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有经有权”的文献史料考辨及其价值

一、《讲话》“有经有权”的来源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于1994年，准备工作开始于1990年，1991年6月成立编写组。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谈话录，第二部分是初拟稿，第三部分是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涉及《讲话》①的部分主要是谈话录和初拟稿。胡乔木分别于1991年10月25日和1992年1月4日两次谈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谈话的工作人员有鲁振祥、龚育之、郑惠、石仲泉、邱敦红、张高富。谈话录部分基本保留了对话的形式（只是没有把问题和工作人员的对话附上）。相对于初拟稿，谈话录比较活泼，谈论的对象也比较多，如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在座谈会上的表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争论、《讲话》的修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讲话》的“有经有权”等。初拟稿则将谈话录按照顺序分为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正式发表、座谈会后和“有经有权”几个部分。谈话录中涉及的几个敏感问题，初拟稿经过筛选合并，只留下“有经有权”作为单独一节，可见其对于《讲话》的重要性。

胡乔木在谈话录中针对《讲话》“有经有权”的谈话如下：“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②这是《讲话》“有经有权”说的原始出处，也是后来学界引用的原点性版本。初拟稿将谈话录略加修饰为：“《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③研究者在引用胡乔木的回忆录时，对这两段材料一般不加详审，或引用谈话录，或引用初拟稿，有的则两个都标注上。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谈话录是对话的风格，所以相对随意，但也更加真实，如胡乔木不止一次强调“毛主席跟我讲”“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而初拟稿则变成相对客观的“毛主席说”“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另外，谈话录中“有经有权”的阐释主体是郭沫若，“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这句话很关键，即郭沫若并不是针对《讲话》发表的“有经有权”这一观点，而是针对文艺本身。把郭沫若的“有经有权”论与《讲话》相关联，是胡乔木在谈话中的“引申”：“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这意味着，毛泽东欣赏郭沫若的“有经有权”与《讲话》并无直接关系，将“有经有权”与《讲话》相关联是20世纪90年代胡乔木的“引申”。但是到了初拟稿中，阐释主体则变成了毛泽东，“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显然，初拟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隔离了谈话录的私人性质，将“有经有权”重点放到了《讲话》本身，以强调其超越时代的理论概括性，而将这个说法的原初定位与胡乔木的事后“引申”有意无意地略掉了。初拟稿的这种倾向，抹去了叙述的公与私、客观与主观的界线，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太清楚毛泽东这话是在什么场合所说，又是对谁说的，某种程度上是将《讲话》的“有经有权”当成了一种评价性的定论，甚至是本质性的必然。事实上，私人性的回忆虽较随意，却更能体现语境的真实。胡乔木从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历经修改之后于1943年10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应该说，《讲话》从记录整理到发表，都与胡乔木直接有关。他回忆座谈会后曾“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并推测郭沫若的评价应该是“看了《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稿之后说的”。这些回忆应该都有相当的可信度。胡乔木对于这些细节虽然比较自信，“对这话我完全可以负责”，可还是有些不放心自己的记忆，认为对“郭沫若‘有经有权’的话可以查一下”①。而在初拟稿中，胡乔木这些对回忆的自信和疑虑一概被过滤掉，变成了无须求证的“史实”。

胡乔木曾提出自己这部回忆录的材料来源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党中央保存的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报刊上的）；三是个人回忆。三方面结合起来。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不能把事情说清楚。”②由于缺乏注释和参考文献，在“有经有权”这一问题上，我们不确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执笔者们参考了什么资料，是否对胡乔木“有经有权”的回忆有所查证和参照，仅仅从史料考证的角度来看《讲话》的“有经有权”说，确实存在一些疑问。毕竟这只是胡乔木一人的回忆，可算是孤证，又加上隔了半个世纪，如果不能找到可靠的史料佐证，很难保证相隔几十年的记忆的准确性。口述或回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口述材料进行论证也是在追求历史的真实。尽管“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③，但口述辅以文字资料才是更加可靠的，而且“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现场资料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证据”④。口述或回忆与真实的历史存在一定差异是常态，从心理学角度看，大多数自传性回忆往往是“为了维护自身和过往的完整性而进行的重建”⑤。因此，对研究者来说，追求历史的真实应该比“维护自身和过往的完整性”更加重要。我们有必要追寻“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现场资料”，来充分印证历史的真实。

二、郭沫若“有经有权”说考辨

在胡乔木的回忆中，关于郭沫若对《讲话》的评价给出了三条线索：一个是郭沫若评价的时间，“离发表的时间不会太远”；一个是评价的内容，“凡事有经有权”；一个是《讲话》发表后曾“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第一条线索可以梳理郭沫若1943—1944年的日常活动，以及与延安的往来，考察其是否有涉及评论《讲话》的内容；第二条线索可以梳理郭沫若其间的写作活动，考察其“有经有权”的表述来源；第三条线索则需要考证征询了哪些名人的意见。本文将逐条尝试论证。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后担任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曾在《我要说的话（代序）》中将郭沫若视为鲁迅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①。郭沫若在担任厅长初期，就有意识地联络大量左翼文化名人，包括胡愈之、田汉、洪深、郁达夫、史东山、冯乃超、阳翰笙等人，实际上担负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职责。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史讽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致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专门提到郭沫若在文化上的贡献：“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②同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发电报给郭沫若，“收到《虎符》，全篇读过，甚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③。1944年3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即得到毛泽东的关注。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④11月，毛泽东从延安给郭沫若去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⑤毛泽东不仅在信中对郭沫若褒奖有加，在延安的文化工作中也多以郭沫若著作为学习对象。尽管郭沫若致毛泽东的信目前不可知，但从这里可以判断，郭沫若与中共最高领导层之间有一个直接的沟通渠道，如果有所联系，应该会在电报或书信中显露出相关线索。再从时间线上分析，《讲话》于1943年10月发表，1944年1月毛泽东即有电报致郭沫若。如按照胡乔木的推测，郭沫若在《讲话》发表不久就有评价的话，则毛泽东电报中应当不只谈历史剧《虎符》，也该对直接关联《讲话》的“有经有权”有所提及，目前资料显示却并未有之。

郭沫若此一时期的言论或创作中是否对《讲话》有所评论？《讲话》的发表是在1943年10月19日。1944年1月1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了《讲话》“结论”第一、二、三部分的主要内容。这应该是大后方民众第一次接触《讲话》，虽然并不完整。对郭沫若来讲，1943年的工作重心是重新回到诸子研究。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写道：“一九四三年的七月尾上，于怀兄要我为《群众杂志》写文章，我答应写一篇关于《墨子》的东西。”⑥《墨子的思想》写完后，郭沫若又对吴起产生了兴趣，于是在8月20日开始写《述吴起》。这之后一发而不可收，28日写《秦楚之际的儒者》；9月8日写《公孙尼子追记》；9月13日开始写《吕不韦与秦始皇》；10月10日读《韩非子》，到1944年1月12日完成《韩非子批判》；1月30日写《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约一周完成。郭沫若在完成《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期，到这一年的7月才开始进行《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随后直到10月，又完成《孔墨的批判》《宋钘尹文遗著考》《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从这段紧张又集中的工作来看，如果说1942年到1943年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爆发期，那么1943年到1944年则是其转向诸子研究的集中期。值得注意的是，从1944年2月初到5月30日迁往赖家桥止，是郭沫若诸子研究的一段空白期。郭沫若为什么在紧张的著述中突然出现短暂的停顿？查询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这段时间郭沫若虽然没有继续诸子研究，却创作了诸多长短文章，如完成名篇《甲申三百年祭》等，还主持参与了多次活动，其中，与《讲话》有关的活动占据了他不少时间精力。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在3月18、19日召开座谈会讨论《讲话》。这次座谈会郭沫若虽未到场，应该也是知晓且同意的。4月，刘白羽和何其芳从延安赴渝传达《讲话》精神，周恩来专门叮嘱“先去看郭老”。根据刘白羽的回忆，他们拜访郭沫若后，由“何其芳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情况，以及《讲话》的主要内容”，郭沫若则“仔细倾听，频频点头”，“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发展，一大贡献”，并对毛泽东的“精辟的立论，击节称赏、赞叹不已”①。刘白羽没有具体说明郭沫若都说了哪些内容，但在活动结束后，“两人对此行做了一番研讨，写了一份汇报提纲”，汇报记录是“忠实的、客观的，不但满意地记下同意的意见，也谦虚地记下不同的意见”②。刘白羽在回忆中刻意记下了个别不同的意见，在冯乃超主持的座谈会上，宋之的“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立刻发表了不同的意见”③。以郭沫若的身份地位，如果他也发表类似的不同意见，刘白羽的印象一定更加深刻，不可能忽略不计。可见，“有经有权”虽是中肯之说，但“权宜之计”的评价对当时的《讲话》来说未必是令人满意的表达，即便是郭沫若，以此评价《讲话》也必须三思，不能简单一说了事。

刘白羽其实也间接纠正了胡乔木关于《讲话》发表后曾“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的回忆。何、刘二人在郭沫若家开过座谈会后，还遵照周恩来的叮嘱，单独拜访了一些文化名人，如阳翰笙、杜国庠、胡风、臧克家、吴组缃、茅盾、老舍、张恨水等人，“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谦虚谨慎地征询意见”。只不过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只顾着回想每个人的风采，没有记下他们的意见，从而削弱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在胡乔木的回忆中，似乎有将“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与何、刘赴重庆传达《讲话》精神分开的意味。留下的疑虑是，他的谈话中用了不少不确定的词语，如“恐怕”“如果”“会不会”等，甚至还有疑问语，如“会不会是用电报传到延安的？”这样的叙述口吻已经在质疑自己回忆的可靠性了，所以初拟稿中这段话就直接删掉了。但问题在于，文字删除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也不等于坐实了史实。刘白羽对胡乔木回忆的纠正作用就在于此，即“征求一些名人的意见”是何、刘二人赴重庆的任务之一，且这个任务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委派的。如果郭沫若确实说过“有经有权”，那也是经何、刘二人带回延安的意见汇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