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为本体到本体何为

作为富有活力的研究范式，“历史化”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转型。新诗史研究内嵌于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中，其“历史化”与后者的范式转型有着某种同构性。由于文类特殊性，新诗史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迄今，新诗史研究的“历史化”探索已20余年，它在相当程度上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与成熟。循此，梳理、总结其“历史化”经验，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史意义。本文试图追问并回答的是：“历史化”范式如何与新诗史研究相结缘？其“历史化”学术谱系有何内在多元性？数代学者的“历史化”探索有何演进与异同？他们分别为“历史化”贡献了何种学术经验？其限度何在？同时，探勘新诗史研究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验，以加深对后者范式转型的理解，亦是本文的关注点。

一、“历史化”与新诗史理论思维的转型

讨论“历史化”，有必要对其词源，以及它如何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场域做一番简要回顾。一般认为，“历史化”源自美国理论家詹姆逊的著作《政治无意识》里的口号“永远历史化”①。从知识谱系上看，“历史化”基本涵盖了詹姆逊“永远历史化”、海登·怀特“历史叙事性”、福柯“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理论范畴。从方法论上看，“历史化”与詹姆逊所倡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紧密相关。本质上，“历史化”是在历史主义哲学体系坍塌之后的知识重建，其整体呈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②的倾向。

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时初步介绍了“历史化”，9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则进一步推动“历史化”的普及。有关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术演进，陈培浩曾如是梳理：90年代初，“历史化”首先由李杨、唐小兵两位学者的“再解读”实践所催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等的学术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当代文学史理论思维发生转型”；程光炜、李杨、贺桂梅等学者领衔的“重返80年代”学术实践，使“历史化”逐渐成为“学科重要方法并影响了当代文学从现象到整体的史述重构”；“历史化”成熟后并未定型，洪子诚晚近出版的《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系列著作，仍持续探索着“历史化”的崭新可能③。

上述梳理对厘清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术谱系不无裨益。不过，仍有必要探求新诗史研究的“历史化”情况，以凝结不同于当代文学主流的“历史化”经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理有据、富于说服力的史论往往成为新诗史著的基础，“史”与“论”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新诗史述的一体两面。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新诗史（论）著，通过其细部深入管窥新诗史研究的“历史化”面影。确切地说，新诗史理论思维的转型，主要受惠于洪子诚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成果引入新诗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

1996年，在讨论“重写诗歌史”话题时，洪子诚对新诗史“本体”和新诗史述进行了双重反思：一方面，他将“对新诗运动、思潮和艺术形式、诗歌流派和诗人创作的内在研究”一并纳入新诗史“本体”范畴；另一方面，他强调“重写”，主要是通过“更新研究的观念方法”以达到重估“主流”、发现“边缘”，从而“深入把握新诗发展过程的矛盾”①。接下来几年，他的诗史观革新由对“本体”的反思向概念及理论体系的建构逐步深化。

1998年，洪子诚首次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福柯式考察②。此举是其自觉地对影响学科认知的一系列概念予以“历史化”清理的开始。此后几年，他有关“历史化”研究的著作迭出。2002年，他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历史化”来描述当代文学的研究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乐意听到的是“回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是“将历史历史化”，是福柯的“还原历史语境的‘知识考古学’”③。在他看来，所谓“历史现场”，就是“对事物所做的各种讲述、记录、回忆、编纂所编织的状况”，“靠近历史本身”实际上是“靠近”有关历史的“话语活动”④。文史观的转向促使他开始“重写”1993年版新诗史。

历时数载，《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以下简称“修订版”）终于在2005年付梓。先后两版新诗史的写作时间跨度近10年，两者在基本框架、史述体量（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7万多字）及叙述策略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作为范式转型的初期代表成果，“修订版”为学界带来了极为宝贵的“历史化”经验。

一是重审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诗史观，破除高度本质化的政治/文学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知识考古，洪子诚深刻地揭示出“当代诗歌”这一命名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分期上，他竭力呈现“历史断裂论”背后的文化想象逻辑与价值等级秩序。需要指出的是，他对政治/文学二元对立思维的破除并非一蹴而就。1993年版新诗史中，他将20世纪80年代诗歌美学上的转折性变化归因于审美的自觉，“修订版”中，他有意识地摒弃对审美属性的强调，转而揭橥80年代诗歌场域中的文化政治：朦胧诗内嵌着一种“还原”历史“真相”的动机，它“在论争中确立其地位，同时也建构其自身的‘秩序’”⑤。他的转向表明“历史化”是渐进的过程，难以一劳永逸。

二是还原“文本历史”，突出“历史文本”乃富有修辞和想象色彩的话语方式。如将“文革”后对新诗史的“重述”视为诗歌“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文革”地下诗歌的后设性：“其状况、面貌，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因服从于某种意图，而在叙述上不断累积的‘清晰化’过程。”⑥洪子诚对引号的使用，既是一种“阐释自限”意识，更是对“历史文本”叙事性的提示。而将“文革”地下诗歌视为80年代的诗歌现象予以评述，则如实还原了“文本历史”。

三是容留的美学立场与召唤的文史意识。“修订版”对“政治抒情诗”进行大篇幅压缩，以回应、纾解80年代“正本清源”的情结；对不断受着“追封”“加冕”的现代主义诗歌，则保持适度的审慎。在诗学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上，“修订版”依然选择对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等重点作家的作品及其历史人文精神进行了美学容留。此外，“修订版”具有鲜明的文体开放性。论者力图呈现90年代“进行中”的诗歌生态，不过早地下定论，而是以召唤的文史意识期待新的美学生成。反思前见，而非盖棺定论的“历史化”要义由此显影。

四是在敞开新诗“本体”的基础上沟通研究的“内”与“外”。“修订版”在关注新诗艺术质素的同时，引入丰富的“周边”，以深入探勘当代诗歌的复杂“生成”机制。其有关“‘经典’的选定和确立”“新诗道路的选择”“诗歌的形态”，以及诗歌的“发表方式”“阅读方式”等话题的讨论，深入剖析了各种社会性、制度性因素如何显性或隐性地规约着当代诗歌的形态特征与历史进程。通过将物质性因素纳入新诗“本体”，纯文学神话得以祛魅，而研究中“内”与“外”的罅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订补。

质言之，洪子诚通过纯文学的祛魅使新诗“本体”进一步敞开，其对二元对立思维的破除、历史叙事的祛蔽，以及由“内”向“外”的学术转向，有效推动了新诗史理论思维的转型。

二、走向“本体”与开放问题：转型期前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诗史观受现代性范式影响甚深。将现代性视为贯穿新诗发展的线索，几乎成为了当时新诗史述的样板。随着被“掩埋”的诗人诗作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流派和诗潮研究也相应地成为新诗史研究的重镇。据不完全统计，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流派、诗潮及专题史研究包括：《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孙玉石，1983）、《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陆耀东，1985）、《五四新诗史》（祝宽，1987）、《正统的与异端的》（蓝棣之，1988）、《诗潮与诗神》（王清波，1989）、《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朱寿桐，1991）、《新世纪的太阳——20世纪中国诗潮》（谢冕，1993）、《中国新诗流派史》（柯文溥，1993）、《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泽龙，1995）、《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张同道，1998）、《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孙玉石，1999）、《中国新诗流变论（1917—1949）》（龙泉明，1999）、《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罗振亚，2001）等。

以现代性为旨归的新诗史书写，其进步意义首先在于对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反拨。其次，上述学者的研究几近完整地“勾勒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版图”①。孙玉石的“现代解诗学”更是为学理化地研究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方法。然而，现代性研究的日渐成熟也造成了范式固化，潜在地遮蔽了部分与之不同的艺术样态。王泽龙曾对此做过清醒而深刻的省思：“我们不能把现代性绝对化与本质化，不能把它作为剪裁中国文学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唯一价值尺度。”②与其所见略同的还有李怡和王光明两位，他们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性困境的突围。

《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1994）是李怡的早期代表论著。该论著导论中，李怡为新诗研究开出了一剂药方——“进入新诗本体！”在他看来，“本体”是“诗歌的历史存在”，包括“现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生成发展，文化属性的存在，以及语言模式的特征等”③。对“文化属性”和“审美意识”的容纳，使其“本体”超越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李怡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主观意志”外的历史“本来面目”④。对纯客观之否定及对阐释多样性的肯定，使其新诗史观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此外，李怡还注重历史整体关联，自觉培养研究的谱系意识。他善于在诗人、诗派、诗史的多重比较甄别中锚定个体的独特位置，在对个体的价值估衡里渗透着研究者对新诗史脉络的整体把握。历史整体关联的理念使李怡对历史断裂论保持警惕，由此他主张应“在与近代、当代的承传演变过程中来把握现代诗歌”⑤。

李怡“新诗本体”的探索是对此前旧有范式的反拨，其重塑学术精义的价值自不待言。然而，此观点也并非无可商榷。他虽声明不存在纯客观的“本体”，却为此预设了“尊重艺术自律性”的前提。何为“艺术自律性”？按其说法，“所有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只有在经过了诗这一特定艺术形式的接纳融解和重新编制以后才是有意义的”①。由此，李怡在突破“新诗本体”的认知范畴后，再度回到了文学研究的“内部”——与“艺术自律性”若合符契的社会文化概念得以进入阐释视野，而那些潜在地制约着新诗发展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则被排除在了研究之外。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是由新诗发展中系列重要的诗学命题串联而成的代表作。首先，论者声称“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经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②。“与其锁定历史，不如开放问题”，这恰是王光明探索的启示所在。“问题化”的研究路径，使其打破了“总体性”神话对“差异性”的遮蔽。该著对新月诗派形构的艺术辨认、对现代派诗质的探幽发微，早已跳出理念先行的书写藩篱。其次，自觉的问题意识使论者从简陋的“历史进化论”转向多元的“历史演变说”。“演变”而非“进化”的理念，使其洞察了隐于白话诗、新体诗、新派诗、现代诗、新诗等概念背后的不同历史想象，有力揭示出内嵌于新诗中的“唯新情结”。

美中不足的是，王光明“以问题穿越历史”③的探索未能一以贯之。姜涛检视了贯穿该著的“审美主义视角和一种激烈的反思意图”，中肯地指出对现代性迷思的批判以及对艺术本体优先性的不自觉强调，共同塑造了论者“进入历史之间的特殊‘成见’”④。“成见”限制了反思、追问的力度，导致论者在援引西方的反思现代性理论时，又不自觉地将其视为自明的前提。研究历史问题，却未能对研究前提予以“历史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一般来说，新旧范式在各自独立前，大都需要经历一个暧昧、胶着的脱蜕期。李怡、王光明等学者的探索表明，当既有方法暴露出问题，而一种更具说服力和渗透性的范式尚未建立之前，探索的意义正在于“开放问题”——在审视已有定见中呈现历史的异质性、多样性，在敞开“本体”的视域中寻找新的可能。

三、“本体”的问题化与“历史化”的演进

李怡、王光明等学者在范式转型前的探索，深刻地体现了一种不为时役、勇于破壁的学术精神。同时，此种“未完成的探索”也确乎到了洪子诚这里，才真正地形成自觉的“历史化”理论建构及实践意识。受洪子诚的示范性影响，一批学术后继者起而行之，使“历史化”得以在新诗史研究的领域里落地生根。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2005）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新诗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