过26%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该党党首焦尔吉娅·梅洛尼于2022年10月出任总理。兄弟党与法西斯主义具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梅洛尼本人则被一些媒体称为墨索里尼的崇拜者。

进入2023年，极右翼政党加速崛起。2023年4月，芬兰极右翼政党芬兰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20.1％，仅比排在首位的民族联合党低0.7个百分点，芬兰人党随后参与组建了具有鲜明反移民倾向的联合政府。2023年6月，选择党候选人首次在德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2023年11月，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反伊斯兰民粹政党荷兰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维尔德斯主张关闭清真寺和禁止《古兰经》，其鲜明的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立场受到广泛关注。2024年3月，在葡萄牙议会选举中，成立仅5年的极右翼政党“够了”党异军突起，得票率较4年前翻了3倍，达到18.06%，而中左和中右两大传统政党均未能赢得多数选票。2024年是欧洲的“超级选举年”，除欧洲议会选举外，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等多个国家还将迎来大选，极右翼政党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势力。

在2022年以来极右翼力量节节胜利之际，欧洲左翼力量并无突出表现。左翼力量不但难以与极右翼势力抗衡，也难以重现其在2015—2018年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短暂辉煌。经过2015—2018年和2022年以来的两波民粹主义浪潮，从意大利、荷兰等“老欧洲”国家，到匈牙利、波兰等来自中东欧的“新欧洲”国家，从富裕的瑞士到经历多重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欧洲各主要区域都出现了认同民粹主义基本理念且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伴随着极右翼政党的持续崛起，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而极右翼政党则借助民粹主义成为欧洲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欧洲左翼政党的分化和内耗

在极右翼力量崛起的阴影下，欧洲左翼政党走向分化，形成了社会民主党、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三类力量。从三类左翼政党的力量变迁看，作为左翼主流派别的社会民主党走向衰落，极端左翼仍然难以摆脱边缘地位，而激进左翼与民粹主义具有共同的批判性特征，在反体制的目标上较为契合，成为左翼阵营中积极拥抱民粹主义并借此扩大自身影响的主要力量。

首先，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左翼主流政党，在新环境中逐步陷入衰落。从理论和历史变迁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演变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为契机，迎来一波执政高潮。“第三条道路”在壮大左翼力量方面虽然一度成效显著，但其作为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妥协，弱化了左翼政治主张在伸张社会正义、提升民众福利等方面的传统功能，消解了左翼主张的独特价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曾寄希望于温和的左翼建制派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但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弊病的凸显，社会民主党应对乏力。当中左翼主流政治精英被证明无法完成其宣称的改革任务时，中间道路的支持者转向支持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在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兴起背景下，社会民主党支持率普遍下滑，纷纷丧失执政地位甚至长期沦为在野党，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化也不断加剧。

其次，极端左翼政党作为“左翼中的左翼”，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仍较为有限。极端左翼政党追求无差别的平等，这种目标在欧洲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环境中，显得更加遥远和难以企及。极端左翼拒斥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立场，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孤立，在左翼阵营中也较难找到盟友。极端左翼主张虽然与民粹主义一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但不会为了赢得选票牺牲政治原则，而民粹主义则把讨好民众本身作为政治原则。因此，在民粹主义浪潮兴起背景下，欧洲极端左翼政党未能借势崛起。

最后，激进左翼吸纳了更多新生力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壮大。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失衡、不平等加剧，并带来日趋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批判的对象。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融合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了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移民难民等时代议题的关注，是一种相对新生的政治力量。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政策主张上比极端左翼政党更具时代性和灵活性，相较于社会民主党则具有更强的批判性，主张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模式进行系统而彻底的变革，还举起反紧缩的旗帜以应对社会福利保障萎缩的威胁，因而在愤怒席卷全球、“愤懑政治”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者。

但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是一个过于庞大繁杂的阵营，在反体制、反对不平等以及追求后现代权利目标的旗帜下，这一阵营容纳了众多不同的诉求主张和具体派别，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政治合力。激进左翼政党多以反紧缩为重要主张，但受制于国家财政状况以及来自欧盟的压力，这类在竞选中具有吸引力的主张往往难以付诸实践。齐普拉斯2015年在希腊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及其在2019年的败选，就是这种现实政治逻辑演变的结果。2020年1月，“我们能”党虽然历史性地进入西班牙联合政府之中，但其在2015年之后大选中的得票率已出现持续下滑。就欧洲整体情况看，难以成为建设性力量是制约激进左翼政党继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从深层看，欧洲左翼力量衰落并非因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不复存在，相反，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能够彰显左翼价值，为左翼政党发展创造机遇。欧洲左翼政党未能抓住这种历史机遇实现复兴，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弊端积重难返，左翼政党欲践行其促进社会公平与增进民生福祉的政策主张面临更大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由左翼力量本身分化和内耗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