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疼痛与身体的政治

盛可以是21世纪以来有关性别写作的讨论中最具话题性和标志性的作家之一，其小说几乎都与女性的身体境遇有关：从《北妹》《福地》，到《道德颂》《白草地》等作品里的性别关系与规约，女性的身体以及与之纠缠一生的欲望、情感、婚姻和家庭，无一不以“凶猛”的文字呈现出来。长篇小说《息壤》①也不例外，但又别有天地。

“息壤”意指能够自我生长、繁衍不息的土壤，其原型文化意涵来自鲧禹治水神话故事中“活土”观念的拜土意识。“土”的文化想象常与“母”这个显具性别意涵的词汇密切关联，如“大地母亲”。民间也常将土地的肥沃或贫瘠与女性的生育能力强弱相类比。文学作品中此类的隐喻意象更是常见，如盛可以的《福地》，故事中的代孕基地名为“福地”，正是以“地”来隐喻女性的子宫；而在莫言的《蛙》中，不能怀孕的女性则被称为“盐碱地”。在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中，人类的肌骨也是用泥土捏制出来的——“土”与人类生命的孕育隐喻相关。

而在《息壤》中，“子宫”回归了它的实体维度：以往有关生育的书写中一贯被有意或无意悬置的女性生育经验、身体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都在解剖刀般的文字下显现，子宫及女性身体因生育而带来的肉体疼痛和精神历程才是文本的兴趣点。同时，百年民族生育史、生命史及各种投射于身体之上的权利话语也在叙事中显影，与近乎一个世纪之前萧红的《生死场》隔着不同时代的文化魅影遥相呼应。

一、多重生育景观下的女性生命图景展示

《息壤》在时代及生育文化的变迁中呈现了初家四代女性与生育相关的生命历程，在对女性生育经验和身体体验的展示中，以家族史叙的方式掀开了因“子宫”而开启的女性生命图景和生育史。

生于晚清的戚念慈，是初家第一代女性，她在封建礼教、媒妁之言中出嫁生子，却中年守寡，晚年成为贾母式的一家之长，其婚育经历，正是前现代社会无数女性的命运缩影。有意味的是，以年龄概推，戚念慈是标准的“五四”一代女性，但与彼时文学主流所塑造的新女性形象截然相反，戚念慈不仅未因苦难的生命遭际而唤醒性别主体的自觉，反而凭借其被物化的生育功能和孕育经历而获得母权资本，她执起父权的旗鞭，在对儿媳身心的凝视/管控中，同化为封建男权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对戚念慈形象的塑造，小说反讽性地拨开了主流历史叙事中意识形态的迷障，询唤出了夹裹于时代缝隙中难以被注视到的女性生命图景。

初家第二代女性，儿媳吴爱香继续背负着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历经七次孕育才生得一男孩，但最终也遭遇了与婆婆同样的中年守寡的命运。生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吴爱香并未因时代的前进而减免身体苦难，在父权的遗影下，无论是身体自由还是生育自由，都不曾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甚至因难以忍受子宫节育环带来的身心创痛而想去医院取环时，都被婆婆以“寡妇去医院摘环会引人闲话”为由驳斥。如果说婆婆对其从内在子宫到外在言行的管控是他者的强制，那么守寡后的吴爱香自发带上头巾终身裹发的行为，则标示着其对传统性别规训的自我内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逻辑中，女性的头发同足部一样，都隐喻着极具性别色彩的身体禁忌，被裹起的头发既是吴爱香寡妇身份的标志，又意味着其对自我身体欲望的阉割。颇有意味的是，这个隐忍一生、未曾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般地将自己的苦难归结于“肉体”的存在。对于人类个体来说，身体无疑是主体自我认知的起点，也是途径，正是通过对肉体存在的感知，吴爱香的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被激发。其关于身体认知的临终感言，隐喻性地呈示了传统女性群体的命运，也极具象征性地揭示了女性的性别之痛和生命之痛。

初家第三代女性的生命轨迹已进入新中国，新的生育文化和性别观念拓宽了初家五姐妹的生命图景，也赋予其不同的生育经历和身体遭际。因家庭重担而放弃读书的老大初云，在懵懂中带孕出嫁，“二十岁以前生完两胎，按照政策老老实实做了结扎手术，肚皮上留下一条蚯蚓”。生于新社会的初云终于不用再像奶奶戚念慈那样被迫与素未谋面的男性结婚生子，也不用再像母亲吴爱香那样陷入无止境的生育旋涡并封闭于身体欲望的禁忌之中，但其身体上依然铭刻着时代的烙印。在彼时“妇女解放”和“男女都一样”的时代话语下，享受到一部分身体自由和权利的女性，也在关于性别的同质化认知中陷入家务、母职、生计与自我发展的多重困境。不同于丈夫在生育环节中的置身事外和对家庭生计的不闻不问，初云不仅要下地劳作，还要在孕育中忙于家务。

西蒙娜·波伏娃曾指出，于女性而言，“受孕对她不是性过程的终止，相反，她对物种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它是在怀孕、分娩和哺乳中，缓慢而痛苦地完成的”①。生育不仅意味着女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而且还意味着后续的节育和漫长的抚养过程。费孝通曾指出，抚养后代的行为分为“生理性抚育”与“社会性抚育”两种，“雄性生殖细胞在和雌性生殖细胞结合之前，已经与父体脱离了生理上的联系，生死痛痒业已无关。从生物层面上说，抚育作用是从单系开始的”②。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艾德里安·里奇则直接进一步地将母职分为生物性的母职和制度性的母职。这些观点共同指涉了女性在生育事项中的角色属性问题。西蒙娜·波伏娃曾对社会角色的功能做过详细论述，认为社会角色是自我或主体用来控制他者或对象的主要机制，男权制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分工使得女性被迫逐渐接受和内化自己的他者性身份，“在婚姻和母职体制中，女人内心的他者性更被强化和巩固”③。而《息壤》中，繁重的生活重担与抚育日常并未使初云完全内化或认同西蒙娜·波伏娃所谓的女性“他者性”命运，相反，初云对自我“隐忍”境遇的认知和对子女“读书识字、走出乡村”的希冀，以及后来进城做保姆挣钱供孩子读书、自我价值感逐渐充盈的经历，则显示了其基于切身的孕育体验而激发出的自我主体性身份建构的意味。同时，丈夫的冷漠闲散与初云的内外操劳形成的鲜明对比，这不仅指涉了男性在生育事项中的抚育照料职责等现代性生育命题，还有母职与女性自我发展的矛盾性困境。

对于现代育龄女性来说，繁琐且漫长的孕育及生养过程不仅耗损着女性的身体健康和精力，也让部分女性与工作、社交等社会公共空间相隔绝，困厄于家庭的房门之内，有些女性因此选择放弃或推迟生育。而生命是有限的，合适的生育年龄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也会面临生育母职与自我发展的冲突。《息壤》以初家四女儿初雪的遭际为切口，剖开了这一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女性生存景观和生育困境。初雪艰难自学读到博士，成为大学老师，但因刚入职时与有妇之夫交往而意外怀孕。如果非婚生子，她即会被开除公职失去工作，也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已经大龄的初雪在道德、伦理与自我发展的多重夹击中，无奈堕胎，却因此失去生育能力。在传统性别话语中，不能生育即意味着女性独有的生理功能的缺失，即便事业成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现实困境，甚至难以摆脱因之而起的性别与身份的双重焦虑，沦为婚姻家庭的失语者。初雪也最终遭遇了因无法生育而导致的家庭危机和精神扭曲。

由此，小说触及了生育之于女性的重要而复杂的意义。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女性的确以其独特的生理机能而天然地成为“生育之性”，而在社会文化的维度上，生育更是一个能够被无限增殖的话语场域，与诸多繁复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相勾连。西方女性主义诸流派就曾对生育之于女性的影响利弊争论不休，如以舒拉米斯·费尔斯通为代表的自由女性主义流派认为生育之于女性是一种“诅咒”，而以艾德里安·里奇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流派则认为，孕育能赋予女性以积极的生命感受①。诚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自觉自愿、适合或有能力去孕育以及应对冗长繁复的抚养问题，“生”与“不生”都可能会让女性陷入难以自控的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女性独有的身体能力，生育这一独特而深刻的性别体验，也属实是女性对内建构自我和体认生命、对外与世界建立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许多个体的女性而言，生育亦的确能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其以正面价值和能量。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息壤》的生育书写呈现出其批判性的视野。

同时，《息壤》还探讨了边缘女性的生育图景。初家第三代儿媳赖美丽是一位弱智女性，其渴望多生孩子的愿望与“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伦理和彼时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相悖的。为了不被引产，赖美丽离家出逃，因意外而一尸两命死于荒野。这段情节是《息壤》全书中极富抒情气息和情感张力的段落之一，这种张力既来自于女性作为生命创造主体的神圣性弧光投射，又来自于赖美丽因生育而开启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人格的充盈过程：赖美丽对生育的冲动和渴望，不再是男性作家笔下女性生理机能的动物性本能反映，也不是女性以生育为手段谋求家庭地位和自证价值的叙事展演，而是源自女性对个体自我生命意义纯粹体认后的选择。

初家第四代女性初秀的生育状况更具意味。她也在16岁的年纪重复了大姑初云未婚先孕的命运，但是初秀生活于思想包容、社会开放的21世纪，所以少女的未婚先孕虽也惊起了村里的风言风语，但并未像彼时初云那样让家人觉得脸面蒙羞以致要用布条勒裹肚子、草草出嫁，或者如更久远时代的“失贞”女性那样被浸猪笼。相反，姑姑们为其纠结的是生和养的现实问题，初秀却懵懂不知所谓。初秀关于生育认知的主体性缺失，显然不同于其曾祖母和祖母的对父权观念和性别规约的无奈顺从，可以说是新的文化机制和性别观念给了初秀更宽容和宽松的选择环境。这也即意味着，女性的身体终于得以从封建纲常和性别伦理中解绑而出，个体的生存境遇成为考量婚育意向的能动条件，生育事件中的女性及其身体亦开始显现出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主体面相。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②正是通过对初家四代女性不同生育图景的书写，《息壤》串联起了女性主体性由被压抑至“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作为孕育载体的女性身体也由此显露出一条由被规训走向自觉的形迹。同时，在对女性生命史、生育史的挖掘与勾勒中，小说也并未忽略贺桂梅在批评女性写作现象时言及的“女性内部的差异”①。以初雪、初玉为代表的城市高知女性和以初云、赖美丽等为代表的乡村普通女性，以及以戚念慈、吴爱香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以初秀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其各自不同的生命境遇和生育境况，城乡、阶层之间的沟渠以及各自内部的困境，在对照性的叙事中互为镜像。因此牵带而出的百年中国由传统向现代演进过程中不同意识形态下生育观和生命观的碰撞，也使得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议题而触及普世性的现实关怀和历史关怀。从这个层面来说，《息壤》可谓不仅仅是对女性生育史的揭示，还在某种程度上勾连出了民族生命史的侧影。

二、疼痛的肉身：生育体认与自我表述

《息壤》对不同时代女性生育景观的呈现，并未回避女性对于生育的“疼痛”体验。“疼痛的肉身”以女性自我表述的方式，在《息壤》的生育书写中反复出现，而且不再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空泛词汇，也不是既往女性写作中充满各种话语色彩的欲望呻吟和女性主义者们抽象沉重的性别声讨，而是以一种生理性疼痛的症候被呈现。

在性别维度中，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对“疼痛肉身”的感受无疑更充分也更有话语权，因为女性身体所要承受的最直接也最普遍的疼痛正来自于生育之痛，这是男性不曾经历并难以想象和代为发声的。在医疗视域中，生育之痛不仅包括分娩时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宫缩阵痛、生殖系统的被撕裂之痛，或者一层层的剖宫之痛，还包括孕期胎儿在子宫内发育、长大过程中对母体内脏器官的挤压、撞击，以及因此对孕妇的行动、睡眠、进食等外在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同时，分娩之后的创口之痛和哺乳时乳房被婴儿噬咬至反复结痂的疼痛，还有漫长的喂养、照料、启蒙、教育等活动中女性所投入的精力与体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身材变形和身心疾病，都会直接或间接指向女性的肉体之痛。

国际疼痛研究学会将疼痛学及疼痛科列入医疗建制。但是，与医学机制将疼痛视为疾病的举措相悖，民间话语却视女性生育之痛为常态，“瓜熟蒂落”的生育隐喻对接的是“天经地义”，显证的是对女性生育疼痛和身体苦难的漠视。

所以，当“身体”进入文学书写，尤其是“身体”借着女权主义、女性解放的西风被带入历史、性别等权利话语场域后，女性身体在文学中的出场方式就主要从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女性书写中，极力挖掘被男权话语掩埋的女性历史，或展示被压抑的女性身体欲望；其二，男性书写中，通过重新编排女性身体的方式（想象、隐喻、升华等），使之被符码化和象征化，或者简单粗暴地将女性身体设想为不知疲倦的生育工具。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无数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许不缺乏思想、情感、欲望、魅力，她们也有身体，但这些身体大多没有血肉，包括生育疼痛在内的女性肉体之痛更是被有意无意地共同悬置。

《息壤》中有两处颇有意味的情节：一处是初秀怀孕后，五个姑姑从四面八方赶来，争议胎儿去留问题。有意味之处在于，与之相对的是，在西方，曾经也有一批人为女性能否堕胎的问题争论不休，只是他们的争论是基于普泛的人权与性别平等等政治诉求，而非个体的女性切身利益。另一处是智障女性赖美丽被引产时因疼痛而撕心裂肺的呼喊场景与渴望生孩子的温情画面的对照。做这样的援引和对比是意在说明，不同于社会、文化、政治等象征系统对生育的宏观解读，在《息壤》里，宏大的政治逻辑和法律条规都被置换为具象的家庭、个体及情感逻辑，文本更关注的是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和肉身体验。