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叙事的升格、活化与裂解

“才子佳人”向来是中国作家钟爱的叙事模式，其影响经久不衰，至今仍广泛活跃于各种文学创作之中。围绕“才子佳人”这一文学母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但针对传统“才子佳人”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转型，相关研究尚显不足。现有的转型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宏观研究多聚焦于“才子佳人”文学理念的现代性转型，强调其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微观研究则偏重分析具体角色与情节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形。事实上，传统“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中早已“穿上了新衣”。许多非言情类型文学，甚至涉及非爱情关系的故事，仍然隐含着“才子佳人”叙事——它或直接作为作品的潜在逻辑结构，或通过“反转”和“活化”增加流动性，直至内核“裂解”。本文以莫言和余华的三部作品为例，剖析传统“才子佳人”模式在文本结构、元素组成，以及内部作用机制上的演化与异变。

一、从“才子佳人”叙事到“拯救者”叙事

传统的“才子佳人”叙事大致由“才子”“佳人”“权威者”和“妨碍者”四个主体构成，其核心是围绕“拯救”与“阻碍”这两种行为展开权力关系的动态叙事。这一结构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即便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才子佳人”叙事变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仍未脱离这一模式；“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叙事也未能撼动其内核。直到1980年代以后，莫言、余华等作家通过多种形式活化和扭转了经典的“才子佳人”叙事，使这一模式焕发出新的可能性。

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其爱情故事常被概括为“始于外表，终于才华”。“才子”通常是具备出众才华和俊秀外貌的青年，在知识和思想上较为先进，但由于家道中落或功名未得等原因，其社会或经济地位处于弱势。“佳人”则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淑的女性，思想与才情上也须具备一定的先进性，以与“才子”产生心灵共鸣。为了使二者的情感联结获得世俗的承认和正当性，“才子”通常需要通过考取功名来迎娶“佳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妨碍者”成为最大的障碍。他们以破坏“才子”与“佳人”之间的爱情为己任，常以顽固不化的亲属长辈、心术不正的情敌或地方掌权者的形象出现。尽管“红娘”之类的协助者偶有出现，但“才子”和“佳人”通常无法凭借自身或协助者的力量彻底化解矛盾。当矛盾发展到看似无法调和的时刻，“权威者”适时登场。无论是皇帝、高官，还是其他权威力量，他们以无可置疑的力量“主持公道”，通过让“才子”金榜题名或直接扫清障碍，促成“才子”和“佳人”终成眷属。

如果以社会权力层级由上而下排序，这种叙事中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第一级是“权威者”，道德立场为“善”，向下发出两种力量——阻碍“妨碍者”与拯救“才子”和“佳人”；第二级是“妨碍者”，道德立场为“恶”，向下阻碍“才子”“佳人”，又承受来自“权威者”的阻碍；第三级是“才子”，道德立场为“善”，向下对“佳人”施以拯救，又承受“妨碍者”的阻碍和“权威者”的拯救；第四级是“佳人”，道德立场为“善”，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接受拯救，也承受阻碍。在这一叙事中，对“佳人”施以拯救者是“善”的，施以阻碍者则是“恶”的。拯救与阻碍的力量沿着权力层级单向流动，最终汇集于底层的“佳人”。若进一步提炼，可以将“才子”“佳人”“权威者”和“妨碍者”的四体关系简化为“拯救者”“妨碍者”和“被拯救者”的三体关系，形成“拯救者叙事”的基本框架。“权威者”和“才子”同为“善”的“拯救者”，其力量向下流动，可阻碍较低等级的“妨碍者”；“妨碍者”均为“恶”，其力量亦向下流动，阻碍更低等级的“拯救者”和“被拯救者”。“被拯救者”始终处于被“善”绑定的被动位置，其命运由权力结构决定。这一三体关系中，“拯救者”与“妨碍者”之间的对抗，以及“被拯救者”所承受的双重作用，均受社会权力的大小左右，身份关系几乎无法逆转。固化的善恶形象、稳定的权力结构，以及单向的拯救关系，正是“拯救者”叙事的核心架构所在。

到了“十七年”时期，一些脍炙人口的革命小说即便在文学性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它们依然被奉为经典文本，这种现象或许恰恰源于它们在革命政治的叙事外衣之下，隐藏着传统“才子佳人”叙事的潜在张力和熟悉感①。以《青春之歌》为例，这部小说可解读为“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 ②。余永泽起初以“才子”身份出场，成为“佳人”林道静的救命恩人。然而，随着情节发展，余永泽因怯懦世故成为林道静追求进步道路上的“妨碍者”。于是，林道静同余永泽分手，热衷革命的卢嘉川成为新的“才子”。卢嘉川的牺牲并未让林道静的旅程停止，党内叛徒戴愉与特务胡梦安成为新的“妨碍者”，将林道静推入险境，甚至导致她被捕入狱。最终，象征革命信念的中共党员林红和江华作为“权威者”的化身，向林道静传递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工作经验，而江华也成为林道静的第三位“才子”。

从“拯救者叙事”的角度来看，《青春之歌》的权力结构与传统“才子佳人”叙事一脉相承。林道静作为“被拯救者”，始终位于权力结构的最底端，承受最多的拯救和阻碍。林红、江华和卢嘉川成为林道静的“拯救者”，而胡梦安、戴愉则充当林道静的“妨碍者”。余永泽的角色则较为复杂，他从“拯救者”转变为“妨碍者”，这一角色反转更多源于“被拯救者”需求的转变——当林道静从维持生存和追求爱情转向对宏大革命的热切追求时，余永泽早期的“拯救”行为逐渐显现出“阻碍”的性质。不过，余永泽的庸俗与自私毕竟是作品批判的对象，从这一角度看，他也在某种意义上暴露出了“恶”的本性。

《青春之歌》在传统“拯救者”叙事的框架内似乎也有了些许突破。虽然其叙事内核并未改变（“被拯救者”依然处于权力层级的最底端，是拯救与阻碍行为的最终接受者；“拯救者”与“妨碍者”仍然泾渭分明地分属善与恶的两极），但余永泽这一角色的设定让原本固化的“拯救者”定位出现了一定的松动。这种变化预示了传统叙事结构在新时代中的潜在变革契机。

随着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大量西方现代派文学著作进入国内，带来了全新的叙事意识和文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升级改造，成为历史赋予当代作家的重要使命。对于相对固化的“才子佳人”叙事，如何在新观念的冲击下进行形态上的蜕变，是新一代作家在创作中需要面对的课题。

二、反转的向度与模糊的边界

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于1985年发表。这部小说对“拯救者叙事”的基础架构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为这一叙事类型开辟了更广阔的阐释与发展空间。具体来说，莫言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扭转了单一且固化的“拯救关系”，赋予“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关系反转的可能性；其二，他解除了权力层级之高低与拯救力量之强弱的关联性，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可以成为“拯救者”，而强者也有可能寻求拯救。

《白狗秋千架》中存在两组重要的拯救关系。第一组是多年前造访村庄的蔡队长与幼时的“我”和“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先进青年干部，蔡队长是某种“高位”与“善”的象征，就像古典文学中离乡赶考的书生，将希望和想象留给偏僻闭塞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宛如一座巨大的深闺楼阁，处于低位的“我”和“暖”就像苦苦等待书生考中归来的“佳人”，持着如意郎君留下的定情信物般的书籍和牛角小梳子朝思暮想，只盼蔡队长早日归来，将“我”和“暖”招进解放军，离开家乡，得到拯救。然而，莫言对蔡队长的亮相和救赎方式加入了不少戏谑成分①。蔡队长最终没有回到村庄完成他的承诺，这一结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带有讽刺意味。尽管如此，蔡队长依然对“我”产生了启蒙性的影响，使“我”能够主动走出乡村，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由此，蔡队长依旧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我”的“拯救”。

第二组拯救关系则发生在长大后回乡的“我”与“暖”之间。表面上看，小说最后“暖”近乎狂热地乞求“我”给她留下一个正常的“种”，以此拯救苦痛麻木的她，但这一拯救关系实际上是双向的。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救赎，更是对自身愧疚的释怀。原本青春靓丽又有才华的少女，从秋千架上跌落下来，就断绝了一切出息的可能性。“暖”的命运急转直下，沦落到嫁给野兽般粗蛮的哑巴，并为他生了三个野兽般的小哑巴，身体和精神都遭到大环境的严重凌辱。“我”本就对“暖”的瞎眼心存愧疚，加上“暖”还是“我”少年时期怀抱情愫的憧憬对象。毁掉爱人一生的愧疚之情，更是难以言喻。长大后，“我”重新面对“暖”，不得不直视那段被压抑的记忆，并深刻意识到自己对“暖”的悲惨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就是“暖”追求幸福人生的最大“妨碍者”。因此，“暖”的宽恕是“我”得以自我救赎的关键，拯救行为便不再是“先进”之人的特权，“被拯救者”亦不再锁死于权力层级的最下层。

此外，《白狗秋千架》还模糊了“拯救者”“被拯救者”和“妨碍者”之间的伦理边界。我们借鉴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引入“类善”和“类恶”的概念来分析小说中的角色行为。“类善”表示更接近“善”但未完全达到“善”，“类恶”表示更接近“恶”但未能彻底沦为“恶”。“哑巴”虽然粗蛮，但也流露出对“我”的质朴与仗义。他无疑是“暖”追求理想人生的“妨碍者”，但于“我”，甚至“暖”而言，哑巴只是个“类恶”的存在；“我”自认为在拯救“暖”，但其行为带有某种伪善的成分，“给种”的实质仍为通奸，只能勉强算作某种“类善”的立场。可见，《白狗秋千架》通过弱化“拯救者”的正当性，同时模糊“拯救者”“被拯救者”和“妨碍者”的伦理状态，拓展了通常的“拯救者”叙事。本来理所应当，且终将克服艰难险阻的拯救力量，却变得虚无缥缈和难以着力。

尽管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进行了大胆探索，但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就算是“零落成泥碾作尘”的“个眼暖”，也是因为其性格中倔强的星光还未被磨灭，才会去为自己争取最后的希望，成为自己和“我”的“拯救者”。无论是“暖”通过残存的光亮追求希望，还是“哑巴”的粗俗和落后被限制在“类恶”的框架中，“善”与“恶”仍然是拯救和阻碍行为的核心动力。那么，如果某个角色天生被视为“恶”的化身，其初心和实际行径也都是为了实现“恶”，他是否也有可能成为“拯救者”？同样，若“善”和“正义”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意图的过程中反而成为“妨碍者”，这又将如何重新定义善与恶的界限？

换言之，这不仅是对身份定义的再思考，也是善恶二元对立的统一过程。正如现实中，好心可能导致坏事，恶意有时却成善果。“拯救者”叙事需要注入一剂现实主义的“肾上腺素”，让人物更具复杂性与人性深度，真正成为活生生的人。

三、自由的主体与对立的统一

到了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莫言让《白狗秋千架》所拓宽的“拯救者”叙事进一步进化。他撕掉了紧贴于“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身份标签，从根本上革新了“拯救者”叙事，在追求“叙述的极限”这一创作目标的路途上更进一步①。

在《白狗秋千架》中，无论“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位置如何反转，哪怕“拯救者”有缺陷与弱点，其始终保持道德与伦理上的基本完整性。长大后的“我”与蔡队长终究是具备能力与正义感的正面形象。“暖”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心存善意，且因“我”的内疚之情而占据情理上的优势。至于“暖”最后的出轨意图，虽然违背了伦理道德，但从其处境和心理出发，难称重大罪过。小说中的阻碍因素，例如丑陋、低俗、落后的“哑巴”，也称不上穷凶极恶，没犯下伤天害理之事。

然而，在《红高粱家族》中，善与恶的界限模糊，道德与人性的书写展现出更加深刻的复杂性。这部由五篇既独立又互相交织的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全然不同的伦理景观：那些具有严重道德污点的人也可以成为“拯救者”，乃至民族英雄，而“正道中人”亦可能成为令人咬牙切齿的“妨碍者”。于是，“拯救者”叙事中的主体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真实的人性和历史本就如此复杂。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只要存在于人际关系中，就可能以某种方式为他人提供支持或力量——哪怕这种力量源于邪念或私欲。由此不难联想到一种经典叙事模式：“为了你，我宁愿与全世界为敌。”即便在旁人眼中沦为“妨碍者”，只要曾经拯救过哪怕一个人，其“拯救者”的身份便无法被否定。

余占鳌出身寒微，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最终成为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绑票、圈钱司空见惯，出轨更不值一提，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恶人”与“大俗人”。然而，这样一个伦理道德上污点斑斑的“恶人”，却也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拯救过许多同胞。除了多次充当“我奶奶”戴凤莲的“拯救者”，他还是“我父亲”的“拯救者”，在家庭中扮演冷面严父的角色。此外，余占鳌对战友和乡亲也极为重视。在多次战斗中，他拼命指挥战局，成为战友和百姓的“拯救者”。尤其在失败和绝境中，余占鳌的人性光辉愈发耀眼。正是这种无可掩饰的青铜般光辉，使读者在批判其道德瑕疵之前，首先承认他是一个“真实地活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