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文学”：一次文学事件的意义及其拓展的可能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冯延巳

坐听潮声来别浦。明朝何处去。

——苏轼

一

2021年以来，对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讨论成了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事件，远远超出一个所谓“文学概念”或者“概念先行”的影响。在评论家和作家的相互呼应中，关于它们的讨论正在发酵，在文坛产生着“鲶鱼效应”，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细究起来，“两新”文学（指“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出现并非评论家的概念先行，而是评论家的敏锐发现与作家创作主体的自觉行为共同推动的结果。“新东北文学”作家作品相对比较成熟，“新南方写作”与概念的提倡者相符合的作品实际上也已经存在，而且势头很猛。这是评论家与作家的一次“混合双打”，是配合得极其到位的文学事件。作家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他们的创作经验去验证概念；评论家则以他们的理论丰富着概念的内涵，逐渐明确概念的边界，推动着概念向前移动。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南方写作”的“写作”说法是显得宽泛了一些，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太文学化、专业化，那我们就姑且退一步说话，叫“新南方文学”吧。但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它一旦被叫开，就无法收回，将来文学史上记载的估计还是首次提的那个概念。好在意义区别不大，大家都明白而且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以后大家都改称“新南方文学”以求得与“新东北文学”的对应，那也是文学界内部协商的结果。在这篇文章里，我两者混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其实，它们就是一次相当于艺术界“行为艺术”的文学事件，是“行动着”的一次文学召唤与文学旗帜。

“事件”，我们通常会把它看作“重大的事”，指有影响力的大事，而并非细小的事。汉语界和英语界都持这种看法。（葛传椝在其《葛传椝英语惯用法词典》中指出，现代英语一般以“重大的事”而非琐细小事为event一词的惯用法。见葛传椝编：《葛传椝英语惯用法词典》，第2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事件”后来成为一个理论范畴，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由此产生出多种著作来讨论相关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阳指出，“事件”主要指“正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丰富谱系的，在动变、转化与独异中超越形而上学的新思想方法”。（刘阳：《事件思想史》，第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以此来衡定“两新”文学，大概也是够格的，虽然还没有“形成丰富谱系”，但视它们是一种“在动变、转化与独异中”的有超越性的“新思想方法”应该是成立的。我在此前曾经说过，“新南方文学”是倡导一种文学的革新，“意在突破原来的‘旧南方’的约束，寻找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和文学风格”，（蒋述卓：《倾听新南方的潮声》，《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它的精神内核就是革新求变。“新东北文学”也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是在汲取现代主义美学资源寻求新现实主义之后的再突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新东北文学”现象及其期待》，《文艺报》2023年6月26日。）“它真正指向的是文学对现实、历史的深度介入和表现形式、美学上的更新”。（李雪：《“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的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6日。）“新南方文学”从广西发轫，再进入广东与海南、福建，其中的许多作家也是在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重新思考着如何在返回中突破，在探索中求新。“南方以南”不过是一种契机和由头，也是高举的旗帜，真正的意图则在革新求变，在召唤未来文学拓展的可能。

这个“事件”的张力现在已经凸显出来，不管是“新东北文学”所彰显的“东北文艺复兴”也好，还是“新南方文学”提倡“南方以南”的蓬勃也好，其目的就是想掀起一场新的艺术革命（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它似乎也在呼应着王尧教授提出的“新小说革命”。王尧在一次对话中提到，他“觉得小说洞察历史、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衰退，小说艺术发展滞缓”，“我们需要探索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舒晋瑜：《王尧：当代小说需要“革命”》，《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30日。）总之，围绕着“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一种由批评家、作家和期刊编辑共同“造势”所形成的新“势能”已经出现，（杨庆祥说道：“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更是一种势能的聚合，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契机之下，批评家、作家和期刊编辑们感受到了一种‘氛围’或者‘势能’，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见行超：《杨庆祥：在流动中识别自我和世界》，《文艺报》2023年7月3日。）这种“势能”带动的就是艺术革命及其艺术拓展的可能。

二

“新南方文学”究竟“新”在哪里？目前的说法有很多，张燕玲、杨庆祥、陈培浩、王德威、曾攀、林森、朱山坡、陈崇正、唐诗人等人都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意见，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南方文学”勾勒出了一种文学现实和美好的愿景，尤其是张燕玲、杨庆祥、陈培浩、王德威四位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杨庆祥概括“新南方写作”的四种特质是：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从地理上来说，“新南方”标识出了与旧南方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不同，而把“新南方”定格在“南方以南”，目前的地理范围大致涵盖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贵州、四川，有的学者甚至想再把它推及东南亚的沿海国家。这里的地理性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临界：地理上的、语言上的、文化上的。最初的提倡者如陈培浩与张燕玲等，他们提倡的“新南方”最多只是在两广和海南以及福建这些面海的省份。最初看到这一概念，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20世纪50年代广西老作家陆地的作品《美丽的南方》，“新南方文学”区别于旧南方文学应该是在写法上、美学境界上的突破，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有时候太执着于地理性反而会限制了它的价值和未来的发展可能。正如我们现在讲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那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超地域的文学概念。从文学革新与未来的意义上去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是超地域的、面向世界的。从文学地理学所能涉及的层面上去看，文学地理学不仅涉及空间，还涉及文化与想象，甚至涉及新的文学理论的创造。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指出，文学地理学不是单一的，它同时与地理批评、地理诗学构成三个不同的层面，彼此互为补充：“首先是文学地理学，它研究在作品中制造的空间语境，这种语境同时处在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层面上；其次是地理批评，研究在文本中的空间再现，处在集体想象与主题学的层面上；再次是地理诗学，研究在空间、文学形式与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抵达一种关于创作潜能的诗学，即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姜丹丹译，《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不少评论家评价“新南方文学”首先着眼的不是它的地理概念，而是它的文化意义和文学革新价值，以及它包孕的文学理论意义，正是看重这一文学事件的独异性的表现。

关于独异性（singularity），德国学者莱克维茨指出：独异性“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说，独异性位于二者之间”。（〔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第35页，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这也就是说，“独异”包含着“既是”“也不是”的含义，含有“特殊”与“异在”之义，有点像魏晋时期的般若学阐释者僧肇说的“非有非无”，位于二者之间。“新南方文学”既是地域的，但又不仅仅是地域的，是超越地域性意义的文学。它既是“南方”的，又不仅仅是“南方”的，一个“新”字标出了它的“特殊”和“异在”，所以张燕玲用“南方以南”去诠释它。“新南方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事件，正在于它不同于常规之事的独异性。

“新南方文学”的“新”指向是“南方以南”，也是要形成一种文化区隔，它表明“我”的身份：既是“南方”的，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南方”的。旧南方以江南文化为中心，几乎遮蔽了处于南方沿海以及西南文化的南方文化，现在“新南方”要专门在“南方”划出一块“南方以南”的地方，并突出它的文化异在性。在这些“南方以南”的地方，文化是不同于旧南方的江南文化的。“新南方文学”有对以江南文化为中心的旧南方文化的疏离与反叛，同时又要张扬自身的文化个性，构筑“新南方”的文学精神高地。这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广东文学界，一方面在呼喊广东文学要“走出五岭山脉”，走向全国；另一方面又提出广东文学要举起南方文化的旗帜，强化南方意识，具有南方文化的精神品格，在流派竞争中奠定自己的格局和地位。（见蒋述卓：《新时代广东文学的突破与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这一次的“新南方文学”与当年广西、广东文学界的反思与探索也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新南方”的独异决定了它既有疏离性，又不可能疏离旧南方，更不能疏离代表中华文化根脉的北方。标出“新南方”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异质性。

在“新南方”可以包括的地区内部，其文化实际上也是多元而且杂糅的，不仅语言差异大，文化传统也不一样，如桂、云、黔、川的少数民族文化当中的师公文化（巫的一种）比较突出，但具体到某一地区又有差异。闽、粤、琼三地虽然都面向海洋，但对海的态度与认知也不相同，各自还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它们既是“南方以南”的，又同时在“南方以南”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个性。

当代作家评论 2024年第1期

“新南方文学”的推动者多从岭南植物、海岛风情、乡中厂、城中村、都市科技等角度去勾勒“新南方”的异风景：朱山坡的乡间巫气、林白的蓬勃林木、林森与鲍十的岛叙事、林棹的灵蛙幻想、厚圃的红头船传奇、吴君的深港视角、郑小琼与丁燕的工厂抒怀、葛亮与卢欣的匠人探秘、王威廉的未来诗学、陈崇正的智能人穿越等，表明了“新南方文学”并非一个板块，而是具有多种面向。王德威描述过的“南方以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肯定会有，但仅仅是这些又还不够，作为“新南方文学”必然要具备南方意象、南方气象、南方气息、南方气质、南方风味、南方风格，以及南方精神。

三

我在评林白的《北流》时曾经提道：“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新南方写作的超越性，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风俗与语言，而应该是在一种多元文化形态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代表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穷探索。”（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曾攀也说过：“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地域属性，而是以‘南方’为坐标，观看与包孕世界，试图形塑一种新的虹吸效应。”（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型》，《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新南方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拓展，必然要体现出作家和评论家对它的期许，如张燕玲说过的“蓬勃陌生”，（张燕玲：《“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主持人语》，《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朱山坡说的“异样的景观”，（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当然，这里边也暗含着不确定、挑战和风险，如林森说的“荡开”与“不安”，（⑦（⑨ 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王德威说的“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荡开”才有拓展的可能，才能成为先锋与前沿。“新南方文学”正如林森期望的“要保持一种不断往外荡开的姿势，在陆地的尽头、在海洋的彼岸，还得荡，寻找新的可能——新南方写作不以‘北望’为目标，而是在荡开的过程中，化边缘为前沿”，⑦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南方以南”的独异性。

首先，从未来的拓展来看，“新南方文学”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以及全新的叙事维度深入更为宏阔、更有前瞻性的领域，并从中获得崭新的文学经验，展示出更为丰富的文学想象力。

比如海洋性，这是“新南方文学”最不易被混淆的特性。当然，写海洋是冒险的、不安的。要写好海洋，总得要有海洋的体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得那么惊心动魄，与作者参与过出海捕鱼的生活体验分不开，更与他曾经在暴风雨中遭遇沉船经历相关。杨庆祥指出，过去的中国文学，海洋书写和具有海洋性的书写都是缺席的，即使有，基本上也是“海岸书写”，即站在陆地上远眺海洋，从未真正进入海洋的腹地。（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其实这未必准确，因为新时期文学中邓刚的《迷人的海》和《白海参》就已经写到了人与海的搏斗，并非“海岸书写”，评论家认为他的写法和观念都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而到了当下，陈春成、林森等不再效仿海明威，他们要寻找新的对海的观察角度，并以博尔赫斯等人的文学资源去形塑新的审美经验。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开启了少年以意念驱动潜水艇进入海底漫游并拯救了另一艘潜水艇的奇异故事，他那种打通时空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界限的玄幻感，给文学赋予了新的奇幻色彩。林森也在海南岛这片土地上搜寻新题材、新空间、新形式、新气息、新故事、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