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格与独立思想

新时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双重观照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有良好文化品格、有独立思想的英雄人物，他们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接受意识形态询唤与提升的革命英雄，是有血性、有豪气的本色英雄。本文阐述中国当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的不同阶段与特征，阐述思想型英雄人物的多个侧面：较高的文化品格带来自我提升的新能力；坦然面对人生种种逆境之英雄精神的新升华；生命之思考与人性之追问带来的看待战争与和平命题的新视界；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对初心与代价的新认知；在优秀传统文化氛围中生发出生命与归宿的新探索等。

一、当代文学中英雄形象的三次变迁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内忧外患交加，要从列强环视的重重险境中走出来，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殊非易事。创业艰难，百战犹酣，必有非常之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做出重大牺牲，带领民族和国家转危为安，成就大业。百余年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凤凰涅槃的英雄史诗。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页，就表现出对非常时势与时代英雄的咏赞。“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就是从当代英雄人物的书写开始的。

1980年代，除旧布新之际，学界曾经有过关于“英雄形象塑造是否还有必要进行”的讨论。布莱希特话剧《伽利略传》中的一句台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激起文艺界的片片涟漪①。对于塑造英雄形象是否仍然是时代的需要之争，其论争的前提是对10年内乱时期“三突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革命文艺的根本任务”等理论命题及僵化刻板的文艺创作模式的厌憎。但是，泼污水的时候，不能泼掉婴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个时段，都不乏挺身而出、击水中流的弄潮儿。时至今日，塑造英雄形象仍是文艺界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在欲望化、碎片化和游戏化思潮影响人们的视听时，召唤英雄，塑造富有历史价值和美学意义的英雄形象，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自觉选择。

20世纪被认为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盛行的世纪，不单是在中国，即便是在世界文坛，“非英雄化”和“反英雄化”都存在，但英雄的赞歌仍然浩气冲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勇士葛利高里，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天才音乐家克里斯朵夫，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与大海奋战的老渔民桑地亚哥，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不屈不挠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都是令人过目难忘的英雄形象。从20世纪中叶至今，70余年与时俱进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英雄形象塑造上，有过哪些成功经验和深刻启迪？新时代的英雄形象塑造又有哪些新质？对于这一问题大体可分三个时段来理解。

首先，“十七年”至“文革”期间，英雄形象塑造是文学创作与评论的重中之重。这一阶段英雄形象的突出特征是他们接受革命询唤，得到思想启发，从自发反抗到逐步成长。冯雪峰在评价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时，高度肯定其塑造周大勇等英雄形象的成就：“他们任何一个行动和思想，都会先去体会党的教育和党的意志（为人民服务）。他们是亲身地体验着被压迫劳苦群众的切身要求的，也是亲身体验着劳苦群众只有在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斗争才能解放自己的实际的革命道路的。”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和阶级意识询唤、教育工农大众的过程。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不计其数，却无法撼动专制王朝体制的顽固基石。只有在现代性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唤起工农千百万，遍地英雄下夕烟，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十七年”至“文革”期间的文艺作品中，党教育引导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占据主场。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两代人的造反结局迥然不同。当众多农民受到土豪劣绅冯老兰的欺压时，豪侠仗义的朱老巩挺身而出，却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朱老忠继承父亲的刚烈秉性，又得到中共地下党员贾湘农的革命启蒙，走上自觉为工农大众求解放的道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接受洪常青的教育，挣脱为一己报仇的狭隘观念，树立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的信念。但是，这一类作品在革命理想—阶级觉悟—个人恩仇的消长中，过分地强调前两者，在消除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错误地将其等同于消除人物的个性和情感。在“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创作模式中，这一弊端被推向极致。于是，革命意志坚定，但个人生活与情感相对匮乏，就成为这一时期英雄人物塑造的通病。文艺作品中英雄形象的感情世界和个性特征越来越匮乏，英雄形象被理念化、神化。

其次，1980年代以来的英雄形象塑造却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要凸显这些小写主体的本来面目。改革开放直到21世纪初，拨乱反正的趋向持续涌动，有血性、有情感的本色英雄，成为当行引领。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红色经典《苦菜花》中的草莽英雄柳八爷脱胎而来，他却没有走上柳八爷那样从自发农民武装演变到接受中共领导改编为人民军队的必由之路。余占鳌纵横于高密东北乡，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他的生命轰轰烈烈，把生命的本色张扬到极致。邓一光《我是太阳》中的战神关山林，桀骜不驯地宣称：“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②都梁《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张扬一种在危急关头敢于亮剑、敢于殊死决斗的豪迈气魄。这组作品有着某种共性，即淡化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更多地依赖人物不屈服不退让的个性。同时，这些人物的情感世界得到充分展现，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爱得荡气回肠。这些带有浓郁农民色彩和生命本色的英雄书写，粉碎了“三突出”的窠臼，将英雄人物的禀性和豪强性格，置于人物刻画的中心，这和新时期之初张扬个性解放、崇尚生命自由的社会思潮有着内在关联。

再次，新时代英雄形象塑造的新质就在于：强化人物的优秀文化品格，写出他们借助文化才能进行自我提升，成为有独立思想的英雄，赋予人物一种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本文着眼于当下英雄形象书写的新变化，论及的作品有徐怀中的《牵风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麦家的《人生海海》、张炯的《巨变：1949》、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徐贵祥的《英雄山》、王筠的《交响乐》、刘醒龙的《黄冈秘卷》①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奋战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危局，但文化品格和独立思想却成为他们的共同标识。这些作品强化了英雄人物在思想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展现思想型英雄人物的多个侧面：对英雄主义的新理解、对战争与和平的新估量、对初心与代价的新认知、对生命与死亡的新探索，并以此拓展了当代小说的思想空间，带来新时代文学英雄形象的探索创新与新鲜经验。这些致力于思想性探索的作品，给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也带来很多新启示。

二、文化品格与自我成长

新时代英雄形象的一大特征是他们有良好的文化品格和逐渐形成的思想者气质，这使他们在危难面前有更自觉的选择，有更睿智的见识，有更为有效的行动力。知识分子气质和思想文化修养，成为他们的突出标志。

良好的文化品格本来就是社会中优秀分子的应有品格，也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列宁就对十二月党人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们唤醒民众、启蒙民众的重要意义。相比俄罗斯，中国工农大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唤起其阶级觉悟更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参与。在革命进程中，知识分子虽然人数较少，但其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却非常显著。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特定语境下，文艺作品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知识分子的教育者身份逐渐弱化，被划入小资产阶级，成为需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青春之歌》中的青年学生林道静，接受地下党员卢嘉川——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的启蒙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经历斗争考验而逐渐成熟起来。但林道静的成长被认为不合乎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经典论述，所以她必须要补课，要到农村去，接受贫农郑大伯的再教育，才能够获得合法的革命者身份。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周炳等艰辛成长历程的小说《三家巷》及其续篇《苦斗》，问世未久即遭批判。批评者宣称：“它歪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抹杀了阶级斗争，把未经改造的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作英雄来歌颂，从而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②

有鉴于此，英雄形象描写的第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具有工农身份的阶级英雄，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自1980年代以来，爱得轰轰烈烈、敢打敢拼的个人英雄吸引眼球，富有书卷气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似乎难以站到前台。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后，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受到极大重视，并且形成共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当然，文化自信理论的意义关涉各方面，而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需要更为长久的酝酿期与修改期，两者的关系相当复杂，难以直接划等号，但后者也恰巧表明文学对文化品格的重视，已经体现在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型的现代英雄人物的书写之中。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中那群舍生忘死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敌人的严密监控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下从容辗转，在必死的险境中自觉放弃逃生的机会。“千里江山图”这一计划的领导者陈千里，在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叶桃的先进思想引导下逐步成长。他读列宁的《远方来信》，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进而倾向革命。叶桃牺牲之后，他没有被残酷血腥的现实所吓倒，反而更坚决地加入中共。作为主角的陈千里和他的弟弟陈千元都是大学生，他们酷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①这两句诗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非常贴切地烘托出这群年轻的地下工作者，在面对艰辛险恶的现实时所保持的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更进一步地，这样的斗争形势，不仅考验他们的忠诚信念，更要求他们有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过人智慧。陈千里恰恰是这样有高度智慧的“乾坤手”。书中最精彩的是陈千里的“三次对谈”：在广州与开香烟店的黎叔从香烟牌子引发出卢忠德借“死亡”而隐身的秘密；在叶桃墓地与叶启年斗智慧斗品格以占据斗争主导权；在上海公和祥码头与暗藏敌特身份的卢忠德讨论租借轮船，故意向其露出底牌，诱其上钩。在这三次对谈中，陈千里揣测对话者心理逻辑并做出临场引导，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单刀直入或者曲径通幽的对话中达到目的。

文化品格的提升，开辟了英雄书写的新境界。比现实的激烈矛盾更为紧张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搏斗。徐贵祥的《英雄山》将人物设置为战争年代国共两军中少有的一群文化精英：包括毕业于林业专科学校、善于通过穿插伏击等战术以弱胜强的凌云峰，土木桥梁专家何子非，阴鸷老辣的特工教官陈达，经过“西训团”军事和特工专业训练的谢谷、蔺紫雨、易水寒等。这也让双方的争斗提升到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高度，不但有凌云峰与谢非在两军开战前夕的迎风观月，还有抗战爆发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联手抗日。如论者所言，近年来的军旅小说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中人物身份的设定也出现了雅化、知识分子化的趋势，这与21世纪初流行的以“农民军人”“大老粗”“匪气英雄”为主体的俗化浪潮形成了鲜明对照。《英雄山》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说都受过正规教育。如此大规模地书写知识分子，无疑是战争叙事的一种新的趋向②。

良好的文化品格给人物带来的改变，不仅是他比其他人读的书多，而且在于他通过知识学习超越自身局限，具有运用理性进行思考和反省的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获得超越一己得失而关心人类整体的普世价值观，能够在困顿中独立做出理性的选择。人生皆有成败，皆有哀乐，但是自觉地进行反思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非人人能够做到。接受过一定的文化熏陶，具有独立的理性精神，依靠旺盛的学习能力和理性思考，才能够在风云跌宕的现实中实现自我成长。

在《英雄山》中，国民党特务易水寒参与的“借尸还魂”计划，与陈千里的“千里江山图”计划恰成对影。易水寒从小善读书，由此得以陪侍主人家的女儿上学，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此后又非常偶然地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西训团”，接受专业培训数年，学得一身过硬本领。他冒名顶替红军西路军特务团团长凌云峰，潜入红军内部，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以便破坏正在建立中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此，易水寒要学习红军的规则、条令和语言方式，要反复揣测凌云峰的既往经历并模仿其言行特征，从里到外都变身为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因为沉浸式学习过于投入，他说话做事都变得越来越像凌云峰，红军的战斗宗旨、凌云峰的传奇往事，逐渐占据他的心灵。工农红军抗日救国正气凛然的宣言、靠强大精神信念战胜强敌的奇迹，令他叹服，而背叛民族大义又是易水寒心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还有凌云峰的文化修养、军事才能和个人气质，在各方面都要优秀于易水寒，这让后者心存羡慕。经过心灵洗礼，“借尸还魂”演化为“弄假成真”，易水寒蜕变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指挥员，在抗日战场上大显神威。“打仗靠什么，靠精神，靠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我们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首先靠的就是理想信念，靠的就是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我们不是为个人作战，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信仰才有牺牲精神，有了牺牲精神就敢打必胜。”③这本来是易水寒模仿凌云峰的一段演讲，却已渗透进易水寒的内心。在现实中许多转变政治立场投身革命的革命者，都证明着易水寒的选择并非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