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纪》：西域悲歌动古今

一

我对古代的西域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原因就是古代西域可能与中国文化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一些基本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有兴趣，却也一直没有下功夫研究过。邱华栋的长篇新作《空城纪》①，新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洋洋近50万字的《空城纪》，正是以古代西域为表现对象。我于是怀着某种期待开始读这部厚厚的书。读完了，颇有话想说。

我翻过几本医学史方面的书。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初版于1920年，由上海医学局发行，后在1937年和1957年进行过两次修订。我手头的书是201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应该是1957年的修订本。该书第五章，论说的是“周秦医学的演变”。所谓“周秦”，是中国医学的草创时期，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的草创时期；所谓“周秦医学”，就是草创时期的中国医学，萌芽时期的中国医学。陈邦贤指出，在周秦时期，所谓“扁鹊”是一种泛称，是所有良医的代名词，“凡称良医，都叫扁鹊，和释氏呼良医叫作耆婆是一样的”②。在周秦时，“扁鹊”相当于佛家所谓“耆婆”。陈邦贤在研究周秦时期医学时，借助了民国时期考古学家卫聚贤的观点③。陈邦贤说：“卫聚贤《古史研究》，他说扁鹊的医术，是来自印度；他说是中国在战国时，学术突然发达，是受外来的影响。”④又说：“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在西北的陆路于春秋时已有；因为交通的影响，当然有人是学印度医的；所以在虢时有虢太子治疾的扁鹊；齐桓侯、赵简子、秦武王时也有学印度医的扁鹊。”⑤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中土（华夏）是否与异域文化有接触，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卫聚贤认为早在那时，中国文化就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卫聚贤写了《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和《古代中西的交通》两文，收入其编纂的《古史研究》第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卫聚贤的《扁鹊医术来自印度》，劈头就是这样一段：

中国在战国时，学术突然发达，是有受外来的影响，如墨子即其一例。但封建及传统思想太深的人，很生气地说：“中国即受其影响，当不是墨子一人，何不多找几个！”是以我就找出了随巢子老子等。但这多是些哲学家宗教家，现在又找到了一个医学的扁鹊，出来捧场。⑥

强调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必须证明在春秋战国时，中国便与印度有来往。在《古代中西的交通》中，卫聚贤证明了这一点。卫聚贤说，西北的陆路交通，远古便有了，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变得“繁荣”。春秋战国时期，天文知识、炼铁技术等，便从巴比伦、欧洲，经西域传入中国①。

卫聚贤的观点，可能早已是历史学界的常识。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在论及“西域史前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时也说：“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一般都认为是从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其实，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西域就已经与其东西两方有了频繁的交往接触，这主要反映在西域史前文化与其东西两方有许多相同或相似因素的考古资料之中。因此，阐明西域史前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可以大大提前丝绸之路的历史。”②又说：“西域史前文化与其东西两方均有交往和联系，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张骞通西域，仅仅是以官方使者的身份经历了这条路线并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事实上，在这之前很久，这条路线即已存在，各种民间往来甚至可能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官方交往都通过这条路线进行和实施，只不过没有什么文字记载罢了。因此，丝绸之路的开通，如果仅以文献记载为限，可以张骞通西域为始。但如果依据考古资料，就目前所知而言，则至少要早到公元前2000年。我们当然应该以后者为准，因为考古资料是实物证据，它可以补证文献记载之不足。”③

既然西域早在史前时期便与东面的中国和西面的印度等地有了频繁的交往，那中国当然也就早在史前时期便通过西域与印度，甚至欧洲等地有了交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在其萌芽期便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意味着中国文化本就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这当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基本问题。卫聚贤说，中国在战国时期，学术“突然”发达，是因为受了外来影响。这“突然”二字用得耐人寻味。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突然”发生的，却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通过西域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呼唤，便是其缘故。人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时期，一是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另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这两次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都是在外来思想文化影响冲击下发生的。

明白了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2000年即已开通，我们对后来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想象就会发生变化。例如，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把张骞的出使西域，理解和想象成是一行人艰难地走在从来没人走过的路上，其实他们脚下的路在他们到来前就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走在这条路上的，不仅有张骞和他的团队，还有往来的商旅。再例如，玄奘的西天取经，也并不像《西游记》所写的那般苦难重重，相反，走在西域的路上，还可能受到礼遇，受到膜拜。

让我们回到邱华栋的《空城纪》。我对西域兴趣的核心，是历史上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说邱华栋的《空城纪》是以古代西域为表现对象还不太准确，应该讲《空城纪》是以古代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为表现对象。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关系，有史料记载的历史，始于汉代。邱华栋的《空城纪》也正是从汉代写起。在历史上，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体是一种政治、军事上的博弈关系，是征服与反征服、掠夺与反掠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但邱华栋的《空城纪》，却没有把政治、军事作为西域与中原关系的主旋律来写，也没有过多地呈现历史上的征战、杀戮。《空城纪》的主旋律，是历史上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文化交流。这当然是非常明智、合理的选择。

二

“西域三十六国”应该是一种习惯的说法。所谓“三十六国”，当然不是实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在辽阔的西域，众多国家忽兴忽灭，存在过的国家应该远不止三十六个。与中原王朝发生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家，历代相加，也是很惊人的数字。邱华栋写古代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写到。《空城纪》由六部分构成：《龟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我们看到，《空城纪》一共写了西域的六个国家或城池。除敦煌外，其他五个都在今天新疆境内。包括敦煌在内，这六个被邱华栋所表现的地域，都是历史上无边无际的沙漠、戈壁中间的绿洲。正因为是沙漠、戈壁中间的绿洲，所以比较适合于人类生存，也比较适合于文化的创造。这六个地域，都是西域历史上文化特别繁荣发达的地域，也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与中原王朝都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而这便是它们被邱华栋选择的原因。

新疆境内的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都在塔里木盆地边缘；敦煌也处于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缘，都属于古代西域的“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带”。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指出，塔里木盆地中部因为干旱少雨，形成塔克拉玛干沙漠。但在盆地边缘，环绕着沙漠，因为有南、北、西三面的高山雪水和山前降雨，便有许多河流，形成山前冲积、洪积扇地形，河水又潜流入地下。即使在茫茫沙漠戈壁上，只要有水便是“江南”。所以，环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便形成了一些绿洲城市、一些“以绿洲为中心的城市国家”，便形成了一种“绿洲文化”。“历史上，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都曾汇聚在这里，使这里的文化性质变得十分复杂。”《西域通史》强调，“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带”上的“绿洲文化”，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也一开始就有华夏民族参与其中。早在先秦时代，便有中原地区的民族来到这里定居，参与了最初的“绿洲文化”创造。如果说汉代以前，中原与西域的来往还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西汉以后，情形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汉的中央政府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实施对西域的行政管理，在派员驻守西域的同时，还实行屯田实边政策，便有内地居民成规模地迁往西域，定居在天山南北。而西域各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在他们的国内“积极推行汉文化”。“随着丝路的开发，彼此文化的交往更加频繁，内地居民仿效西域某些生活方式，一时‘胡风’遍于朝野。”①

《西域通史》指出：“政治上的分散聚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几个大的块块，或者说以某一个强国为中心，形成几个大的政治势力范围，比如鄯善、于阗、龟兹和高昌”，而这几个“块块”，“它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②。邱华栋《空城纪》所写六个区域中，前五个区域正是《西域通史》指出的这几个“块块”。于阗、龟兹、高昌，连地名都一致，不必多说。而尼雅和楼兰，合起来便是《西域通史》所说的鄯善。尼雅是当时西域小国精绝国的所在地。邱华栋在《尼雅四锦》部分，写到了“鄯善国吞并了精绝国，让这里变成了鄯善的一个州”。《空城纪》中，紧随《尼雅四锦》之后的便是《楼兰五叠》。写完尼雅便写楼兰，是因为这两地本是一个区域。而在《楼兰五叠》中，邱华栋让我们知道，楼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曾经“商旅云集，河道纵横，佛寺庄严，宝塔高耸”。唐代安史之乱后，楼兰曾经被吐蕃占领，而这一地区也早已改称鄯善。至于敦煌，其实也属于这一大的区域。《楼兰五叠》也指出，汉武帝战胜匈奴后，在河西设四郡，其中的敦煌郡管辖的区域内就有楼兰。

邱华栋的《空城纪》写了“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带”上的六个城市，或者说六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绿洲国家。《空城纪》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又不似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说《空城纪》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是因为《空城纪》叙述的稍稍重要一点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都是有史料依据的。说《空城纪》不似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小说自始至终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而这个讲述故事的“我”，身份又不停变化着。有时候，“我”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时候，“我”是一个当下现实中的人物；有时候，“我”只是一个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有时候，“我”则干脆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有时候，“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只是一尊佛像雕塑的头颅；有时候，“我”则是一枚钱币。这样一种处处以“我”的口吻叙述的方式，当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颇不相容。二是作品中始终有着强劲的“现实”维度。《空城纪》写了六个历史上的城市或国家，由六部分组成，但每一个部分都是始于历史而终于现实；每一部分，最后都由一个现实中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某一角度表达其对这一特定历史城市或国家的感受，表达他作为一个当下人物对历史的体悟、理解。

第一部分《龟兹双阕》，重点表现的是龟兹与中土在音乐方面的交流，特别表现了汉唐时期西域音乐对中土的影响。“尾曲：龟兹盛歌”则回到现实。“尾曲”部分的主人公是一个“民族乐器的收藏者”，主人公以“我”的口吻，叙述自己跟随一群音乐工作者探访西域、寻觅西域音乐之历史遗响的过程。也可以说，主人公“我”从音乐的角度，表达着对历史与现实复杂关系的思考。

第二部分《高昌三书》，出现了西天取经路过此地的玄奘。邱华栋笔下的玄奘和玄奘取经的过程，与吴承恩笔下的情形差别甚大。邱华栋所写当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表现历史上这一地域的帛书、砖书、毯书等艺术形式。而最后的“外篇：高昌对马”则回到现实。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我”，叙述了自己跟着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教授在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探寻西域美术之历史的过程。教授还带着他的三四个学生。途中，又与专程来此地进行考古发掘的中科院考古队相遇、同行。在交河故城，在历史上的高昌城遗址，历史与现实强烈地碰撞着、拥抱着、交融着。

第三部分《尼雅四锦》，重点叙述了古精绝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又特别表现了中土的养蚕种桑技术传入西域的曲折过程。最后的“尾章：前往尼雅废墟”回到了现实。这部分的主人公“我”，“很早就想去尼雅废墟看一看”，而终于等来了机会。著名的考古学家林谷村要带领他的团队前往尼雅废墟进行考察发掘，“我”被允许同行。林谷村是国内少数几个懂得婆罗米文、于阗文和佉卢文等早已湮灭的中亚语言的专家之一。跟随这样的专家探访尼雅废墟，自然会大有收获。

第四部分是《楼兰五叠》，前面的三叠叙述的是古代楼兰的兴衰，着重叙述了古代楼兰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第四叠则写的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20世纪初年意外发现楼兰遗址的过程。这一部分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斯文·赫定以“我”的口吻叙述着他在中国西域的探险经历，当然特别叙述了发现楼兰的经过。这第四叠既不能算表现历史，也不宜算作描写现实，这是从历史向现实的过渡。到了第五叠，便彻底回到现实了。这一叠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叫王刚的青年男子。“很久以来，我就想找机会去一趟楼兰古城。”但楼兰在罗布泊荒原的中间，是著名的凶险之域，要去不容易。2013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到新疆参加一个胡杨艺术节，和一群画家、作曲家、摄影家，一起深入罗布泊，探访了楼兰古城遗迹。也在当地的博物馆见到了著名的“楼兰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